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义强指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核心意涵在生产力领域的实践要求。总体上看，有三重核心要义。其一，理论上，可以拓展绿色内涵。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人的发展创造绿色生存环境，同时也为优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新型生产关系、革命文物研究、周边区域国家研究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吴义强：深入理解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义强指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核心意涵在生产力领域的实践要求。总体上看，有三重核心要义。其一，理论上，可以拓展绿色内涵。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人的发展创造绿色生存环境，同时也为优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绿色物质基础，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二，技术上，能够推动绿色创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高效的技术创新是重要保证。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的产物，代表了绿色技术突破的前沿，可为生态治理的技术创新提供很多可能性。其三，产业上，有利于促进绿色升级。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平台，开辟生态产业化新赛道，如发展生态旅游、森林疗养、休闲农业等绿色产业新模式，增强绿色产品生产能力，提升生态服务供给质量；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循环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提高生产绿色化程度。

摘编自《经济日报》

【曲永义：从实际出发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曲永义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客观上要求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以及政策优化都可以看作是在重塑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如何找到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抓手和路径，常常面临一些困境。因此，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形成正确思想观念，破除一些认识误区，把握好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其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围绕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藩篱，打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此外，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核心。从创新主体类型看，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推动创新最微观的主体，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要通过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培育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者，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企业是推动创新最重要的组织单元，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过程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从创新活动内容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提升各类主体的原始创新能力、颠覆性创新能力。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更加突出原始创新、底层技术创新和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更加突出通过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就要求由新型生产关系所激发的创新行为，更多的是通过激发各类主体的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和突破式创新能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任友群、代国玺：面向新征程创新革命文物研究路径】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代国玺认为，革命文物是彰显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是弘扬革命文化的历史见证，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和鲜活课堂。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革命文物，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跨学科维度下的路径创新。其一，整合多学科学术优势。发挥文物学和历史学的基础研究优势，系统保护革命文物本体；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教育学的研究阐释优势，强化革命文物资源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发挥博物馆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展示传播优势，增强革命文物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其二，让数智技术赋能革命文物研究。利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云平台、云展览、云直播等新兴科技手段，全面探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及研究阐释的新路径、新模式。另一方面，跨馆校维度下的协同研究。一是革命文物场馆应着力于科学保护、价值挖掘、展览展示、传承弘扬、科技应用等，不断加大对革命文物的系统保护和活化利用，推进革命文物资源开放共享。二是高校应发挥资源、人才、研究等方面优势，推动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创新，探索构建革命文物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育人体系。三是在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一对一”合作的既定模式之下，20所场馆和20家高校之间可“自由组合”，发挥协同研究中心的区域示范引领效应。四是 “圈外”场馆“接对子”“手拉手”，加快构建大联动格局，加强资源协同，发掘各自的资源禀赋，扩大不同区域、不同馆藏革命文物的联动互补。同时，跨区域维度下的知识联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为更好展现这条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各协同研究中心要创新理念、创新手段、创新举措，有组织地建立工作体系、构建传播矩阵，形成互动性、连贯性的知识生产传播新样态。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孟钟捷：深化周边区域国家研究，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孟钟捷指出，随着全球秩序变局、周边关系变动和中国自身改革发展进程的深度联动，大力推进周边研究，既可为中国应对全球变局做好准备，也可推动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开展周边研究应统筹好三对关系。一是个体和整体的统一。既要关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区域的国家，也要对距离较远但对周边区域国家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开展研究。二是特性和共性的统一。既要抓住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独特之处开展个性研究，也要找准与周边国家国土相接、利益相关、文化相融的内在联系，探寻彼此的共性。三是双边和多边的统一。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研究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应开展多边主义研究，以研究事实支撑中国坚持多边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开展周边研究应着力于“共同性”。其一，梳理共同历史。例如，深化对古代丝绸之路等共同历史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周边国家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逻辑，增强参与共建的认同感，推动倡议行稳致远。其二，凝聚共同意识。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中国梦与周边国家发展愿景对接，探索符合共同利益的现代化路径，构建求同存异、互信互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其三，寻求共同利益。需超越单一国家研究，开展超国家、跨学科的综合性分析。同时，开展周边研究应加强自身建设。一是创新研究范式，构建“基础—应用”贯通的研究体系。对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基础性议题，在开展长时段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时事导向；对“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合作机制等应用性议题，在强化政策模拟、风险评估等工具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大程度结合国情进行综合性分析。二是优化研究保障，夯实“田野—智库”联动的研究基础。在田野调查层面，重点支持长期追踪研究项目，并配套小语种人才驻外研究制度；在智库建设层面，推动高校区域研究机构与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三是改革评价机制，塑造“包容—自主”的研究生态。建立周边研究专项评估体系，构建均衡的区域研究图谱。同时，鼓励学者用“原创概念”开展知识生产，构建周边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