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麦琳在真人秀节目的行为和语言表现，被观众视作自私以及喜怒无常伴侣的典型，因此，网络间充斥着对于她容貌变样、“吃绝户”、PUA伴侣的评判与谩骂。全民争论麦琳的热闹里，甚至产生了“熏鸡事变”“配喝咖啡”等数个流行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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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再见爱人4》里麦琳无疑是大众流行文化中最重要的角色。

麦琳在真人秀节目的行为和语言表现，被观众视作自私以及喜怒无常伴侣的典型，因此，网络间充斥着对于她容貌变样、“吃绝户”、PUA伴侣的评判与谩骂。全民争论麦琳的热闹里，甚至产生了“熏鸡事变”“配喝咖啡”等数个流行短语。

直到近期真人秀节目结束，节目修改了叙事线，麦琳和丈夫李行亮成为了参加节目三对夫妇中唯一一对未破裂的，两人重归旧好。可是，麦琳曾呈现出的怪异与极端情绪化，仍旧成为了大众心中的一个悬念。这样一个光鲜的家庭主妇为何会呈现出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状态？

在诸多关于麦琳性格以及家庭的分析中，有一点是被忽视的，那就是丈夫李行亮是一个创作型歌手，经常陷入到封闭的创作状态，这时麦琳就必须接手全部的家庭事务，无条件地支持创作者的创作。因此，作为创作者妻子的麦琳面临的是比一个普通家庭主妇更为特殊和封闭的日常，这种封闭和单向度的关系，往往就会形成在大众看来极端化、怪异的表达。

创作者不仅限于音乐等艺术领域，在需要高度投入的创业、科研、学术等工作中的创作者或创造者，都需要全方位地卷入伴侣来支撑和服务自己。和麦琳一样，创作者的妻子或伴侣则长期身处他们颇大成就的阴影里。

《再见爱人4》收尾节目中，麦琳和丈夫李行亮有了一次长谈。

与此前在节目中屡屡情绪失控的状况不同，麦琳听完李行亮的疑虑和心结后，并未失态，很好地控制住了情绪。她坦然承诺丈夫，会放手家中的经济大权，退出丈夫的部分事业安排，尝试遵守丈夫的创作计划。

很快，娱乐新闻就开始跟进麦琳的具体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她在节目中和丈夫李行亮和好，她退出了丈夫新歌的出品方名单等等。

在网络上遭遇长期谩骂后，麦琳发布1500字的自白去总结自己参加节目的心路。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人群里可能没有人会留意我。突然有一天，我打开社交媒体，发现大家都在讨论我。那一刻，其实我手足无措，顿感天塌。”节目进行中，麦琳更新过一次社交媒体，结果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此后，她一直保持沉默。

麦琳陡然变成了温良贤淑的模样，凡事都以丈夫李行亮和他的事业为重，就像大众所期望她扮演的角色那样。这一番表态，惹得不少网友涌入评论区表达支持，发言平和且充满了宽容，其中一则最热门的留言写道：节目里你是唯一一个纯素人，但是你会去帮助其他的女生，会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小妙招。而且你从来不在节目里过度渲染自己的苦难。

时间倒回两个月，则根本没有这样温情脉脉的互动与谅解，网络间充斥着对麦琳的讨伐与咒骂。那时麦琳数次呈现出怪异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状态，是大众舆论中“恶女”的代表。

《再见爱人4》是由芒果TV推出的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节目，第四季邀请到杨子、黄圣依夫妇、刘爽、葛夕夫妇、李行亮、麦琳夫妇这三对面临婚姻挑战的夫妻，通过18天的房车旅行中，去记录和呈现嘉宾们的表现。这三对夫妇里，前两对是演员和网络名人，李行亮是参与选秀出身的歌手，代表是歌曲《愿得一人心》。只有麦琳是一个素人。

节目在杨子的“油炸方便面”表演，以及网名“留几手”的刘爽自述不支棱等桥段开局后，逐渐将叙事瞄准了缺乏镜头表达经验的麦琳。先是青团事件，李行亮专程从北京打飞的去上海买青团，只因忘记麦琳喜欢的口味，把所有口味都买了回来，结果麦琳第一口吃到豆沙口味就炸毛。这个桥段凸显出麦琳的“作”。

“熏鸡事件” 更是将麦琳推上了风口浪尖。当时在团队费用不够的情况下，她强硬地要求购买两只共 140 元的熏鸡，事后还得意洋洋地嘲笑他人。之后，一次她想喝咖啡时却说 “我配拥有一杯咖啡吗”，满是拧巴和对他人的绑架。

言行的怪异可以说是麦琳戳中大众敏感点的导火线。而真正使他触犯众怒的是，她对于丈夫李行亮的全方位的掌控和一些限制措施。

麦琳和李行亮是一对典型的相识于微时的伴侣。十几年前，李行亮参加《快乐男声》时，麦琳还是一个年轻甜美、纤细有活力的女孩，默默在幕后为自己的男朋友管理后援会，搬运管理应援物资，安排粉丝现场应援。等到后来，李行亮只得到全国第六的名次，事业不顺又先后遭遇父母去世，麦琳却选择嫁给李行亮。

而观众们在节目里的蛛丝马迹里，发现了这一简单爱情故事的阴暗面。比如麦琳常说：“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会很难过。”以此，利用李行亮对他关心和爱，来迫使他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她会在很小的事情上挑剔李行亮，打击李行亮作为男性的自尊心。慢慢地，观众开始把李行亮作为同情的对象，由此对麦琳愈发愤怒。

点燃大众不满的是麦琳对于丈夫创作的态度。她说：“我不需要因为我有一个搞音乐的老公，我就必须要弄懂他。” 此前，观众对于她过多干涉丈夫的创作就已经不满。麦琳掌握家庭里的财权，占用家庭资产，却不支持丈夫创作，这让大众感到难以理解。而麦琳选择嫁给了一个音乐创作者，却拒绝了解丈夫的内心世界的想法，有人认为她是只图钱的“物质女”。

麦琳的怪异激发出大众层面的反感。与此同时，她的创作者丈夫李行亮的行为和才华，会加深这一反感。李行亮是创作型音乐人。人们通过李行亮的创作领会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他的浪漫和才华。而他的创作事业，也支撑起全家人的物质生活。他是有作为、有追求的伴侣。作为普通人的麦琳，因为缺乏应对大众传媒的智识与经验，一些细枝末节的行为，会被丈夫这面镜子放大，被吹毛求疵。

这是独属于创作者妻子群体的困境。作为创作者妻子，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个人时间去支撑创作者的专注创作，而这种支持和服务本身就是高要求的，甚至是容不得一点瑕疵的。因为创作者的工作需要全情投入，这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创作者妻子就要变成创作者的生活助手，要无微不至地掌管创作者的一切。这种特定的关系，一旦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源于对创作者天然的关注和偏爱，人们又会用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来审判她们。

在网暴中心，麦琳的生活遭受着各种各样的侵入。麦琳早期的各种照片都在网上流传开来，被网友们评判面相、变化，成为恶意的靶子。在李行亮最新的商演路透图中，大家不仅会关注一身鲜亮演出服装的李行亮，更会去关注他身后的麦琳，讽刺她穿着丑陋。

有人发帖寻找麦琳生活中的熟人，期望看到麦琳的恶在现实中也被坐实。真有一些声音，自称是麦琳在节目里说的某某好友，或是麦琳过去的保姆、同事、邻居，曝光麦琳的私人生活细节。

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1999年和妻子博斯特罗姆初遇。当时的博斯特罗姆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出版过诗集和小说。克瑙斯高于2005年开始写作《我的奋斗》，这本书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克瑙斯高因此被出版人视为21世纪的文学明星。

在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克瑙斯高自白：生活与写作的矛盾不可调和。“日常生活连同其义务与惯例，是一件我必须忍受而非享受的事，更不是一件有意义或能使我感到快乐的事。”当时克瑙斯高三十九岁，与妻子博斯特罗姆养育有两个孩子。写作第三本小说时，他遭遇了写作瓶颈，无法继续写作。

在他看来，家庭里的妻子和孩子成为他事业攀爬的困境。然而，他并未意识到，反过来说，这一切也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作家博斯特罗姆攀爬事业遭遇的断裂。

在现实生活中，克瑙斯高所抛弃的责任和义务，通通堆砌在了博斯特罗姆的生活里。她支持、捍卫丈夫的自由写作，同时也消耗着自己写作的生命。在克瑙斯高与博斯特罗姆的婚姻里，因克瑙斯高借口创作出走，大量的家庭事务堆积在了博斯特罗姆的生活中，占据她本该用于自己创作的时间和精力。

在女儿5个月大时，克瑙斯高提出，为了日夜赶工写小说要单独搬去写字间住。博斯特罗姆质问他：“你是有家庭的，你忘了吗？”“我一个人照顾女儿是吗？”克瑙斯高依然不管不顾地出走了，博斯特罗姆气得从娘家给克瑙斯高打电话，在电话中尖叫并威胁要离开他。

博斯特罗姆的尖叫和威胁消散在风中，对克瑙斯高不起丝毫作用。当时，克瑙斯高陷入了疯狂写作，一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妻子发难时，克瑙斯高就把电话从耳边拿开，接着写，把妻子的不甘、尖叫和威胁闷在听筒之中，而后，他再拿起电话告诉妻子：走吧，我不在乎，我必须写。

博斯特罗姆陷入了和丈夫痛苦的博弈，一方受益意味着另一方利益折损。她的丈夫坚持抛弃家庭事务专注写作，这意味着她的才华只能浪费在被丈夫视为无意义的家务上。克瑙斯高处在必胜的位置，他宣称，如果不能写作，一定会离开博斯特罗姆。博斯特罗姆被迫承担了更多的家务，以保护孩子和自己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说，克瑙斯高的写作事业是以吮吸妻子的生命和自我的养分为养料。但是，他对此显得不自知，甚至还认为妻子不称职。他在写作中观察博斯特罗姆，认为她“应付不来”日常家务，做得不够好还总是抱怨。他在书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妻子：“她的眼光总在别处，从不努力改善任何东西，永远只晓得抱怨、呻吟、悲叹。”

在事后，人们感慨作家克瑙斯高因为痴迷创作“众叛亲离”，但没有人看见他对妻子不公平的评价和对待。妻子博斯特罗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片面地理解为因不理解、支持丈夫写作事业而与他疏远的妻子，无人知道，实际上她坚决地捍卫丈夫写作自由。人们看不见她的付出，听不见她在电话之中无望的呐喊。

2016年，博斯特罗姆结束了和克瑙斯高的婚姻。在多年婚姻之中，她被蚕食殆尽。她生育了四个孩子，操持家中所有家务，不仅罹患躁郁症，还需要承受、忍耐丈夫在创作中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

尽力克服婚姻影响后，博斯特罗姆时隔十余年终于重新发表作品，重新以作家的身份活跃于公众视野。她接连出版了两部小说，作品获得了瑞典的奥古斯特图书奖。

在之后的采访中，博斯特罗姆提到，不愿让世人看到她，只是克瑙斯高的妻子，而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作者。”

不再作为创作者的妻子，博斯特罗姆以巨大的艰辛和毅力，让人们看到作为创作者妻子所遭遇的封闭处境。更为重要的是，博斯特罗姆以创作者身份证明，作为创作者妻子付出的巨大隐含代价：她自己原本就可以有所成就。回看这个过程，创作者克瑙斯高眼中的妻子身上满是无能、自私和只会抱怨，充满了怪异。

这与麦琳在节目呈现出的怪异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音乐创作许多时候，与文学创作有着相近的状态和情形。许多音乐人都会在接受采访时，说起他们创作时的专注，那种精神高度亢奋和情绪极限拉扯的情形，与克瑙斯高想要抛家弃子的决心不遑多让。被这种极其特殊的工作状态拉扯的伴侣关系，很难处于平衡，至于他们的互动模式也不是大众所能认知的。

大众的视角几乎不可避免地偏向创作者角色这一边。人们和克瑙斯高一样，视妻子要求丈夫从创作中脱离以照顾家庭的需求为僭越。相反，创作者会借助创作要求更大更多的独立领地，伴侣则要从旁提供更多的协助。托尔斯泰的妻子索尼娅，不仅要照顾子女、处理家务，还要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做审校，将《战争与和平》这部煌煌巨著誊写了7遍。

可即使这些创作者的妻子们决定为丈夫的事业燃烧，在历史上，常常连丈夫成就的一个注脚都算不上，甚至连她们心心念念的婚姻也维持不住。

爱因斯坦的妻子米列娃出生于富裕家庭。米列娃从小展现了卓越的数学和物理才能。21岁时，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攻读数学和物理。当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限，米列娃却成绩显著，物理成绩能和她小四岁的爱因斯坦并列前茅。

婚后，米列娃负责照管家里的一切并生下两个孩子。孩子后来回忆母亲时，说米列娃在婚后放弃了科学抱负，却还是会和爱因斯坦讨论物理学。“我记得看到他们晚上在同一张书桌上工作。”35岁生下小儿子爱德华之后，她连着病了好几周。医生认为她劳累过度，劝她让丈夫雇女佣来帮助她。她为爱因斯坦辩护说，他的工作已经让他累坏了。

爱因斯坦则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排除生活中的一切干扰，连婴儿的哭声都吵不到他。有时难得陪孩子，他用左手把孩子抱在怀里，右手伏桌写字演算自己的方程。

1914年，和丈夫长期冷战的米列娃，带着两个孩子暂住进朋友家后，收到丈夫的最后通牒。信中，她的丈夫以清单形式列出和解条件，用ABCD分出四个大项，各个大项下面又有数字排序的小项：“A. 你负责：1）整理好我所有的衣服；2）每天三顿饭全部送到我的房间；3）我的卧室和书房要打扫干净，但是书桌你不能碰。B. 你必须放弃和我的所有私人关系……”

此前的一年，米列娃因为爱因斯坦的工作变动，不得不带孩子搬去柏林。朋友都知道，她思念着从小生活的苏黎世。爱因斯坦靠工作来回避争吵和尴尬。他们的孩子回忆说，这一年爱因斯坦“认为家庭占用了他太多时间，他有责任完全专注于工作。”

在往来书信之中，米列娃曾写道：“丈夫有了名，妻子就没法指望得到太多感情投入了。”为维系婚姻，米列娃同意遵守。这种妥协没办法真正改变两个人在一段婚姻中的身份差异。直到1919年，米列娃和爱因斯坦协商离婚。

作为创作者的妻子，她们在表达中往往处于绝对的弱势。特别是一旦出现纠纷，大众总是会从更弱势的那个人身上找到抨击点。在和创作者建立的伴侣关系中，她们还要接受自己的隐私被揭露遭受公众审视的处境。

为突破创作瓶颈，克瑙斯高放弃了虚构的写作转向非虚构的自传性写作。只是他不光记录人生的经历，还披露了妻子博斯特罗姆的隐秘病史。在书中，克瑙斯高把妻子难以面对的精神疾病公之于众。他写自己陪同博斯特罗姆去医院就医。医生问她是否想过自杀，博斯特罗姆开始哭泣，在崩溃中承认自己经常想，但为了孩子做不到。

医生确认博斯特罗姆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劝她住院，她则在惊恐中摇头拒绝。

随着《我的奋斗》变成世界流行的现象级作品。也意味着博斯特罗姆生活中难以直面、不愿直面的某些隐私被广大的读者持续讨论。她的丈夫太过有创作的才华，以至于有那么多人通过他的创作曲解她、知晓她的秘密，并对她指指点点。创作者身份的特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使得妻子成为附庸，丧失主动权，只能忍受这种被泄露隐私的处境。

结识作家马原时，李小花是一名从农村到城市做销售的普通女孩。2012年，李小花跟随丈夫搬进了位于西双版纳南糯山上的两千平城堡。她从小生长在海南万宁的农村里，婚后随丈夫搬去上海、海口，从来没有经历过高原的生活。

李小花起初不愿搬去城堡，但终究不能忤逆丈夫的愿望。城堡里，马原找回灵感充沛的状态。李小花则不得不承担城堡内的大部分劳动。李小花曾告诉采访记者，“他喜欢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做出来给他喜欢的。欣赏和美都是要代价的。”

她早就觉得照顾马原和城堡的生活太累，想要回到城市里去。但马原并不同意。

马原的不同意，不仅决定了一家人的生活环境，还决定了儿子马格的治疗方案。来到高原生活后，马格的心脏出现异状。去医院治病却只是李小花一个人的坚持。马原以“心脏不能动”为理由，不容许李小花带孩子去看病。直到马原的观念改变，李小花才能带孩子去医院，确诊为马凡综合症。

2022年马格在家中去世，李小花后悔没能带孩子离开城堡到海拔更低的市区生活。儿子去世后，李小花想要出家。她靠佛家思想来安慰自己，相信这些不幸是命数。

在纪录片《文学的日常》里，李小花和丈夫从城堡的窗户探出头，笑得和睦幸福。但现实里，她的自我从来敌不过丈夫马原的诗意，更敌不过马原的显赫声名。其实她早已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权，被献祭给负有文学盛名的丈夫和他的城堡。

而在麦琳参与节目和社交媒体互动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失语状况。在节目外，麦琳只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过两次澄清和互动。第一次，她发过一则短状态，感谢在纷扰中依然支持她、尝试理解她的亲朋和陌生人，而后在谩骂声中迅速删除。此后节目中麦琳系列风波愈演愈烈，她再未走到人前回应。

麦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否是一个合格称职的伴侣，她在镜头前惹众怒的那些 “恶”，又是否有因信息传播中的恶意解读或无意误解，造成愈演愈烈的非议。种种问题，因为麦琳鲜少在节目之外表达自我，难以求证。

比如，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有一部分网友指出了麦琳几处怪异行为，在节目中是有伏笔的。例如，她在肆意挥霍经费回程路上，让葛夕可以表演节目赚取经费。但在她掌管团队经费当天，团员未经协商进行消费之后，杨子自顾自要求麦琳的丈夫李行亮给大家唱首歌抵钱。这一傲慢的要求却鲜有网友去指责。而在“画像事件”发生当天，麦琳对画像的在意并非凭空而来，画像环节的开头，另一位男性嘉宾就不顾忌地反复笑称，麦琳的画像“像个男人”。

在《再见爱人4》节目进行到尾声时，一些麦琳的人生背景资料被重新叙述出来。她自小被生父母抛弃，青少年时期得知自己是被养父母捡回家的孩子。有关自己得对人有用才配得到爱的不安感，贯穿她人生至此的路程。

事业早期，李行亮接不到活，被前辈劝过改行。麦琳跟随李行亮来到北京，去批发市场批发，回来摆地摊，开淘宝卖小饰品，让李行亮有时间有金钱去请老师学习音乐、写歌创作。她同时也义务做起经纪人、助理等多份工作。李行亮在自述中回忆，麦琳后来又去宣传公司工作，学习如何为歌手宣传，想办法把经验用在丈夫身上。

麦琳为伴侣做出过诸多牺牲。在节目早期，这些牺牲不是离婚节目呈现的焦点，等到谩骂声铺天盖地，有人质疑这样的剪辑安排，明显就是帮助麦琳改观舆论，让麦琳浪子回头，给节目最后两人选择继续婚姻做铺垫。

麦琳的第二次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则是她决心完全接受了丈夫的建议，重新回到创作者妻子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这像是麦琳先前一些行为的“认罪书”，在麦琳改过自新的前提下，网络舆论给予谅解，而麦琳本人则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轨道。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坚持麦琳在节目里的一切呈现都是剧本。节目早期诸多怪异行为，为的就是搅动舆论和流量，帮助过气的丈夫李行亮开启事业的新局面。如是真，这种创作者妻子的自我献祭，比她改过自新的“认罪”，更可悲叹。

来源：烂番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