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文学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双重特质：它是“最中国的”，因为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需要强化中国文化认同；同时它又是“最世界的”，因为当1949年后中国内地转向“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香港依然拥抱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文学潮流，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中心。

香港文学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双重特质：它是“最中国的”，因为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需要强化中国文化认同；同时它又是“最世界的”，因为当1949年后中国内地转向“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香港依然拥抱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文学潮流，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中心。

新文献如何改写文学史？新的史料如何构建新的文学史观？面向未来，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位置及其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近日，一场主题为“香港视域：历史建构、文学记忆与未来”的活动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携新作《香港：报刊与文学》与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文学评论家施战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期刊史研究学者李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香港文学研究学者乐琦一道，以丰富的一手报刊文献为基础，以香港视域探讨了上述问题。

“香港视域：历史建构、文学记忆与未来”主题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香港：报刊与文学》系统梳理了从1843年《遐迩贯珍》到当代《香港文学》的香港文艺报刊的流变，书中，赵稀方不仅用史料的方式展现了香港文学发展的脉络，更是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香港文化身份的方法论——在殖民与现代、传统与革新、本土与全球的多重张力中，香港文学如何建构其主体性与现代性。书中还纠正了香港文学史史料上大量的错漏。如确证了《遐迩贯珍》作为香港文学“不纯”的起源、纠正了《循环日报》办副刊的时间点、对阿英有关著作的补充和围绕《红豆》杂志进行的考订和纠谬等。确切地说，《香港：报刊与文学》是一本“香港报刊文学史”，在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呈现了香港文学史的内在思想脉络。

《遐迩贯珍》与《循环日报》。

除了研究报刊本身，赵稀方还将目光投向那些被视为“边缘”的报章副刊、连载小说、编者按语甚至广告版面。这种研究视角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香港文化的独特性恰恰孕育于那些被认为“边缘”的报刊褶皱之中。书中对《循环日报》副刊的解析尤为典型——王韬的报业实践不仅传播了新思想，更创造了一种介于传统笔记与近代评论之间的文体“报章体”。由于王韬较多接触西学，并曾出访欧洲各国及日本等地，具有开放的眼光，因此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人才诸方面的文章，介绍西学，并发表了对于中国变革的见解，这对于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学上看，这些报章体文章创造了一种散文新文体，对于近代以来的文体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外小说林》的重新发现也是一个例证。这份长期被阿英等文学史家忽略的杂志，实际展现了晚清香港惊人的文化包容力——通俗文艺与西方侦探小说同版刊载，传统章回体与新兴短篇小说并存。这种“不纯”的文学状态非但不是缺陷，反而构成了香港文学最珍贵的特征。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正是报刊这种大众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香港文学能够摆脱“纯文学”的桎梏，形成雅俗交融的独特生态。

香港承载着复杂的历史记忆，它所处的文化场域更是波谲云诡。赵稀方曾说：“现代报刊一方面是历史材料，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历史建构。”因此，他在书中，一方面深入挖掘报刊，呈现“报刊香港”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又研究报刊如何建构香港，将“香港作为方法”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显然，这一思路超越了将香港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路径，转而将香港经验转化为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框架的理论资源——边缘不再是被解释的客体，而是成为重新审视中心的视角。

活动现场，赵稀方表示，《香港：报刊与文学》的创作动机，要从2003年出版的《小说香港》这本书谈起。《小说香港》是赵稀方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从流动的身份角度来谈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它的城市特征。在赵稀方看来，“……香港文学史已经出版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一手史料方面还是比较有欠缺。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内地学者去香港查找资料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已经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基本是以作家作品或者说以文学思潮为结构方式的，我觉得在一手史料方面还是有所欠缺。”也正因此，才有了2019年香港三联出版的《报刊香港》一书。

《红豆》杂志《小说星期刊》与《中外小说林》。

《香港：报刊与文学》通过追踪从《小说星期刊》到《大公报》的演变线索，清晰地勾勒出香港文学场域如何在不同政治力量博弈中形成特殊生态。赵稀方的研究并非停留在史料堆砌层面，简单地介绍与铺陈香港报刊，而是“以广泛累积的香港报刊阅读量为基础，从‘量’中发现问题，抽丝剥茧，依凭香港报刊，还原香港文学历史现场的真实形态”。书中对“绿背文学”现象的考察尤为深刻，不仅还原了冷战时期美国资金如何通过《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影响香港文学创作，更揭示了本地作家如何在这种体制缝隙中寻找表达空间。这种将文学放回历史语境的研究范式，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何香港能够同时孕育刘以鬯的现代主义与金庸的武侠经典。

《小说星期刊》与《中国学生周报》。

施战军表示，《香港：报刊与文学》一书是《报刊香港》的扩充，而这是一本“非常了不得”的书。之所以这样说，施战军说，首先这并不是那种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往里边填充内容的做学问的方式，而是非常扎实地在做学问，“他把与香港相关的能够看到的，能够找到的报刊，或者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找到的，但是他也能找到，下了大工夫。”其次，施战军认为，《香港：报刊与文学》中展示了赵稀方对于历史发展的独特认识，尤其是文学史发展的独特认识，“这部书里体现的是他的历史观、价值观，所以它既有学术性又有当代性。”

施战军以书中对刘以鬯的描述为例，“刘以鬯为什么那个时候借过香港文学这个‘火’？他之前做了什么？他后来做了什么？他在创作上是什么样的特点？他和那些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南来作家’，还有后来完完全全的西化的作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对刘以鬯先生的分析，本身就涵盖着他历史观的内容。把具体的形象，具体的人放在历史的框架当中来看历史。”

以下内容节选自《香港：报刊与文学》，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香港：报刊与文学》

作者：赵稀方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4月

香港创刊的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

1853年香港创刊的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早已被史学界所注意。《遐迩贯珍》是中文刊物，内中又有不少华人的文章，特别是其中的几篇散文游记文学意味很浓。《遐迩贯珍》的中西混杂，呈现了香港文学不“纯”的起源。

刘以鬯先生称，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创建副刊，开创了香港文学，这一点已经成为香港文学史的公论。然而，据笔者的考证，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误会，来自一个简单的史料错误。笔者查阅过大英图书馆的《循环日报》的胶片，也查阅过香港大学的微缩胶片，发现《循环日报》在创刊时并无副刊。事实上，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时在1904年，这时候王韬早已经去世了。在近代士大夫中，王韬相当特别。他一直为传教士工作，曾出访国外，受西方文化浸淫较深，然而他又自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因此他的思想不时出现矛盾纠结之处，不失为后殖民“协商”的一个范例。

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香港文学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两种。《小说世界》已经不存，《新小说丛》也仅存三期。可惜，阿英没有注意到创刊时间早于《新小说丛》的《中外小说林》。《中外小说林》不但时间早，并且现存期数全，堪称香港现存最早的文学期刊。《中外小说林》以民族主义相号召，致力于推翻晚清王朝，然而对于香港自身的殖民主义却并不注意，形成了一个悖论。

1921年创刊的《双声》杂志，是较早刊登白话小说的香港杂志。刊登于《双声》第1期的黄天石的短篇小说《碎蕊》，被视为香港小说“新的开始”。笔者查阅了《双声》杂志全部四期，发现类似《碎蕊》的白话小说其实不少。

《妙谛小说》现仅存一期，即第4期。从这一期杂志上看不到时间线索，但刊物上标明“香港代理处《共和报》”，杨国雄指出：“香港的《共和报》是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二年间出版，该刊出版最迟应在一九二二年。”

《文学研究录》现仅存第4至8期，第4期的出版时间是1922年1月，第4至6期这三期是月刊，由此推算它的创刊时间应该在1921年。《文学研究录》并非纯文艺刊物，而是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函授刊物，旨在培训文学爱好者。在内地“五四”批判传统文化、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香港反倒聚集内地旧文人，从事国学教育。

这样一种文化反差的原因何在呢？从《英华青年》上可以略知一二。《英华青年》系袁良骏先生发现的刊物，不过他谈的是1924年的《英华青年》，对于《英华青年》的前身却并不了解。他认为，《英华青年》创刊于1909年。此说显然有误，《英华青年》的创刊时间应为1919年。《英华青年》创刊号所刊载的主编周夏明的《发刊词》，第一句话就是“民国八年，仲夏之月，香江英华青年会，举行开幕礼。礼成，佥议创办一杂志，颜曰《英华青年》”。本书将《英华青年》与《文学研究录》结合起来，考察香港“五四”不同于内地的特征。香港呼应了“五四”政治运动，却没有呼应新文化运动，相反呼吁保存中国文化，希望融合中西。这是香港文化的殖民现代性特征，或者亦可以对反思内地的文化激进主义有所启发。

1924年夏历八月创刊的《小说星期刊》，一向被视为鸳鸯蝴蝶派刊物，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小说星期刊》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其中确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但还有古典诗文、白话小说、新诗等，还有粤港地方文化等内容。就白话小说而言，《小说星期刊》所刊载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伴侣》，是香港新文学的先导。同时，它所刊载的文言小说也具有表现私人领域、反省现代性和批判殖民主义等特征，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旧文学的现代性”。

1928年8月5日创刊的《伴侣》贵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是香港文学史都要提到的，然而我们对于《伴侣》的了解并不够。笔者发现，我们袭用的侣伦有关于《伴侣》的回忆，其实并不准确。《伴侣》并非文艺类刊物，而是一个时尚生活类刊物，文艺化是从第7期才开始的，可惜这个刊物到第9期就看不到了。《伴侣》所刊小说的题材相当狭窄，基本是爱情家庭类，这应该和《伴侣》“谈谈风月，说说女人”的“通俗文学”定位有关。《伴侣》之所以受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认为是香港第一个白话文艺刊物。不过在笔者看来，新旧文学对立其实并不是香港早期文学的主要结构，《小说星期刊》的文白夹杂才更为真实地反映了香港早期文学的实际状况。

《字纸簏》的创刊早于《伴侣》，现存最早的《字纸簏》是第3号，时为1928年7月。不过《字纸簏》开始在广州，后来才来到香港。《字纸簏》与《伴侣》大致同时，但它并不追求成为白话刊物。它专门辟了一个“不三不四”栏目，登载文言作品。有作者来信要求刊物放弃这一栏目，“第3号的《字纸簏》出版后，接到香港一个阅者的来信，让我忍痛将不三不四弃掉，好让《字纸簏》成为纯粹的婴儿。”但是编辑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字纸簏》就是字纸簏罢了，既不是新潮，也不是旧粹，尤其不是什么‘光’，或什么‘钟’。”看起来，《字纸簏》并没有倡导白话文学的意思，《伴侣》其实也一样。《字纸簏》当时与《伴侣》关系并不好，发表在《伴侣》第1期上的雁游的短篇小说《天心》抄袭《小说月报》，就是由《字纸簏》揭发出来的，为此两个刊物还发生了争执。

20世纪三十年代很多刊物都只存创刊号

1929年9月，香港出现了一个较为正式的新文学刊物《铁马》。《铁马》上玉霞的《第一声呐喊》，自认为是“香港文化第一声呐喊”，岛上社也自觉支持“国语文学”。不过，此时香港的主要问题并非新旧文化对立，而是商业体制遏制了纯文学的生长。从《铁马》的“编后语”看，《铁马》同人并不在意文学的新旧问题，对于他们最大的压制是经济问题。《铁马》只出了一期就失败了，其后1930年4月创办的《岛上》也同样艰难，至1931年出版第2期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20世纪三十年代也一样，很多刊物都只存创刊号。1933年5月创刊的提倡普罗文学的左翼刊物《春雷半月刊》、同年10月出版的刊登过侣伦《红茶》一文的《小齿轮》、1934年9月创刊的刊载过刘火子《中国何以没有伟大的诗人出现》一文的《今日诗歌》、1935年1月创刊的刊载过侯汝华等人的现代诗的《时代风景》、1937年3月创刊的刊载过“悼易特辑”的《南风》，均只有一期存世，可能是后面的刊物没有保存下来，更可能是只办了一期就难以为继了。

在这种情形下，1933年创刊的《红豆》殊为可贵，它是现存唯一的较为系统的20世纪三十年代前期香港文学期刊，对我们考察战前香港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学界关于《红豆》说法不一，本书对此进行了考订，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彼时香港文坛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并置的特征。另外，《红豆》的“世界史诗专号”“英国文坛十杰专号”和“吉伯西专号”等几个翻译专辑，也颇值得注意。

据笔者的考察，抗战初期的香港作家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南来作家。就报纸副刊而言，最有名的是四大副刊：在中共方面是茅盾主编的《立报·言林》和夏衍主编的《华商报·灯塔》，在纯文学方面则是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和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在文学期刊上，较为有名的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简又文主编的《大风》和黄宁婴主编的《中国诗坛》等。二是未被注意的黄天石、平可、张吻冰、龙实秀等香港本地新文学作家，他们在《工商日报》及其《天光报》上发表的流行小说，对香港本地市民的影响远远超过南来作家的作品。三是为南来左翼文坛培养起来的香港青年作者，包括刘火子、彭耀芬、黄谷柳等香港作家。茅盾等南来作家的活动，使香港成为全国抗战文学的中心，然而他们对于香港原有的文坛尚有隔膜，自身的作品也不太能够进入香港市民读者，但他们通过《文艺青年》等刊物，培养了香港本地文艺青年，并生产出了一批反映抗战以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学作品。香港文学史多论述第一类内地南下作家的创作，对于第二类本港作家和第三类香港左翼青年的写作都没太注意。

香港沦陷时期的文学，一向没有进入过香港文学史。笔者对于香港沦陷时期的报刊和创作进行了搜罗考察，并着重讨论了被指控为汉奸的戴望舒和叶灵凤两人。戴望舒在沦陷时期发表的文字，主要集中于《华侨日报》《香港日报》和《香岛日报》，从这些文字看，戴望舒基本上是清白的。叶灵凤的情况则较为复杂，他在香港沦陷以后任职于日本军方主办的大同图书印务局，1942年8月主持《新东亚》杂志，1943年4月任《大众周报》社社长，1944年1月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11月30日主编了《香港日报》“香港艺文”。在叶灵凤发表的文字中，除了“书淫艳异录”系列、读书笔记、电影评论等，还有大量的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文章，这些主要发表于《大众周报》上的文字，很出人意料，需要重新探讨。

战前战后的香港文坛，一直被相提并论，视为南来作家给香港文学带来的高峰。在笔者看来，因为历史情形的不同，两个时期的差异还是较大的。抗战前的香港文坛人才济济，大家因为抗日的目标走到一起，形成统一战线，文坛百花齐放，创作上相当有实绩。抗战后，特别是到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香港文坛形势大变，刮起了批评风暴。这一时期香港最有影响的报刊，并非文学创作刊物，而是理论批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20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香港最有影响的小说，一是自1947年11月14日起连载于《华商报》的《虾球传》，一是自1947年4月起在《新生晚报》连载的《经纪日记》。前者较为有名，后者不太为人所知。在地方性书写上，两者可堪比较。

民间派、古典派与写实派的三足鼎立

20世纪五十年代的绿背文化，是香港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据笔者所见，未见文学史提及的《自由阵线》，是最早的绿背刊物。其后，绿背报刊集中出现在1952年：美国新闻处的《今日美国》创刊于1952年3月15日，《人人文学》创刊于1952年5月20日，《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1952年7月25日，颇具规模的亚洲出版社则成立于1952年9月。香港本来是一个被殖民地区，然而在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却被塑造成了一个“民主橱窗”和“自由天堂”。

20世纪五十年代上半期，绿背文学在香港文坛占据了主流。五十年代中期前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出现。最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刊物，是1956年2月面世的、由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不过，这一思潮在此前昆南等人创办的《诗朵》（1955）上已露端倪。而在1959年5月《文艺新潮》终刊后，昆南创办的《新思潮》（1959），刘以鬯主持的《香港时报·浅水湾》（1960—1962），李英豪和昆南创办的《好望角》（1963），都延续了这一思潮。就这样，现代主义潮流在香港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持续了十年。整体梳理香港20世纪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所产生的新的历史面向。就横向而言，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意义在于冲破了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绿背反共文学主导文坛的局面；就纵向而言，香港现代主义思潮衔接了1949年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纯文学和现代主义传统。

《香港文学》与《文艺新潮》。

现代主义思潮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基本结构是左右对立。大约从1955年开始，左翼开始创建报刊，与右翼对峙。除《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报纸之外，左翼的主要文艺期刊是1957年的《文艺世纪》、1966年的《海光文艺》和1972年的《海洋文艺》。右翼文学开始于1955年创办的《海澜》，其后较为典型的右翼刊物是从1965延伸到1979年的《当代文艺》。

当然，左与右只是大致分类，并不适合所有的刊物。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转站，香港一些刊物以海外为主要市场。《文坛》（1950—1974）是香港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不过它主要在海外发行，堪称一份华侨刊物。《南洋文艺》（1961）和《华侨文艺》（1962）等都主要针对东南亚，作者和市场都来自南洋。《纯文学》则较为特殊，是台湾《纯文学》杂志的香港翻版。

以“六七暴动”为转折点，香港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的新一代港人的长大，本地作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本书通过《大拇指》《罗盘》《素叶文学》几个刊物追溯了本土文学的渊源。同时又通过《诗风》《诗双月刊》《诗网络》等刊物，追踪了另一种本土性。本书认为，香港性并非只有一种，它取决于对香港的不同理解，强调表现本地的也斯、西西等人的民间派固然是一种香港性，而将香港文化理解为中西融合的黄国彬等人的古典派也是另一种香港性。这后一种是未被人们注意到的。1972年创刊的《四季》《诗风》和《海洋文艺》这三种报刊，代表着香港民间派、古典派与写实派的三足鼎立。

《香港文学》志在主导香港文坛

20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中国进入新时期、中美建交以及香港即将回归，香港文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50年代以来左右对立的文化格局逐渐瓦解。徐速的《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海洋文艺》忽然在1980年被中止，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右翼作家代表徐速和左翼文学代表作家阮朗，双双于1981年去世，富有象征意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979年9月问世的《八方》，大体上系由1967年创刊的《盘古》演变而来。《盘古》是一个自右转左的刊物，不过这里的“左”并非香港左翼，而是一种自由激进主义，是彼时海内社会运动所造成的结果。较之《盘古》，《八方》可以说完成了华丽转身，摆脱了从前的面目。《八方》的使命，是沟通两岸三地。《香港文学》则志在主导香港文坛，它对内串联香港本地的不同派别，对外则沟通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此外，它对于香港文学学科的构建也具有开创性贡献。刘以鬯卸任后，接编的陶然保持了《香港文学》的定位，并且发扬光大。

《盘古》。

《香港文学》既已成为公共平台，那么《海洋文艺》以来的左翼文人团体去哪里了呢？笔者发现，原来他们多数聚集于同人的“炉峰社”及《炉峰文艺》上。香港作联则是较大的南来文人团体，罗琅的“炉峰社”以及张诗剑的“龙香文学社”等大致上都属于这一集团。作联的杂志是《香港作家》，1988年创刊，直至2019年转为线上，延续了三十多年，堪称香港历时最长的刊物之一。香港的作协则属于另一端，其会刊是《作家》。《作家》起初以通俗文学为特色，又一度成为纯文学及批评的高峰。它历经两次转变，跨越三个时期，不能一概而论。

2006年，香港有两个刊物面世：一是梅子主编的《城市文艺》，二是谢晓虹、韩丽珠、邓小桦等一伙年轻人编的《字花》。《城市文艺》基本上是一个公共平台，性质与《香港文学》接近，两者的区别是《香港文学》系内地出资，《城市文艺》则是由香港艺展局资助。《字花》是一个本地青年文化的刊物，强调文学表现个性，书写城市性的各种话题。它打破了常规的文学体裁分类模式，不再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为栏目，而是以主题为模式，在一个主题下并置各种文类。它并非以文学自居，却将写作称为“植字”。

《香港文学》的“老、中、青”与“中、左、右”看起来已经囊括了所有作家，不过它所涉及的只是“纯文学”和“严肃文学”，对于商业城市香港而言，另外一条通俗文学线索也需要梳理，它对于社会的影响事实上更大。前面我们已经谈到20世纪二十年代《小说星期刊》中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抗战初期黄天石及平可等人的流行小说以及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高雄的《经纪日记》。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通俗小说领风头者，是从《新晚报》起步的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刊物而言，1959年罗斌的环球出版社创立《武侠世界》，1960年金庸创刊了《武侠与历史》，1970年张维又创办了《武侠春秋》，这三个刊物成为香港最流行的武侠杂志。其中《武侠世界》影响最大，这个刊物风行六十年，直到2019年才停刊，堪称传奇。

1959年，金庸脱离左翼，创建《明报》，以新派武侠小说为主打，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文化品牌。除了新派武侠小说之外，《明报》报系还推出了言情小说系列。《明报周刊》从1968年创刊起，一直以亦舒的小说为主打，此外还刊登过林燕妮等人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打、言情之外，《明报周刊》还重视打造专栏作家的品牌，如三苏、黄霑、林燕妮、钟玲玲等都成为走红作家。《明报》系列并非纯文艺报刊，不过，在建构香港现代文化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整合/何安安

原文作者/赵稀方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