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4年1月，蹲守在摩洛哥海滨的安迪·巴特勒（Andy Butler）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主角——他尽力稳住肩头的机器，给刚刚降落的细嘴杓（sháo）鹬拍下了一段视频。哪怕是以那个年代的技术标准，这段视频也谈不上精美清晰，但从那天直到现在，这段模糊的影像，就是细

1994年1月，蹲守在摩洛哥海滨的安迪·巴特勒（Andy Butler）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主角——他尽力稳住肩头的机器，给刚刚降落的细嘴杓（sháo）鹬拍下了一段视频。哪怕是以那个年代的技术标准，这段视频也谈不上精美清晰，但从那天直到现在，这段模糊的影像，就是细嘴杓鹬唯一确认的视频记录。

1995年，有人在摩洛哥又看到了细嘴杓鹬，可惜没有拍下视频。从那之后，这种鸟再也没有出现。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2024年11月，随着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结束，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人类再也见不到它们灵动的身影了……

细嘴杓鹬（Numenius tenuirostris），宣告灭绝 （图片来源：Dutchbirding）

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第六次全球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的当下，这样的灭绝故事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证。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追忆这个故事。因为每一个物种的灭绝，不仅能证明曾经发生了什么，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它的剖析，我们也许能决定未来会发生什么。能不能从细嘴杓鹬的灭绝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就是防止“下一个细嘴杓鹬”出现的关键。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直到细嘴杓鹬走向灭绝，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还是少得可怜。1817年，法国鸟类学家路易·皮埃尔·维埃约（Louis Pierre Vieillot）为它定下了学名。在当时，细嘴杓鹬还不算特别罕见的鸟类，人们知道它们会在地中海周边——特别是意大利和摩洛哥的沼泽湿地过冬，也发现它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会在东南欧的保加利亚沼泽、匈牙利湖泊和阿尔巴尼亚咸水潟湖停歇修整。可当它们飞过乌拉尔山，整个夏天是在哪生活的，又在哪繁衍后代，却一直无人知晓。

画家笔下的细嘴杓鹬 （图片来源：Birds of Europe）

直到快一百年后，俄国鸟类学者瓦伦丁·乌沙科夫（Valentin Ushakov）在西伯利亚小镇塔拉（Tara）发现了细嘴杓鹬，他注意到当地的集市上经常售卖被猎人捕杀的杓鹬，而猎人们告诉他，这些鸟就在镇子南侧一个村庄周边的沼泽里筑巢繁殖。1909年，乌沙科夫找到了第一处细嘴杓鹬巢穴，还收集了4枚鸟蛋。

细嘴杓鹬的蛋标本，曼彻斯特博物馆收藏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

3年后（1912年），乌沙科夫再次回到塔拉寻找细嘴杓鹬，情况却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地猎人告诉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杓鹬似乎越来越少了，从5月到7月，他只看到2只细嘴杓鹬，也没有发现鸟巢。他在日记里写道：

“很明显，细嘴杓鹬要么非常害羞和谨慎，要么它已经改变了繁殖地，甚至可能已经从我们这儿消失了。”

1994年，俄罗斯鸟类学家重访乌沙科夫记录细嘴杓鹬的沼泽（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

乌沙科夫希望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的探究被时代洪流打断了。1914年，战争的阴云笼罩欧陆，1917年，俄国在短短10天里震撼了全世界。等到乌沙科夫再次回到塔拉，已经是1924年5月，这一次，他终于又看到了空中飞舞的杓鹬。在沼泽中心一个不足百米长的小沙洲上，他一次性发现了14个鸟巢，乌沙科夫兴奋地记录道：

“很多鸟类学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只为了目睹这样的景象。但是我，一个谦逊又普通的大自然爱好者，有幸免费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我衷心感谢命运给了我如此难以言喻的快乐和满足。”

PS：乌沙科夫所言不虚。作为最早、也几乎是唯一探索过细嘴杓鹬繁殖地的鸟类学者，他的研究引起全球关注，许多人不惜出重金希望得到关于细嘴杓鹬繁殖的细节信息，英国鸟类学家德莱塞（Henry Eeles Dresser）在1909年花费35卢布从乌沙科夫手里购买了一枚鸟蛋标本。当时的沙俄使用金本位，35卢布约等于27克纯金。

可命运跟所有人都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从那天之后，塔拉周边的细嘴杓鹬彻底消失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再没人见过它们繁殖的场景。到上世纪40~60年代，就连在东南欧的迁徙停歇地、环地中海的越冬地，细嘴杓鹬也越来越罕见。80年代初，人们就只能在摩洛哥的穆莱·布塞尔汉姆潟湖才能看到少量越冬的细嘴杓鹬，粗略估计可能只有不到50只。1988年，细嘴杓鹬的保护工作提上日程；1994年，它被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1996年，多国联合制定了保护行动计划。

但就像我们开头讲过的那样，它的身影在镜头前一闪而过，然后再也不见了。

1995年拍摄的最后一张细嘴杓鹬照片 （图片来源：RSPB）

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细嘴杓鹬的找寻。1989年、1990年和1994年，研究者在塔拉周边进行了3轮拉网式的搜索，一无所获。2009年11月至2011年2月，又一轮更大规模的搜索活动发动了几十个研究团队、上千名志愿者，对历史上曾经记录出现过细嘴杓鹬的越冬地，中途停歇地进行普查。调查人员搜索了十几个国家的680处地点，仔细甄别414种、总计超过50万只鸟，还是没有发现细嘴杓鹬的身影。

鸟类学家寻找细嘴杓鹬的调查现场 （图片来源：英国鸟类学会）

但是请大家注意，唯一的繁殖地塔拉，以及历史上的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就是所有细嘴杓鹬可能生活的区域了吗？在这些地方搜索不到细嘴杓鹬，就能断定它肯定灭绝了吗？

显然不是的。从1924年乌沙科夫最后一次看到细嘴杓鹬在塔拉繁殖，到1994/1995年最后一次看到它出现在摩洛哥越冬，这中间的70年里，它们肯定还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继续繁殖，塔拉肯定不是它们唯一的繁殖地。乐观地说，也许细嘴杓鹬还在那里顽强地生存着；悲观地想，我们也至少要把这个未知的繁殖地搜查一番，才能做出它们是不是真的灭绝的判断。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一个根本不知道在哪的地方呢？

现代的鸟类研究者可以把小型的GPS定位仪装在鸟身上，实时查看位置。可在我们还能找到细嘴杓鹬的年代，还没有这样的研究设备；而现在有了这样的设备，我们又已经找不到细嘴杓鹬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也不是，我们还可以利用同位素。

自然界里的元素通常以不止一种稳定的形式存在，比如氢有3种稳定的同位素（氕、氘、氚），其中氕很容易在水分蒸发的过程中更快地进入到气态的水蒸气里，再随着降水落到地上，各个地区不同的地质条件、温度、蒸发速度、降水率，都会导致当地形成独特的氢同位素比例，就像环境的指纹一样。而这些氢同位素又会被当地的植物和动物吸收到体内，如果它恰好进入到了一些不经常更新换代的身体组织里——比如骨骼，牙齿——那么通过分析这些同位素信息，我们就能大概地判断，它曾经在某地生活过一段时间。

而鸟类的羽毛，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固定同位素的组织。

鸟类学家通过研究羽毛的同位素含量追踪鸟类的迁徙路径（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Oklahoma）

我们很明确地知道，细嘴杓鹬是一种候鸟，它的雏鸟在夏天出生后，会在出生地长出自己的第一套羽毛，尤其是帮助它们完成第一次越冬迁徙的初级飞羽。在它们第一次抵达越冬地的时候（此时被称为第一年冬鸟），这套飞羽并不会脱落更换，羽毛里保留的同位素信息，还是和它的出生地一致的。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活着的细嘴杓鹬，但在欧美的许多博物馆里，还保存着至少100个完整标本。科学家从中遴选出了35个标本，它们都是在1859到1944年间出生，又在当年越冬时被捕获、做成标本的第一年冬鸟，它们的第六根初级飞羽被取下进行分析。

细嘴杓鹬标本 （图片来源：Natural History Museum）

收集标本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和羽毛对照的“同位素地图”（稳定同位素梯度图）。另一支研究团队奔赴俄罗斯，他们先是以塔拉为圆心向外拓展，而后逐渐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哈萨克斯坦，通过采集当地其他鸟类的羽毛进行分析，绘制了一幅涵盖45°–63°N和55°–95°E之间、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同位素地图。

根据羽毛氘含量和同位素地图的对比，绘制的细嘴杓鹬潜在分布图。颜色越深代表同位素信息越接近，越可能接近真实的繁殖地

根据同位素分析，大多数标本的出生地其实是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地区，这和其他杓鹬属鸟类对开阔草原环境的偏好是一样的。而像塔拉这样的森林草原沼泽环境，按理说根本不是它们理想的繁殖场所。

那为什么乌沙科夫会在塔拉找到繁殖中的细嘴杓鹬呢？

1829年的一篇游记无意间隐含着线索，这一年，已经60岁的现代地理学开山鼻祖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受邀来到俄罗斯探险，在经过草原地区时，他详尽记录了当地的自然栖息地被广泛开发的景象。在整个18-19世纪，从乌克兰到阿尔泰山脉的欧亚草原地区都在被转化为耕地。随着欧亚草原大规模的开垦，能支撑细嘴杓鹬繁殖的核心繁殖地范围只剩下哈萨克斯坦的北部草原。

这片草原也没能支撑太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完工，哈萨克斯坦的铁路沿线已经开始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开垦。到了1953年，为了完成粮食增产目标，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发起开荒运动，其中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正是开发重心。最初的目标是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但为了实现轮耕、休耕，实际开垦面积增加到4180万公顷。仅仅在运动发起前两年，就有超过200万开荒者、12万台拖拉机、1万台联合收割机和10万辆各式车辆奔赴草原。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发起大规模开荒运动 （图片来源：TASS）

史诗般的农业开发使得苏联的粮食产量在几年之内暴增了50%，但也伴随着沉痛的代价。草原的土壤肥力被迅速耗尽，农业生产效率很快滑落了六成。而生产力最高的草原类型完全被开垦用于耕作后，剩下的天然草原几乎全部位于较贫瘠的土壤上，不仅不能支撑农业的继续开发，也显然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生态。

如果同位素研究结果准确，如果欧亚草原就是细嘴杓鹬的核心繁殖区，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环境变化一定对细嘴杓鹬产生了毁灭性打击。而它们面临的压力还不只发生在繁殖地：在东南欧和中东的停歇地，在环地中海的越冬地，排干沼泽、开垦草甸的农业开发也在同步进行。迁徙路上的栖息地同步沦丧，终于把细嘴杓鹬逼到了悬崖边上。

鹬科鸟类是飞行能力卓越的长途迁徙者，但它们的迁徙也不是自由自在地想去哪就去哪。候鸟迁徙和季节变化紧密相关，时间窗口卡得非常紧凑，像细嘴杓鹬这样在北半球中高纬度繁殖的鸟类，繁殖地的夏天短暂又宝贵，它必须在盛夏来临前回到繁殖地。只有这样，它的幼雏才能赶上昆虫繁盛的高峰，从而有足够的时间发育，在凛冽寒风来临之前做好第一次南飞的准备。南飞迁徙开始前，它们必须在繁殖地竭尽所能地储备充足养分。

什么叫竭尽所能呢？我们不知道细嘴杓鹬的具体信息，但确实有一些极端的鹬鸟会在迁徙前把与飞行无关的腿部肌肉、消化道和生殖器官萎缩掉，就是为了在小小的身子里 “腾出空间”储备养分。从繁殖地起飞后，它们会经过连续几昼夜的不间断飞行一直飞到停歇地，在它们长达几千甚至上万公里的迁徙途中，这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落地休息。这个停歇地必须足够远，因为此时寒潮也在不断地向南推进。

鹬科的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曾经创下了连续飞行13560公里的鸟类不停歇飞行记录。 （图源：Hobart）

前半程的不间断飞行已经严重透支了它的养分储备，有一些鹬鸟会在这几天内消耗掉接近一半的体重，所以它必须在寒潮来临之前尽可能地争取足够时间，在停歇地快速补充食物，以应对后半程的飞行。在第二年春天北飞迁徙过程中，停歇地的重要性可能变得更大，因为候鸟不仅需要在这里储备后半程飞行需要的营养，还必须为抵达繁殖地后马上就开启的求偶、交配活动额外储备养分。

可想而知，这些地方环境质量必须足够高，食物要足够多，这才能支撑大量候鸟的营养需求。它们的位置也必须足够恰到好处，如果停歇地变近了，那么后半程的旅途就变得更困难。如果停歇地变远了，就会有一些已经在前半程体力耗尽的候鸟无法到达。

候鸟是时节的使者，而时节却对候鸟格外无情，在与时节共舞的路上，踏错一步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候鸟的迁徙几乎没有没有任何容错性。

理解了这套逻辑，我们或许就能明白细嘴杓鹬经历了什么。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欧亚草原的农业开发不断挤压细嘴杓鹬的生存空间，当西部的草原繁殖区域被开垦后，核心繁殖地仅剩哈萨克北部的狭长地带，这里距离越冬地和停歇地的距离已经变得更远，它们的迁徙难度和途中的死亡率已经变大。而当哈萨克草原也被开垦为农田，情况就更严峻。有一些杓鹬选择到更远、甚至原本并不适宜的环境——比如像塔拉这样的森林草原环境夹缝求生，但停歇地和越冬地的开发又进入高峰。

塔沙附近地区的北方针叶林生境，拍摄于1990年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

细嘴杓鹬并不是一种缺乏适应能力的鸟类，恰恰相反，在繁殖地不断萎缩的几百年里，它们还在顽强地寻找生存可能。2023年的一项新研究还表明，杓鹬属鸟类面临的压力可能已经长达两万年之久。第四纪灭绝事件导致了大量北半球大中型哺乳动物灭绝，失去了这些动物压制，一些原本的草原苔原地貌被林地灌木替代，进而威胁依靠这些地貌生存的杓鹬属鸟类。

在细嘴杓鹬最后的日子里，狩猎也加速了生存处境的恶化。还记得乌沙科夫是怎么在塔拉发现杓鹬的吗？是通过当地猎人售卖的猎物。帮助我们确定同位素信息的欧洲博物馆标本，也大多来自意大利等地的狩猎市场。它的群居习性在灭绝末期可能也帮了倒忙，一些早期的博物画和目击记录似乎说明，种群规模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些细嘴杓鹬试图加入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鸟群一起迁徙，而后者的繁殖地和细嘴杓鹬很少重合，这些被“带偏”的细嘴杓鹬再也没能找到同类。

在细嘴杓鹬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今天，与之相似的生存困境依旧存在。分布在我国的大杓鹬（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在2006年的评估中全球种群规模还超过38000只，但到了2015年，大杓鹬最大的越冬地——澳大利亚的种群规模已经下滑了81.4%，我国台湾彰化的越冬种群也从3000只下滑到800只。

大杓鹬 （图片来源：Curlew Action）

细究其原因，可能又是细嘴杓鹬故事的翻版：从清朝的文献记录来看，我国东北地区曾是大杓鹬传统的繁殖地，但在农业开发之后，大杓鹬被迫延长了迁徙路程，继续向西北多飞行1500公里进入俄罗斯繁殖。它的迁徙停歇地集中在我国的黄渤海湿地、朝鲜半岛西侧的黄海滩涂，而这些区域在最近几十年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围填海开发。

许多候鸟还在面临新的威胁——气候变化。比如一种小型的鹬科鸟类红腹滨鹬（Calidris canutus），它通过6条迁徙路径往返于南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其中一条会经过北美洲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它们需要在这里捕食小型贻贝完成营养补充。但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水温的变化让贻贝逐渐向北侧的弗吉尼亚海岸消退，红腹滨鹬的营养补充变得越来越低效。而对于在北欧繁殖的红腹滨鹬而言，繁殖地的提前升温使其不能及时赶上昆虫繁殖高峰，导致它们的后代体型变小，营养状况变差。哪怕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盗猎、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的压力依旧会将这些顽强的候鸟推向耐受的极限。

的确，为了防止物种灭绝故事发生，人类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我国为例，我们早在1986年就和澳大利亚签署过保护候鸟和栖息地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2018年，我国史上最严格的围填海管控落地；2019年，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7月，第二期的5处湿地又拓展列入名录。

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候鸟在飞翔。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可细嘴杓鹬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它的生物习性了解得不多，对现状评估得不足，行动开始得太晚或者不够全面，那这样的保护也不一定能扭转局面。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候鸟跨越国境甚至洲际的漫长迁徙路径，还有气候变化、流行性禽流感等全球性威胁的日益突出，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努力远远不够。如何统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协调合作，更考验人类的智慧和决心。

灭绝，给细嘴杓鹬的演化之路画上了句号，同时也为人类敲响了生态警钟，绝不能轻易淡忘成千上万种物种消亡的悲剧。

候鸟，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造物之一，翅膀托举着这些坚韧的生灵，飞过了岁月，躲过了寒冬。而现在，它们也需要我们的托举，托举着它们留在天空，而不仅仅是记忆中。

参考文献：

[1] Buchanan, Graeme M., et al. "Global extinction of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Ibis (2024).

[2] Gretton, Adam, Alexander K. Yurlov, and Gerard C. Boere. "Where does the Slender-billed Curlew nest, and what future does it have?." British Birds 95.7 (2002): 334-344.

[3] Bond, Alexander L., and Graeme M. Buchanan. "Eggs of the ‘lost’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Ornithologists’ Club 142.4 (2022): 480-486.

[4] Buchanan, Graeme M., et al. "The potential breeding range of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identified from stable-isotope analysis." Bir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28.2 (2018): 228-237.

来源：中科院中国科普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