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说，1919年的5月4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

本文作者：陈平原（1954年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

比如说，1919年的5月4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

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

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

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

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陈先生的故事。

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几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2002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

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必记本”注：1903年-1990年，安徽霍丘人，作家、学者、书法家，也善于篆刻、绘画）

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他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曾经，学生们在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

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是郑骞郑先生（“必记本”注：1906—1991，燕京大学毕业，曾任教于燕京大学、东北大学、暨南大学等。1948年应台静农之邀，赴台湾任台大教授），另一边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80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

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

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

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

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

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涉及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

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史学家史景迁(“必记本”注：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求知，在“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作北风呼。黄杨倔强尤一色，白桦优柔以半疏。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拟约三九吟梅雪，还借自家小火炉”的立冬过后，读些有意思的书既是抵御庸常、建设自我的最便捷方式，读些有价值的书更是理解自己、理解世界和理解人生的最有效途径，悦读从一本好书开始吧，更多好书、更多常识、更多交流请下方扫码领取“必记本”知识星球优惠卡，先到先得，先睹为快！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