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三国演义》以及有些文学作品极大地抹黑了袁绍。在东汉末年，袁绍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袁绍作为有雄厚家族背景的初期割据的佼佼者，一度成为汉末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也是最有希望和能力称霸中原的一股政治、军事力量。虽然袁绍最终败于曾经的小弟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三国演义》以及有些文学作品极大地抹黑了袁绍。在东汉末年，袁绍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袁绍作为有雄厚家族背景的初期割据的佼佼者，一度成为汉末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也是最有希望和能力称霸中原的一股政治、军事力量。虽然袁绍最终败于曾经的小弟曹操之手，但绝对不能将其视为窝囊的北方霸主。
我们先看看袁绍是一位什么样的汉末英雄。
一、声名远播的有为青年
1.家室显赫
袁绍出生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大司空、大司马和大司徒），祖父袁汤是司徒。袁绍的生母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婢女，其生父为袁逢，过继给无子嗣的伯父袁成，袁绍出生时袁成去世，由养母（袁成正妻）抚养长大，被生父袁逢、叔父袁隗所关爱。
东汉社会，世家大族实力雄厚，他们不但掌控中央政权、操纵地方政治，同时还把握着整个王朝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东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东汉王朝数百年间中国社会的核心。袁绍有这样的家族背景，促成了其未来在仕途上的顺利发展。
2.坐作声价
早年的袁绍凭借家族的巨大影响力，很快便步入仕途。先是担任郎官，弱冠之时就已经是濮阳县长。后为养父母服丧，服丧结束之后，袁绍拒绝征辟，隐居在洛阳。直到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袁绍才重新迈入官场，担任侍御史。
在担任郎官及后来为侍御史之间的数年中，袁绍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用“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来概括。由于容貌仪态出众，经常被人模仿，如同现在的追星一般。袁绍也很有做事才干，他任濮阳县长期间，有清正能干的名声。
在隐居洛阳的时间里，袁绍的声望就已经达到了顶点。
袁绍相貌俊美，举止威仪，为人仁爱，注重名声，加上袁绍降低身份倾心结交，士人都抢着投奔他。来的士人不论身份贵贱，袁绍都以与自己平等的礼仪相待，因此来访宾客的各种车辆挤满了洛阳的大街小巷。
袁绍这些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成效是非常巨大的。在汉末政治环境下，袁绍已经成为何进最为仰仗的重要政治力量。
应该说，袁绍在这个阶段的做法是相当高明的。要想出人头地，并尽快成为实力派人物，单单依靠家族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在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上花大力气。所谓乱世出英雄，而英雄本身是需要社会认同的，通过数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袁绍已经成为了汉末社会反对宦官专权的一面旗帜。而他所代表的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了自己日后反对董卓专权的关东联盟的政治基础，这也反映出袁绍出色的政治头脑。
二、谋诛宦官
袁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代表的加入外戚势力共同对付祸害汉朝百年的宦官集团，成为打破这种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在这场复杂的政治较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是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成功消灭了宦官集团，而外戚势力也随着何进被宦官谋杀而解体。袁绍大获全胜，但是他召董卓进京却导致局面失控。
三、讨董盟主
董卓进京后，不仅凶残骄横，而且说刘氏的后嗣不足以留着，袁绍勃然大怒，横陈佩刀，径自出门而去。临走之前，袁绍还是抛下了“天下健者，岂唯董公”的豪言壮语，而董卓对他却也无可奈何，这足以证明此时袁绍的地位和威望，使得董卓也不敢轻举妄动。
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他被推举为盟主，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讨董战争。
讨董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军事或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与袁绍此时的实际状况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读综合实力是比较弱小的。
四、巧夺冀州
夺取冀州，是袁绍个人才能的综合体现，体现出早期袁绍出色的谋略水平。首先，他利用了公孙瓒集团对于向中原地区扩张的迫切心理，巧妙引诱公孙瓒向冀州地区发起进攻，造成了对韩馥集团强大的外部压力；其次又利用了麴义的反叛制造了冀州内部混乱；最后，又凭借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巨大政治影响力获得了韩馥集团里颍川籍士人的支持，终于一举拿下了“天下重资”的冀州。成为冀州之主后，袁绍积极吸纳人才，加封沮授为奋威将军，使他监护诸将；又任用在韩馥属下郁郁不得志的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此外，袁绍还继续重用许攸、逢纪等人为谋士。
五、威震河朔
1.弟兄之争
冀州北面有公孙瓒，南面有袁术，这是袁绍的两个劲敌。袁术虽然是袁绍的弟弟，但二人向来不和。袁绍选择了荆州的刘表，而袁术则把幽州公孙瓒、徐州的陶谦拉入了自己的阵营，后来徐州的吕布也曾经一度加入了袁术的战略集团。
2.界桥之战
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的主要盟友公孙瓒开始了与袁绍争斗冀州的界桥之战。公孙瓒威震黄河以北，举兵攻打袁绍，冀州各郡全都闻风而降、倒向公孙瓒。
在决定冀州地区最后归属的界桥之战中，袁绍利用凉州勇将麴义成功地重创了公孙瓒的骑兵部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之后，双方龙凑地区展开激战，最终以公孙瓒的失败而结束。于是，公孙瓒退回幽州，不敢再出来。
3.扫平山寇
冀州是各方英杰想要争夺的四战之地，其周边除了割据的诸侯之外，还有匈奴、乌桓、鲜卑等异族，同时州郡内部盘踞着势力强大的山贼部队，其中主要是张燕领导的黑山军。 黑山军是盘踞太行山脉山谷之内的山贼军队，遍布冀州的常山、中山、赵郡、河内等地区，足足有上百万人，河北各个郡县都深受其害，但朝廷无力征讨，后来各路贼军多数被袁绍平定。
除了与袁术及其战略盟友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较量之外，袁绍还与盘踞在冀州、并州之间的张燕黑山军进行了多年的交锋。至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间，袁绍已经基本将张燕集团控制在黑山地区。
经过两年多的较量，袁绍不仅将公孙瓒赶回了幽州，而且打败了黑山军于毒，袁术图谋利用公孙瓒消灭袁绍的努力随之破产。
4.南征北战
袁绍有三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他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
袁谭到达青州后，控制的地区只有平原，于是他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整个青州落入袁氏手中。
5.稳定北疆
北方的外族乌桓首领丘力居在初平年间去世，儿子楼班尚幼，侄子蹋顿勇敢善战、善用谋略，代替楼班即位，统率三个郡的乌桓军。建安初年（公元196年），袁绍与公孙瓒对峙，蹋顿派遣使者到袁绍处，请求与袁绍和亲。随后，蹋顿派兵帮助袁绍，大败公孙瓒。袁绍封赏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乌桓首领，授予蹋顿等人单于印绶。后来，难楼、苏仆延率领部众推举楼班为单于，推举蹋顿为乌桓王。广阳郡人阎柔年轻时在乌桓、鲜卑游历，得到信任，利用鲜卑人杀了护乌桓校尉邢举并取而代之。袁绍抚慰了阎柔，命令他安定北部边郡。
6.统一河北
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绍开始领兵围攻易京的公孙瓒。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袁绍占据了幽州，兼并了公孙瓒的军队。自此袁绍统一了黄河以北，虎踞四州，是当时最强的割据势力。
至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正式开始之前，袁绍已经控制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区，成为了当时占地最广、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
袁绍与曹操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少年玩伴
袁绍与曹操的亲密关系，可以追溯到二人的少年时期。袁绍“好游侠”，而曹操“任侠放荡”，说明二人有着比较相近的性格特点，同时二人的家族在汉末社会都同样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成为好友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袁绍与曹操的少年时期，他们就已经成为了好友。双方在如何对待党人的态度上亦属同道中人。
谋诛宦官时期，袁绍和曹操同在京师洛阳共事。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西园八校尉中，袁绍是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后袁绍成为大将军何进的主要干将诛杀宦官，曹操也是持相同的立场；面对董卓的专权，二人又先后逃离洛阳，共同举起了讨董的大旗。袁绍成了关东联军的盟主，而作为袁绍好友的曹操则是在战场上奋勇搏杀，是关东联军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人物之一。
从早期袁绍与曹操的经历和交往情况来看，袁绍与曹操不但家族背景相似，性格特征接近，而且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因此，在汉末诸侯称霸时期，二人也由之前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转变成一种政治、军事同盟，在早期诸侯割据的局面下相互依靠，共同发展。因此，在袁绍与曹操集团在草创、发展的过程之中，都能看到对方协助的影子，可以说在起初阶段曹操是隶属于袁绍的，后来才逐渐分道扬镳，最终成为了对手和死敌。
2.事业盟友
从早期曹操的发展过程来看，曹操一直就得到了袁绍强有力的支持。曹操兖州根据地的获得及随后的失而复得，都是袁绍的军力干预才使得曹操避免了灭顶之灾。对于曹操，袁绍提供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和财力，保障了曹操兖州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曹操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曹操对袁绍的贡献有二：一是成功驱逐了袁术，逼迫其退出中原地区转而向江淮地区发展；二是通过与陶谦、吕布之间的战争保护了袁绍的侧翼，使其能够一心对付公孙瓒与张燕的黑山军，壮大了袁绍的地盘及势力控制范围。
严格地讲，早期的曹操是附属于袁绍的，并在袁绍的羽翼保护之下得以发展、壮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就没有矛盾，只不过在初期双方均致力于扩展各自的势力，同时又要应付来自其他割据势力的挑战，所以这种分歧和矛盾表现得并不明显，而且双方也无暇理会。
但是，等到中原形势日益明朗之际，双方的矛盾与分歧终于爆发了。而引发这个矛盾与分歧的节点，出现在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帝都许事件之后。
3.迎帝都许
迎接献帝东归，最早是袁绍的谋士沮授提出来的，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但是，袁绍先许可，后拒绝。面对着两种不同的意见，袁绍的态度很耐人寻味。
而曹操奉天子的想法出现在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这个主意是谋士毛玠提出来的。曹操在得到献帝之后，迅速将其由洛阳转移到了许县，这使得袁绍对曹操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要知道就在献帝到达洛阳之后，袁绍还派出手下的从事中郎徐勋修缮郊祀的庙堂、保护献帝的安全。曹操未经商量就擅自将献帝迁至许县，自然让袁绍觉得这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这几次事件，袁绍终于意识到曹操已经崛起，而且下一步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但是由于当时他们还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袁术及其战略同盟，所以双方都只能是引而不发，不敢过早的暴露自己消灭对方的战略意图。不过没过几年，当袁术及其盟友公孙瓒被消灭，吕布被杀、张绣被招安，中原大地上只剩下了袁绍与曹操。这时候双方均无后顾之忧，一场决定汉末中国北方走向的大决战终于在官渡爆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
对于曹操与自己的分裂，应该说是袁绍始料未及的事情。在袁绍的心中，曹操无论在声望、影响力、实力上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他根本就没有在意曹操这个未来的对手，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把曹操作为对手，这不能不说是袁绍发展中最大的失误。
袁绍与曹操决定命运走向的官渡之战
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正式开始。不过这场战争的序幕早在两年之前就已经悄悄拉开了。到了官渡之战的前一年，双方的武装冲突已经开始升级，都在为之后的决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1.刘备落败
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徐州郡县纷纷跟随刘备背离曹操，策应袁绍。
而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袁绍趁曹操东征刘备、许县空虚之际进行偷袭，袁绍当时立刻出兵攻击了屯兵延津的于禁，但是不能攻破。
田丰多次进谏说：“作持久之计，不急开战，只要分兵袭扰河南。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袁绍不听还将田丰关了起来。
2.主将阵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发布檄文，指控曹操“滥杀无辜、忘恩负义、挟持天子、虐杀忠臣、盗窃王陵”。他派郭图、颜良、淳于琼包围白马，自己率领主力大军抵冀州黎阳，将要渡河。四月，曹操声东击西，降将关羽于百万军中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之后想迁徙民众撤向官渡，但民众并未离开。袁绍挥师渡河，追赶曹军。沮授建议停军延津渡口，袁绍不听，沮授于是装病告退，郭图等人趁机争权，袁绍于是把沮授监统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设三位都督监军。
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追赶撤离的曹军，被曹军以辎重诱敌之计而打败，大将文丑被斩，袁军中大为震恐。
3.相拒连月
曹军退还官渡后，渡河后的袁军主力向南推进到阳武。
八月，两军主力在官渡会战。曹军失利，十个人之中就有两、三个人受伤，前线能战的兵将不足万人，于是躲进营垒中坚守不出。袁绍先后派刘备、韩荀袭击许都，但是皆被曹仁击败，因此不再分兵复出。
这是一场持久战，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纷纷背叛曹军，响应袁军。袁绍派遣使臣招降豫州诸郡，曹操统治的豫州在袁绍的外交攻势下四方瓦解、远近顾望，纷纷受命，唯有颍川郡、阳安郡仍坚持不动。因为粮食将要耗尽、局面无法支撑，曹操写信给荀彧，想要撤回许昌，被荀彧劝回。
4.军机泄露，主将降曹，袁军大溃
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
当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建议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曹操偷袭。
谋士许攸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派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袁绍因之前派韩荀和刘备袭击许都失败，不想再分兵冒险。许攸向来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于是投奔曹操。
许攸投敌后将袁军机密全部泄露，曹操于是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
乌巢屯点起火后，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乘此时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袁绍于是两路出兵，一路派将领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另一路派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领轻骑部队救援乌巢。在淳于琼的万人守军遭受攻击时，袁绍派去增援的骑兵部队刚好到达，被曹军一并歼灭。
高览、张郃攻敌军大营不下，乌巢战败的消息传来，二将临阵倒戈，向曹军投降。因为前方重兵反水，袁绍全军大乱，彻底崩溃。
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退离渡河，随后又逃回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也渡河到黎阳北岸。袁绍部队先后被曹军杀的有七万多人。
5.这是一场昏招迭出的败北
此战双方攻防斗战，最终以曹操大胜收场。至于袁绍失败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作战部署失误。以当时双方占地交通情况而言，冀州、至许昌之间，相距约五百里。最近的道路是经过黎阳、白马、阳武、官渡直达许昌。可以由北向南包围迂回的道路至少尚有两条：在官渡以西，可以取道修武，渡过孟津，直趋阳城、叶县，以进击许昌的背后。在官渡以东，可以取道兖州，沿济水至定陶，直趋睢阳、陈县、鄄城，以袭击曹军的后方。因此，在战略部署上，袁绍拥有精兵十万，又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如果分兵几路，从几个战略方向上进行分进合击，可能使曹操的劣势兵力难以应付。而袁绍放弃了纵横辽阔的外线作战的大好条件，却把十万大军局限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只想下黎阳，夺白马，直捣许昌。这样，就使曹操得以集中有限兵力，在事先布置好的官渡阵地上与袁军决战，使袁军限于被动。
第二，袁绍在战役指导上失误。袁绍在战役指导上，单纯地实施正面突破，未采取战役、战术上的迂回、包围、奇袭，调动曹军脱离既设阵地，以求决战。把十万大军摆在官渡，形成对阵顶牛。当战斗焦灼、屯兵延津时，虽曾派遣刘备袭扰曹操的后方，并另派越骑司马韩荀去切断曹军后方补给线，这在大军战略运用上，原属要着。可惜的是他派出的兵力单薄，各无应援部队，而旨在尝试，没有预定他们的进击目的。乃至牵制不成功，粮道未切断，刘备败走，韩荀殉职，袁绍也就放弃此等企图，不再分兵远出了。
第三，在应对曹军夜袭乌巢上，袁绍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曹操夜袭乌巢，袁绍不以主力救援乌巢，而坚持攻打曹操的大营，这一决策是不当的。因袁军攻打大营已数月，没有攻下，这证明不是一夜之间所能打下的，使用主力续攻，势难立即奏效。用一部分轻骑去救援乌巢，也没有击败曹军的把握，这样使用兵力，两头都不解决问题。而乌巢的粮草被烧，曹军大营又打不下来，袁军的处境就危险了。郭图认为“攻打曹操的大营，势必迫使曹操引兵回救”，这可以说是不知兵要。袁绍如果以主力速救乌巢，即使不能在乌巢大败曹军，至少可望保存粮食，再坚持下去，这样，曹操由于缺粮，其处境就非常艰难。纵使曹操烧掉乌巢的粮草，袁军以主力邀击曹操的五千步骑于归途之中，有可能将曹操击败，亦比攻打曹操的大营更为有利。袁绍对于这一关系到全局胜败的情况不深思熟虑，不采纳张郃的建议，而贸然决策以主力攻打大营是非常错误的。最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第四，袁绍军队的素质也很有问题，远不及曹操的军队顽强果敢。攻打一个公孙瓒，用了几年的时间，十万精兵被曹操几万人遏阻在官渡阵地数月，一愁莫展。淳于琼率一万人坚守乌巢营垒，一夜之间被曹操的五千步骑兵突破。袁军的统帅指挥无方，部队的素质又如此劣弱，焉得不败。
第五，许攸与张郃的投降也是袁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许攸投降后，向曹操提供了袁绍军队弱点的情报，这无疑为曹操战胜袁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方法。而张郃的投降更是意义重大，直接导致了袁绍的精锐部队在前线的集体哗变，这对袁绍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虽然袁绍在官渡之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忽视这个关键因素。”
第六，混乱的内部关系制约合力发挥。袁绍外表宽宏高雅，有才干气度，脸上没有忧愁喜悦的情绪，但其实内心却会猜忌戒备。同时，其内部关系非常混乱，河北集团的审配打击颍川集团的许攸，颍川集团的郭图打击河北集团的张郃，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骨干谋士、武将向曹操投降，最后使袁绍失败”。
官渡之战的失败，对一心想称霸天下的袁绍来说，打击是沉重的。袁绍不仅丧失了数万精锐的军队，同时辎重财物损失也非常巨大，冀州地区很多郡县纷纷投降了曹操。回到冀州之后，袁绍竟然把官渡之战之前向自己提过劝阻意见的谋士田丰给杀了，这样一来，使得人心更加涣散。
到了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再次进军官渡。而此时的袁绍已经是重病缠身。从官渡军队溃败开始，袁绍吐血的病情又开始发作。对于自己一手扶植起来并最终打败自己的曹操，袁绍的心中只有深深的悔恨。他的悔恨导致他杀掉了重要的谋士田丰，也导致他再也无心思索如何面对曹操下一轮的挑战和打击，只能在病床上发泄自己的懊恼和悔恨。
这期间，冀州诸郡出现大规模造反，但都被袁绍逐一平定。
建安七年五月庚戌日（公元202年6月28日），袁绍病逝。由于袁绍平素行德政，被百姓敬爱，他去世之时，河北四州的百姓没有不悲痛的，市里巷间挥洒着眼泪，如同失去亲人一般。
曾经中原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袁绍从汉末的舞台上消失了，而由他一手创建的政治、军事集团也日渐衰落并逐渐走向死亡。
中国北方地区终于在曹操的手上得到了统一。
袁绍的悲剧不堪回首！
袁绍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不但有前文已经谈及的军事因素，同时与作为该集团首脑人物袁绍的个人因素也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袁绍的最终灭亡。
首先，袁绍施政方针是失败的。袁绍所采用的还是汉末社会中放纵世家大族的政策，也就是《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傅子》中郭嘉所言的“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袁绍所控制的地区“豪强擅恣，亲戚兼并”，这又是汉末政治的延续，而这种政策经过黄巾起义的冲击，已经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因此，袁绍的政策也就根本无法安定社会秩序。在袁绍的控制地区“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可谓民不聊生，但是世家大族及地方豪强仍然是富甲一方。《三国志·王修传》记载：“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其控制地区难以实现社会的稳定。
其次，袁绍人才使用政策也很不成功。袁绍“所任唯亲戚子弟”，让自己的儿子、外甥各据一州，这无疑又重蹈了宦官当权时期的覆辙，堵住了其他士人的仕途之路；同时袁绍用人很重虚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使得不少智谋之士转而投靠了对手曹操。曹营第一谋士郭嘉就是先投袁绍，后归曹操。
第三，没有正确处理集团内部各不同地域势力之间的关系。导致冀州、颍川这两股地域势力相互争斗，这不仅成为官渡之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成为袁绍死后其残余势力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对于曹操集团的崛起疏于防范。袁绍在扩充实力的同时，疏于对曹操这一新兴的政治、军事集团崛起的防范，造成曹操集团的实力不断加强，这等于为自己的最后灭亡主动培养了一个掘墓者。
第五，袁绍个人性格的缺陷。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这样的性格特点导致袁绍在官渡之战期间多次拒绝采纳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六，袁绍在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也是在他死后其势力分化而导致被曹操消灭的最重要的原因。
客观地说，袁绍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充满了偶然性。作为汉末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的灭亡，也并不代表着世家大族控制社会的局面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就此消亡。
世族、豪杰、游侠，是袁绍的优点，也是袁绍的有利条件，以此为凭借，他得到“名豪大侠，富室强族”的支持，最后雄据河北，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者。出身于世族的袁绍，再加上他的游侠性格和豪杰才能，叱咤风云，雄据一方。尽管后来支持他的人们，有的相互火并，有的背叛投降，最后使袁氏政权烟消火灭。但是，在东汉末年的战乱时代，袁绍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人物。
来源：高天流云东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