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于1904年1月颁布，在全国掀起了“办学堂”的热潮。是年春，绩溪县仁里村程序东、程绣斋兄弟和程松堂、程石堂兄弟等共同出资并敦聘徽州硕儒胡晋接先生为堂长，开办了县内第一所新式小学——仁里私

成夏林

微信版第1653期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于1904年1月颁布，在全国掀起了“办学堂”的热潮。是年春，绩溪县仁里村程序东、程绣斋兄弟和程松堂、程石堂兄弟等共同出资并敦聘徽州硕儒胡晋接先生为堂长，开办了县内第一所新式小学——仁里私立思诚两等小学堂，首任堂长胡晋接（1870—1934）被誉为“一方硕士、六县宗师”，他确立了“以德治校”的教育理念，主张读书明理，学以致用，并建成“花园式学校”，使“思诚学堂”一时成为“徽州新制小学之先驱与模范”。

仁里思诚学校旧貌（章恒全摄）

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得知胡晋接治校有方，于1912年任命他为安徽省教育厅视学，负责督导徽州教育；次年又委派他去创办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即后来的“省立二师”）。随后继任思诚学校校长的有程宗球、程宗鲁、程树勋、程翼堂等人。

如今学校已走过一百二十个春秋的风雨坎坷，在数以千计的毕业生中，有淮南铁路设计者程士范、追随陶行知的教育家程本海、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胡翼谋、南京市立师范学校校长和中央大学教授程宗潮、现代出版家王子野、旅台作家和翻译家楚茹、航天专家胡仲雍等著名人士，真可谓：百年春风施化雨，万千桃李竞芳菲。

一、思诚学子成为亚东职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诚学堂可谓是绩溪的“人才摇篮”，特别是很多思诚学子集聚到了汪孟邹在上海开办的“亚东图书馆”，使之成为绩溪旅沪的“人才中心”。胡适晚年曾说：“思诚学堂后来成为皖南一个有名的学堂。”

据汪孟邹的同族本家汪焕如之孙汪嘉健所写的回忆文章记述，在亚东图书馆前后几十年时间里，汪孟邹除了自己的两个侄子汪原放、汪乃刚，侄女汪协如是“亚东”的主要台柱之外，还在绩溪老家选用了40多名精英，这些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忠于职守，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能干的团队。这其中就有十余人是从仁里思诚学校毕业，或在思诚学校求学、任教后，步入芜湖科学图书社及上海亚东图书馆当学徒或职员、编辑等，这些人员的历史追踪情况如下：

汪乃刚（1892—1970），汪孟邹之侄，城内白石鼓人。思诚两等小学堂首届毕业生。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与柯庆施同学。1924年进上海亚东图书馆任编辑，先后点校《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七种》《醒世姻缘传》等古籍。“亚东”建立党支部后，由汪原放和陈乔年介绍入党。汪原放去武汉期间，他任“亚东”党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返回绩溪。

陈思航收藏的亚东职员书信

章希吕（1892—1962），城内秦家巷人。思诚两等小学堂首届毕业生，先后入上海南洋中学、复旦公学求学。1921年起任亚东图书馆编辑，参加了《胡适文存》的校对编辑工作，并著有《胡适传》《哀友录》。1933年11月，被亚东派往北平胡适家中协助做文字工作。这期间，章希吕大致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胡适意见编辑《胡适文存》四集并校勘，此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更名为《胡适论学近著》。二是编定《藏晖室札记》（再版改名《胡适留学日记》），约40万字，因胡适写得潦草，章希吕细致整理并重抄，还将札记部分编加标题，为此有时工作到“深夜二时睡”，胡适在此书出版《自序》中说：“整理一大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三是1935年4月应胡适之邀住其家，校对《独立评论》杂志并协调排印、发行等事务。四是为胡适办理有关事务，如搜集胡适所需资料；整理胡适家中杂志并分类排列；整理胡适藏书并编书目；为胡适整理抄写文稿书信；编写胡适历年信札存稿目录等。五是为胡适编写的一部国文教科书进行抄写并标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返回绩溪。

章希吕像

程健行（1895—1930），仁里村人，程序东的侄儿。曾在思诚两等小学堂任教员，后在亚东图书馆任编辑。据王子野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一书序言中回忆，“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曾帮助汪协如女士校点《缀白裘》。

章友贤（1897—1937），城内秦家巷人。幼年在思诚两等小学堂初小读书。毕业后，先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工作，后进入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后离开亚东，去杭州一家布店当店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返回绩溪。

汪原放（1897—1980），汪孟邹之兄汪希颜的次子，城内白石鼓人。1906—1908年在思诚两等小学堂读书。1910年入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后到亚东图书馆工作。后在胡适的支持和指导下，率先对中国古典小说采用新式标点进行分段整理。早在1920年就出版《水浒》标点本，以后陆续标点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等10多部古典名著，翻译出版有高尔基的《我的旅伴》及《伊所伯的寓言》《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等10多部外国著作。1925 年他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入党，任中共“亚东”支部书记。1927年春，到汉口任中共主办的《民国日报》国际编辑，后任营业部经理。不久，接替张太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是年7月，大革命失败。他于9月回到上海继续任亚东图书馆编译，从此与党失去联系。日军侵占上海后，他于1943年4月回绩溪老家居住4年，翻译了美国司各脱·尼布宁的《中国革命》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仍在亚东从事编译，直至该馆歇业。1956年1月，到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同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先后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编辑。晚年撰写成百万字“亚东回忆”书稿，后由学林出版社摘录出版《回忆亚东图书馆》。

程本海（1898—1980），仁里村人。1904—1911年在思诚两等小学堂读书。1916年经人介绍入芜湖科学图书馆当学徒，旋调至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入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并兼任图书馆主任。这其间，于1923年在上海组织“绩溪学社”，并与胡梦华、许仕等联合组织“徽社”，任《微音》月刊主编。1927年，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投奔南京“晓庄”，成为陶行知的学生与得力助手，他先后被陶师派到浙江创办湘湖师范，到安徽推行普及教育运动。1948年秋，应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恪士之邀，至台任教育厅督学。他在海峡两岸努力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著作有《在晓庄》《乡村教育》《安徽普及教育写真》《教育视导之路》等。

余昌之（生卒年月不详），江西婺源人。从小住在仁里村外祖父紫蓝家，入思诚两等小学堂读书，后入上海南洋中学。1915年秋，应聘到绩溪县立女子国民小学校任教，后到亚东图书馆工作，成为“亚东”中坚。1926年由汪原放介绍入党。曾与章希吕、汪乃刚、周道谋三人一同担任《胡适文存》初集第十二版校读工作。后与周道谋、汪协如一起参加胡适编辑的《神会和尚遗集》校对。1920年4月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写道：“余昌之、周道谋二先生和汪协如女士校印此书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谢的。”

许潜如（生卒年月不详），本县磡头村人，早年曾和哥哥许怡荪一起在思诚两等小学堂求学。后来，许怡荪请汪孟邹收其胞弟当学徒，于是他于1910年来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当了学徒。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他接受革命思想，主动剪去辫子。1913年调至上海亚东图书馆。后因患肺病，请名医诊治并休养了几个月，便回浙江孝丰自家办的名叫许永昌的店去了。

程宝书（生卒年月不详），仁里村人，早年在思诚两等小学堂读过书。他为人诚实，是最先跟汪孟邹到上海科学申庄坐庄办货的，主要办理经营书籍、杂志、新读本、仪器、文具等。

程敷信（1912—2005），仁里村人，早年在思诚两等小学堂读书。后成为上海亚东图书馆职员。20世纪30年代，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他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同年5月，由皖南特委青年部部长黄诚介绍入党，并发展了两名党员（胡广范和程敷玲）。不久在仁里村召开第一次支部会，程敷信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皖南特委。10月改属徽州中心县委，在歙县、休宁、绩溪等地坚持抗日斗争。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绩溪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团团长，并主编《屏钟》报。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捕。不久成功越狱，转往浙江，后去台湾。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乘一艘小渔船回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任无为中学校长，直至离休。

王子野（1916—1994），原名程敷铎，仁里村人。1930年从仁里思诚小学毕业后，因父亲程健行去世，家境贫困，遂于当年10月赴上海亚东图书馆当学徒。在“亚东”四年（1930-1934）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成才，通晓英、俄、法、德等多种外文，并接受革命思想。1938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更名为王子野，考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并入党。先后在中央军委总政二秘处、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军委编译室等单位担任要职。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任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

二、亚东助力思诚教育发展

许多人通过电视剧《觉醒年代》方知上海亚东图书馆是一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地，在民国出版界鼎鼎有名，陈独秀、胡适、章士钊、张国焘和毛泽东等都与“亚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东图书馆曾出版过章士钊从事反袁的《甲寅》杂志，胡适白话新诗的第一本开山之作《尝试集》和“五四”时期新锐们的《文存》（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由亚东出版，后来他去北大任职，但《新青年》在南方的销售权一直交给亚东。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给亚东图书馆带来了新气象。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此外，陈独秀还把《每周评论》《新潮》等都交给亚东销售。当时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杨敏曾、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人的著作都由亚东经销；宗白华、汪静之、章衣萍等一批文化精锐及青年才俊也对亚东鼎力相助，亚东图书馆因此扬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

亚东人“治事谨严，丝毫不苟”“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也特别优美”，创造了我国出版史上“亚东版”精品图书。“亚东”版的书刊销售范围也很广，除上海外，行销全国21个省，在179个市县设有367个代销处。这期间从绩溪仁里思诚学校步入芜湖科学图书社及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编辑、职员较多，他们中不少人在返回绩溪后，为仁里思诚学校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捐献一些亚东版图书资料，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拓了思诚学校师生的视野；二是捐赠亚东经销的一些文具和仪器，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三是在思诚学校面临办学资金困难时，积极筹款，使学校度过危机，迎来中兴。如1926年仁里富商、思诚学校的主要出资人程序东去世，学校经费无以为继，单靠学生缴些许学费是不够开支的。于是，思诚学校的两任校长程东屏、程翼堂便主动外出募捐。

据汪俊赓先生的回忆文章《我读“思诚”时的几位老师》中描述：“程翼堂与程东屏先生经常奔走于京沪杭、宣郎广之间。程东屏先生凭着一手好书法，为乡人作书，写招牌，与翼堂先生共同募集学校资金。徽商那时在外边是很成气候的，凭着思诚的信誉，凭着东屏先生的字，学校经费源源而来。我常常见到的是他俩风尘仆仆归来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在朝会上神采飞扬的演说，大概都是徽商们支持学校的话题，勉励我们好好学习。有一件事，我却清晰地记得。那是他俩外出募集学校资金回来不久，在延宾室（即会客室）里，正中增加了一块三尺多长、一二尺宽的玻璃框，那上面是翼堂先生书写的《捐赠榜》，端楷娟秀。榜上名字，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名字下面的数字，却清清楚楚：有十元、百元的，其中也不乏两元、四元的。由此可见旅外同乡积极捐款助学的情景，他们各尽所能，不拘多少，资助办学。于是我们（思诚学校）这些莘莘学子，才有这比较优越的学习环境。”

“亚东”编辑章希吕之女章秋仪的回忆资料中也指出：“希吕先生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1929年，曾与乃刚、原放、昌之等‘亚东’职员在编辑部参加绩溪仁里思诚两等小学堂的翼堂、东屏等召开的募捐思诚学校基金会谈话会，会后即进行募捐活动。”（据绩溪县《华阳镇志·人物传略》中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仁里思诚两等小学堂创办于清末“废科举”“办学堂”的热潮中，它见证了仁里程姓徽商将商业经营中积累的资产，积极投入到家乡的教育事业中，为徽州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上海亚东图书馆是在维新与革命中诞生、伴随新文化运动成长壮大、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跟时代步伐、激流勇进的出版社。作为仁里思诚两等小学堂的首任堂长胡晋接，不仅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创始人汪孟邹及其侄儿汪原放的业师，更是汪孟邹走向芜湖开办新书店的劝导人。后来，无数思诚学子又聚集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及亚东图书馆当学徒、职员或编辑，推动亚东事业走向辉煌。

参考资料：

1.《亚东六录》（汪无奇编著、绩溪县地方志办公室协编）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2013年12月

2.《亚东图书馆历史追踪》（程庸祺编著）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163年3月

3.《思诚百年》（主编：程扶贶、副主编：汪俊庚、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协编）内部刊号皖宣（2002年）16号

4.《民国著名出版家——汪孟邹》（作者：邵本武）《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准印证号：皖L15—010）第156期

5.《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刊（1—60期）合订本

来源：宣城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