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自一九四一年进军统贵州息烽特警班（即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时起，就听到了沈醉这个名字。老特务教官们在谈论之中，说沈醉的擒拿技术如何高明，他的枪法如何准确；又说沈醉如何会办案并获得戴笠的特别“宠信”，十八岁就参加了军统，二十八岁当上了少将级总务处长等等。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1986年6月)，作者赵秉钰，原标题《沈醉和我》

提示：请注意出版时间，勿做无聊争论！

正文

我自一九四一年进军统贵州息烽特警班（即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时起，就听到了沈醉这个名字。老特务教官们在谈论之中，说沈醉的擒拿技术如何高明，他的枪法如何准确；又说沈醉如何会办案并获得戴笠的特别“宠信”，十八岁就参加了军统，二十八岁当上了少将级总务处长等等。于是，我这个刚进军统息烽训练班的新生，思想上同沈醉便结下了“半面之缘”，恨不能早日到重庆军统局本部，见一见这位杀人技术“高超精湛”的沈醉教官，真有“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心情。

一九四三年，我从军统息烽训练班五期情报系毕业了。到重庆后，我被调去军统重庆高干班受短期训练。高干班结业后，我被分派在军统局本部警务处工作，这一下我就能常和沈醉见面了。这位在军统局本部颇露头角的“年轻少将”，仅仅比我大三、四岁。因为他过去曾在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当过行动系技术教官，所以，无论对哪一个训练班出来的学生，态度上都很亲近。当然，他对临澧训练班一期他教过的那班学生，比较更有好感些。在工作交往中，我与沈醉的友情逐渐加深。

一九四四年，我被调到军统江西站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这中间我们分别了一个时期。后我调入蒋介石的侍卫机构——国民政府军务局参军处警卫室（即前军委会侍从室，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任总统，又改为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担任蒋介石的特别警卫工作。这样，我与沈醉又同在南京了。由于他妻子粟燕萍（即雪雪）是我的前期同学，虽然她比我小三岁，可我还是叫她“栗大姐”。粟燕萍的弟弟粟一鹤，又是我在军统息烽训练班的同学。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使我们的友情不断加深，我也常在他家里走动。

后来，沈醉被蒋介石派去昆明控制云南省主席卢汉。他的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云南站站长，负有监督卢汉的行动，相机刺杀的重大使命。

不久（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正当国民党已丧失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仅剩西南一角，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彻底覆灭的时刻，蒋介石企图以重庆、昆明两地，作为最后反攻的根据地，决定从台湾亲来重庆、昆明，部署反动军事计划。我在台湾被指派为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临行前，总统府侍卫室侍卫长施觉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先生（总统府侍卫室内部对蒋介石的称呼)即将去重庆和昆明。为了作好先生去重庆和昆明的警卫部署，派你为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率领分队长陈信孚、耿云生等，随同先生先到重庆后，你们再前往昆明立即建组，部署警卫，妥善为先生去昆明作好警卫工作的准备。明确地告诉你：现在你是临危受命，这次去是要担当很大风险的。据报：云南省主席卢汉，思想动摇，态度暧昧，动向不明，已不可靠。你们到昆明后，在先生未到达昆明以前，尽量避免同卢汉接触。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在昆明，你在建组和警卫布置等方面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由沈醉尽量想办法帮助。建组后,在昆明期间，暂由沈醉领导、协助工作。我们已经去电通知，请沈醉运用他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长的公职，提供掩护你们组警卫工作活动的各种方便。……”

最后，他们又补充说：“这次去昆明的任务，本来是轮到派张铭佩那个组去的，现在明确地告诉你，因为张铭佩的家属已经同来台湾，此去如果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他的家属将要吵死我们。我们考虑到你的家属没有来（台湾），一个人的行动比较方便，所以决定派你带你这个组的分队长同去，到昆明重新建组。武器装备到重庆后向周养浩领用，建组人事由沈醉选派，按所需编制组成。组长上校级，分队长中、少校级各一。现在，你还有什么意见吗？这是老侍卫长俞先生（即俞济时）对你的特别信任！”

那时，我还年轻，刚三十三岁，在施、毛二人“封官许愿”的鼓励下，头脑顿时发热起来，我想起了军统特务负有“维护领袖（即蒋介石）安全”神圣使命的反动“训条”，当即冲动地站起来，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坚决服从命令。”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去云南是冒什么生命风险，也没有想到云南会解放得这么快。特别是秘书俞福元的“到云南去，能独当一面”这句话，更加壮了我去这个从未去过、号称景色秀丽的春城昆明的胆。我想：纵然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也可以依靠情谊深厚的沈醉解决。

同年十一月九日，我奉命领着两个分队长陈信孚和耿云生，在跟随蒋介石到达重庆后的第五天，转飞昆明。

飞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沈醉派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航空检查组航检员谭瑞麟、陆伟林（均系我在息烽训练班的同学）前来迎接。见面之后，他们为我的到来感到惊奇和惋惜。他们说：“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还到云南来，我们都在准备去台湾哩。”虽然他们使我大为扫兴，但我因不明了昆明的情况，对此并不以为然。

随着昆明市面上的风声一天天紧张，又不断传来“卢主席即将起义”的消息，昆明城内已出现慌乱，这与我们撤离南京、上海、杭州时的情景一样。日趋严重的形势，使我不得不作下一步的打算。

这时，好心人劝我赶紧飞逃台、港。但是我考虑到，丢掉全组背着沈醉逃台湾，毛人凤、施觉民会放过我吗？香港也难活命。我现在奉命来昆明布置蒋介石来时的准备，在卢汉起义问题还没明朗化前，又不能不遵照施、毛的指示。于是，我商请沈醉协助，迅即建组布置警卫。沈醉也接到了同样任务的命令，作为保密局云南站长的沈醉，面对这一重大问题，怎敢迟延，在他主持下，按照规定条件，匆忙将组建成。

为了工作上的掩护和便于对外活动，沈醉发给我一张“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参谋室上校副主任”的派令，我便开始向外活动。我在沈醉派来的总务科长王静涵、人事股长卢仲文等人的协助下，草草作好昆明市郊风景名胜地区的警卫部署，鉴于昆明局势日益严重，我即将实情向重庆电告：“此间情势万分危急，先生请勿来昆。”俞济时复电：“电悉。该组暂在昆待命。”这实际就是叫我们等死。

有一天下午，我独自到昆明市复兴新村（或叫靖国新村）51号沈醉的家里，就昆明危急情势和今后的出路问题与他商量，目的是想向他摸底。沈醉毫不掩饰地说：“贵阳已经不保，解放军直指云南，昆明危在旦夕，国民党已临全面、彻底崩溃的绝境，无能为力了。卢汉准备起义，早有迹象。如果他真来这么一手，我们也只有跟他的行动，参加他的起义了。现在还言之过早，不可过于紧张，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沈醉偷偷地给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但前途究竟如何，谁能知晓？

十二月九日晚六时许，沈醉从保防处来电话说：“刚才接到卢主席电话，通知我马上去参加紧急会议，还有李军长（即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余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也都参加，你赶快带领你们全组人员，到我们保防处来集合，我在十一点钟以前就会回来，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沈醉的话说得急促，我没有来得及问明情况，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遵令领着全组官兵二十余人，通过昆明市区军警岗哨，抵达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集中。该处副处长胥光辅告诉我：“沈先生刚才离开去参加卢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他临走时要我转告你，你们组到后，同我们处一起在这里待命，等待他十一点钟回来处理问题。”

我们静坐在这个没有任何设防的保防处，等待沈醉的回来。不料，十一点过了，十二点又过了，不仅不见他回来，连电话也没有来过一次。我们等来的是已经层层包围我们的云南保安团。

首先是一个叫侯国熹的副团长，率领一批官兵冲进了保防处，他问我们是什么单位。我想，胥光辅已经告诉我沈醉去参加卢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去了，想必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便说：“我们是最近从台湾来的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他们看见我和保防处一样，穿的都是便衣，便知道我们是特务组织了。又问我：“是谁负责？”我回答他们是我负责。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奉上面的命令来执行任务，请你立即把你们单位的全部人员、枪枝弹药、经费、电讯密码本、档案文件交出来。”

我们组虽然是新近建成的，但都是经过军统特务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年轻特务，突然听他们这么一说，大家都表示非常不满，一个个都想同他们对抗。

这时，我想，沈醉已去参加卢汉召开的会议，即使这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也必须等他回来解决，我们决不可同他们发生冲突，这样会影响沈醉将来对问题的处理，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将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

于是，我和两个分队长陈信孚、耿云生，分头对全组成员进行说服工作，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先行交出公私武器弹药，任何问题待以后由沈醉解决。就这样，我们将武器全部交给了他们。

然而，当我们把武器交出去后，他们却首先将我押解到他们团部，这下激起了我极大的反感。那位团长说：“对不起，今晚使你们受惊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卢主席在昆明宣布云南全省起义。听说你们今晚表现很好，双方都没有流血，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非常气愤地说：“你们是起义，难道我们就反对起义了吗？你能算个什么？能保证我的安全？”这位团长二话没说，把我关进了昆明监狱。这时，我还不知道沈醉的情况，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想沈醉是不会出卖我的吧！

第二天上午，我们组的人都进监了，一个不少。其中一个名叫李少华的组员，冷冷地对我说：“怎么，你也在这里？我还以为卢主席和沈先生（指沈醉）请你上五华山（旧云南省政府所在地）当官去了哩。怎么和我们一样在这里。”他的讥讽使我啼笑皆非。

大概是云南起义后的第二天，我听见沈醉在广播里号召军统在云南的秘密和公开的特务机构成员，响应起义，交出武器和特务器材，到指定地点报到。我又想，难道沈醉真的已将我们当作他的“政治资本”了吗？由于不明不白地一下子变成了监狱里的囚犯，这使我在思想上感到极为痛苦。

十天多以后，我看见沈醉也被送进昆明监狱了，还不止他一个。在他后面走着的第一个是担任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的徐远举，第二个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第三个是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第四个是保密局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他们五人中，只有沈醉没戴脚镣。徐远举等四人，是在云南宣布起义的当天，从重庆飞来昆明，准备转机飞逃台湾的。我们都是熟人，见面之下，第一句话都是说：“你也来了。”然后一阵苦笑！后来，我才知道沈醉也是被迫同意领导我们起义的，当晚他就在卢汉处被扣押。

云南解放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晚，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昆明，则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在这期间，仍由卢汉维持治安，作为过渡政府。解放军进驻昆明后，沈醉被作为战犯，我们被作为反革命要犯，移交给解放军判刑劳改。

一九五〇年，我和沈醉同在昆明监狱时期，我们虽属军统特务“要犯”，但仍然可以常在一起。记得是九、十月间的一个夜晚，沈醉叫我到他住的监所里去（我们都是每人一个监所），他极为诚挚而严肃地对我说：“政府通知我明天调去北京（其实是被调往重庆），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他指着桌上的一大叠材料，又说：“我已经写好了这么些交代材料，明天带去交给政府。我的罪恶很大，是应该杀头的，我已写好一个自请政府给予杀头的报告。”他将报告递给我看，继续说：“你的罪恶当然也很大，但是同我相比，你的年龄小我几岁，罪恶总要比我小一些，我希望你好好交代罪恶，共产党可能会宽大你的。”我听了他这一番深刻感人的话，感受强烈。及今思之，我之得有今天，首先固然是党的政策的感召，而沈醉那次对我的深刻启发，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促使我逐渐认罪。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沈醉获得特赦。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心中暗暗地羡慕和祝福。

一九七五年冬，我也获得特赦，并申请回台湾。申请获得批准后，中央统战部接我到北京，并让杜聿明、宋希濂、侯镜如和沈醉同来和我们在民族饭店欢会。那一整天，我同沈醉畅谈了阔别二十五年的离衷。记得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还活着？”我说：“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呢？”“一九六O年你获得特赦时，我在报上见着了你的名字。”我也问他：“你知不知道我还活着呢？”他说：“知道。国民党在押的校级军官各省都有向中央的报告，我从那里了解到的。”

因为我申请去台湾，必须先经香港，沈醉就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他原来的爱人粟燕萍的事，并把她在香港的住址告诉我，要我到香港后去找一找她。我到香港后，因为台湾当局拒不接受我们，住了段日子，我只好又重返大陆，并带回了我所了解到的有关粟燕萍的情况，沈醉听后非常高兴。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沈醉给我来信说：“三十年前，我们在昆明被迫参加起义，直到最近才把所有的有关档案调京，政府已给我改正，将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领导上并对此表示歉意。我除了感激外，别无他说，前半生一直是干坏事，偶尔被迫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好事，实在值不得一提，所以三十年中，从来没有向人讲过，而共产党做事的实事求是精神，却是如此认真，我还有什么不感激涕零？特别是家属方面，过去受压抑很重，现在已改为革命干部家属，再不受歧视了。”他还在信中说：

“关于你们组的问题，希将你当时参加起义的详细情况报告，写给全国政协邓小平主席寄我转呈，说明你所率领的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实际情况是按照军统规定秘密领导公开，所有在云南公开秘密单位，都是由我领导，你领导的小组，是奉我的命令，在我去参加云南起义会议，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以前，到指定的保防处去参加起义的。政府既已查明证实了：当时，我是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的。那就应当承认你们组更属我领导起义的。”他还叫我附呈昆明分遣组人员名单，只可惜全组人员生死下落不明。

沈醉在获得平反后，一九八〇年即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给我来信说：“申请书已由我亲自签注意见，证实你所写均属实情，并已亲呈送邓主席。至于你组内还有哪些人？尚在劳改或没有安置的也请查明告诉我，我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欢度晚年，也希望大家都能欢度晚年。”

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沈醉的女儿替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说：……家父因病住院，不能亲给你回信，他每天许多来信，都是由我代阅代复，……他要我马上复信给你。一、你呈邓主席的报告，爸爸带病亲自给你送去，得到了批准落实。二、你和你所领导的小组，全部列入保防处一起起义人员名单中，已经都已批准。三、请你马上去信云南统战部和云南省公安厅申请，按起义人员政策落实。四、请将去信云南联系结果函复，因爸爸很关心你和你的部下。”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接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称：根据中央及云南省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规定，对申诉人赵秉钰按投诚人员对待。一九八五年二月，江西省政府参事室经过调查核实，为我彻底平反，并于六月五日向我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我当即写信告诉沈醉，他也很高兴。

至此，我被落实起义人员政策。

党不仅给我落实了起义政策，还在一九八一年安排我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后改任江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一九八二年以后，我又连续当选为江西省政协第四、五届政协委员。这是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视同仁，不加歧视”的爱国统一战线光辉政策的具体体现，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做。

我现在是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委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以我已经不多的余年，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余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誓以此与沈醉同志共勉！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原注：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供稿)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