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唐朝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南衙北司之争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贯穿了唐后期自肃宗至昭宗的150年岁月，深刻影响了唐朝的政治走向 ，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直至覆灭的关键因素。这场发生在中央政府内部的激烈权力博弈，一方是以宰相为核心的南衙，代表着传统的官僚行政体系与朝廷正

引言

在唐朝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南衙北司之争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贯穿了唐后期自肃宗至昭宗的150年岁月，深刻影响了唐朝的政治走向 ，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直至覆灭的关键因素。这场发生在中央政府内部的激烈权力博弈，一方是以宰相为核心的南衙，代表着传统的官僚行政体系与朝廷正统决策力量；另一方是以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为核心的北司，即宦官集团，他们凭借着特殊的机遇和皇帝的宠信，逐渐掌控机要、掌握军权，进而左右朝政。南衙北司之争的背后，是皇权、相权与宦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唐朝政治、军事、社会等多方面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

一、权力格局初起：南衙独大到北司萌芽

唐初，统治者为强化中央集权，在朝堂上沿用并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将宰相职权一分为三，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批驳审议，尚书省管理六部、负责执行政令 ，三省宰相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形成了一套严密且高效的行政决策体系。此时的南衙，作为国家政务的核心处理机构，在高祖李渊至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辅佐帝王开创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一个个天下大治的局面。从太宗李世民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的长孙无忌、李义府、狄仁杰、张柬之，再到玄宗李隆基前期的姚崇、宋璟，这些名相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才能和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皇权形成制衡。例如，李治时期，长孙无忌以国舅、顾命大臣身份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权倾朝野，高宗立后都需主动征求其意见；武则天时期，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柬之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禅位，足见当时宰相权力之盛。

而在内廷方面，唐初统治者充分吸取东汉以来宦官乱政的教训，对宦官采取了严格的抑制措施。宦官掌管的内侍省不设三品官，以内侍为长官，官阶仅为四品，其职责也仅仅局限于宫门守卫、宫廷打扫以及膳食供应等杂务，在政治舞台上几乎毫无存在感，与权势滔天的宰相集团相比，地位可谓天差地别。

然而，这种权力格局在玄宗后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开元十一年，玄宗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其下设置包括枢机房在内的五房。宦官开始负责枢机房与皇帝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对信息的内容和传达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力。标志性事件便是高力士参与朝政，“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进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决”，李林甫、杨国忠等得以登上宰相之位，与高力士的运作不无关系 ，高力士甚至被诸王公主称呼为“阿翁”，驸马们称其为“爷”。同时，以边令诚为代表的宦官被委任为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每次出行都令各郡惊惧退避。不过，此时宰相领导的南衙仍是朝政决策的中心，宦官只是在一些内部环节施加影响，南衙权力地位仍在北司之上 。但这一变化，无疑为后来宦官势力的进一步崛起埋下了伏笔。

二、南北分庭抗礼：北司崛起与南衙的反击

真正打破原有权力平衡，使得宦官势力全面崛起的是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唐朝半壁江山的叛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深刻改变了唐朝的权力格局。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转而将目光投向身边的宦官。因为宦官在生理上的缺陷，以及长期以来被视为皇帝私人奴仆的身份，让皇帝觉得他们似乎缺乏危及皇权的能力，于是在军事和内政上，宦官受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马嵬之变后，肃宗在灵武登基，宠臣李辅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肃宗即位后，不仅将统帅禁军的权力交给李辅国，还让他负责朝臣奏事的中转以及诏书的署名施行。朝臣奏事需先经李辅国之手才能告知肃宗，就连宰相想见皇帝都要经过他的安排，李辅国由此权倾朝野，甚至架空皇权，宰相李揆称其为“五父”，反对他的宰相萧华被逐出京师，北司权势一时完全压过南衙。在拥立代宗李豫继位后，李辅国更是狂妄地对代宗说：“大家（皇帝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不过，此时的北司虽然掌握禁军，但根基并不稳固，仍然依附于皇权。代宗利用李辅国与另一大宦官程元振的矛盾，将李辅国轻易铲除。

程元振接管禁军后继续专权，因小事贬谪宰臣裴冕，引起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在朝臣的压力之下，代宗将程元振解职流放，南衙暂时扳回一局。此后，出自边疆神策军的监军鱼朝恩凭借在吐蕃叛乱中护驾有功而掌管禁军，他的专权程度更甚于前两者，宰相决定政事时，若不先和他商量，他便会发怒。但最终，鱼朝恩同样因为权势过大，被代宗联合宰相元载设计杀死于内廷，宦官也不再掌管禁军，权力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宰相手中。

从肃宗到代宗时期，南衙在法理上仍掌握朝廷决策权，但北司凭借皇帝的信任屡次粗暴干涉甚至压制南衙。而南衙凭借根深蒂固的朝堂根基仍可以有效反击，流放程元振、元载专权便是例子。不过，宦官集团对中央禁军的控制，以及代宗成立枢密院、赋予宦官决策权，标志着北司已全面崛起。尽管北司只是短暂掌管禁军，而且这种权力只限于个人，但他们与皇帝关系密切，已经有超过南衙的势头，南衙北司呈现出平分秋色、轮流坐庄的局面。

三、北司全面专政：南衙的无力与挣扎

代宗死后，德宗李适继位。德宗执政初期，依然秉持压制北司宦官、重用朝臣的做法。然而，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之变，彻底改变了德宗的态度。在这场长达五年的叛乱中，朝臣将领纷纷逃跑或叛变，只有宦官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德宗身边。平叛后，德宗对朝臣失去信任，转而将禁军神策军正式划归宦官，并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窦文场、霍仙鸣担任。同时，作为枢密使的宦官权力也在逐步扩大，他们从单纯的往来传递信息，发展到与宰相一起参与延英奏对，标志着北司从控制军事到染指行政。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集团的权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宦官集团的专政，不甘心被压制的南衙发起了强烈反击。805年，顺宗即位后，以翰林王伾、王叔文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等为核心，形成了“二王刘柳”的革新派，发起了永贞革新，试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军政大权。他们先是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然后又通过人事调动计划，任命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大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 。但由于神策军大将大多是宦官的亲信，拒绝交出军队，加上顺宗中风失音，不能理政，上传下达渠道不畅，以及宦官及时醒悟，拒绝执行，致使禁军调动计划落空。

随后，俱文珍等宦官直接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逼迫其将权力移交太子李纯，并逼顺宗下诏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又授意地方节度使攻击革新派。此后革新派内部分裂，导致革新运动无法再进行下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不久，俱文珍等宦官逼迫顺宗禅位，拥立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唐宪宗。而后将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淮、程异及韦执宜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持续一百多天的永贞革新彻底破产，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一事件意味着南衙的反扑失败，北司取得了全面胜利，此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还操纵皇帝的废立，对朝政的影响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宪宗继位后，立志削藩，抑制宦官专权，重用杜黄裳、武元衡、李绛、裴度等宰相，大力改革，增加财政收入，振兴朝廷军备，平定了四川、淮西等藩镇割据势力，实现了元和中兴。在这一过程中，南衙发挥了重大作用，摆脱了北司的控制，重新回到中枢决策地位 ，尤其是裴度，成为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元老，史称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而北司在宪宗执政的十五年间相对低调，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率神策军在平定河北藩镇叛乱时大败，神策军地位由此衰落。但枢密使制度却固定下来，任枢密使的宦官在宦官集团中取得了较高的地位。

自穆宗至宣宗，宦官势力主要表现为左右皇位继承。“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继位之外，其余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均为宦官所拥立”。在这一时期，南衙中许多官员为了升迁，纷纷依附宦官，牛李党争背后实际上就是宦官内部势力的相互倾轧。牛党、李党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获得高官地位，两党之间权力的起伏也反映了他们背后宦官内部势力的起伏。

四、末世的疯狂：南北同归于尽

唐懿宗之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展到侵涉行政权力。唐僖宗、昭宗期间，枢密使获得“贴黄”权力，即在臣下呈给皇帝的白色奏章下面贴上黄纸写的最终决议，这使得他们完全剥夺了宰相的权力，实际上拥有了决策行政权。同时，他们还在礼仪上争取与朝臣平等，并在唐僖宗年间实现了这一要求。此时的北司完全胜过了南衙，宰相的独立行政权力不复存在，宦官权力达到顶峰。

面对宦官的专权跋扈，不甘沦为傀儡的皇帝与南衙朝臣并未放弃反抗。文宗时期，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之变”。文宗先是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结果计划泄露，宋申锡被贬。后来，郑注因医术高明，李训因善讲《周易》，在当权宦官王守澄的引荐下来到文宗身边，并先后成为文宗的亲信。文宗认为他们均系王守澄所推荐，与之密谋诛除宦官可免其猜疑，故而对他们推心置腹。随后，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第二年，李训升任宰相，郑注则被授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他们利用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承和、陈弘志等人，又设计杀了宦官头子王守澄。

然而，在准备进一步消灭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时，李训急于求成，想要独自完成诛灭宦官的大功，提前发动政变。他在宫中设下伏兵，谎称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有甘露，诱使仇士良等宦官前往观看，企图一举将他们诛杀。但计划被仇士良识破，宦官们劫持文宗回宫，派神策军大肆屠杀朝官，李训、郑注等人被杀，受牵连被杀的官员多达千余人。“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此后文宗被宦官软禁，抑郁而死，南衙朝臣遭受重创，对宦官的反抗更加无力。

唐朝末年，面对愈发猖獗的宦官势力，宰相崔胤决心谋除宦官。他勾结宣武镇节度使朱温（朱全忠）以为外援，而宦官则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相对抗。最终，朱温打败李茂贞，进入长安，尽诛宦官，结束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但崔胤没有想到，朱温在消灭宦官后，野心膨胀，他发动政变，屠杀所有宰辅朝臣，逼迫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唐朝灭亡，南衙北司也随着唐朝的覆灭而宣告终结。

结语

南衙北司之争，是唐朝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一场权力恶斗，它见证了唐朝政治的腐败、皇权的衰落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这场争斗不仅严重削弱了唐朝的中央集权，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使得朝廷内部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它是唐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段发人深省的教训，让我们看到了权力失去制衡后的可怕后果，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 。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