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个冬日的早晨，我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婆婆的惊呼：＂老天爷，张立田，你这么大雪天走十八里路来做啥？＂
十八里路的深情
那个冬日的早晨，我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婆婆的惊呼：＂老天爷，张立田，你这么大雪天走十八里路来做啥？＂
我扒着窗户往外看，只见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雪中，肩膀上落满了白雪，手里提着一个沾满雪花的粗布袋。
我与丈夫周国强相识在八十年代初的轧钢厂。那时候，他刚从乡下调进城里，朴实寡言，总是踏实肯干。
＂嫂子，我是来看看你们的。顺便给你带些自家种的花生和大蒜花来。＂院子里，那个声音轻缓地说着，带着北方农村特有的黏糯口音。
婚后我们搬到了周家老宅，与婆婆同住。婆婆常提起大伯张立田，说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好人，虽无儿无女，却一直照顾村里的孤寡老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伯。他身材瘦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田间的沟壑。手里提着的粗布袋被雪打湿了一角，露出里面黄澄澄的花生和干瘪的大蒜花。
＂哎呀，你这人！＂婆婆红了眼眶，拉着他的手进了屋，边走边数落，＂你今年都六十七了，还走这十八里地，万一摔着了可咋整！＂
大伯只是憨厚地笑，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没事，走惯了。这条路我闭着眼都认得。＂
国强给大伯倒了杯热水，大伯双手捧着，小口小口地啜饮着，仿佛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大伯，您暖和暖和，我去给您热点馒头。＂我转身要去厨房。
大伯连忙摆手：＂不用不用，家里吃过了，嫂子别忙活。＂
国强在一旁悄悄对我说：＂自从爹走后，大伯每年都来，风雨无阻。＂
我听了心里一暖，多年前的故事虽然我没经历过，但从婆婆和国强的只言片语中，我早已拼凑出一幅家族的情感图景。
屋里的火炉烧得正旺，大伯脱下了湿漉漉的棉袄，露出里面打着补丁的毛衣。他从布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花生和大蒜花：＂这是上好的，种在南坡地的，晒得足够干。嫂子，这花生炒熟了给国强当零嘴，大蒜花煮肉好吃。＂
婆婆接过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立田，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么大雪天，你走这十八里路，我这心里不安生啊。＂
大伯笑了笑：＂哪里的话，当年你们家帮了我多少啊。这点心意，算不得什么。＂
午饭时，我特意多做了几个菜。虽然家里条件不宽裕，粮票布票都紧张，但招待亲人的一顿饭，我们还是尽可能丰盛些。
桌上摆着红烧肉、清炒白菜和一碗粉条炖豆腐，还有我蒸的白面馒头。这在物资匮乏的八十年代初，已经算得上丰盛的招待了。
大伯看着桌上的菜，连连摆手：＂太破费了，太破费了。＂他夹菜时总是先给婆婆和我们，自己吃得很少。
吃完饭，国强拿出珍藏的半包＂大前门＂香烟，递给大伯一支。大伯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里面是自己卷的旱烟。
＂还是抽这个习惯。＂大伯笑着说，＂城里的烟太细了，抽不出味道来。＂
午后，国强拉着大伯去了街上的照相馆。我收拾碗筷时，婆婆坐在炕头，眼神飘向远方。
＂立田他呀，命苦。＂婆婆叹了口气，＂年轻时娶了媳妇，没两年就因难产走了，孩子也保不住。那年他才二十五岁。＂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静静地听着。
＂后来他就一个人过，从不张罗再找。村里倒是有说媒的，可他总说一个人挺好。＂婆婆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你公公和立田是发小，感情比亲兄弟还亲。＂
＂那大伯为什么姓张，公公姓周呢？＂我问。
＂他们不是亲兄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公公年轻时在公社当会计，多亏立田照应。那时候家家都难，立田硬是分了自家的口粮给我们。＂婆婆的声音有些哽咽，＂国强上初中那会儿，家里揭不开锅，是立田偷偷送来的花生和大蒜花救了命。＂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白茫茫一片。我想象着大伯走过的那十八里雪路，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立田没念过多少书，可心眼实在。＂婆婆继续说道，＂他种的地少，可总会留出一块专门种花生和大蒜，说是给国强补身子用的。＂
婆婆说着说着，眼睛湿润了：＂你知道吗，国强上高中那年，家里实在没钱交学费，是立田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猪，才凑够了钱。＂
我听得心酸，默默地递给婆婆一条手帕。
＂后来你公公去世得突然，那时候国强刚参加工作，我们手足无措。是立田一直陪着料理后事，还垫了不少钱。＂婆婆低声说，＂这些年，他从没要我们还，每次提起他就说＇自家人不谈钱＇。＂
傍晚，国强和大伯回来了。大伯提着照相馆刚洗出来的照片，脸上洋溢着少有的笑容。一沓黑白照片里，有他和国强并肩而立的，有三人合影的，还有单独给大伯拍的一张标准一寸照。
＂嫂子，给你看看照片。＂大伯小心地将照片递给我，像是在递一件珍宝。
我翻看着照片，注意到大伯在每张照片里都是同一个表情——憨厚的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却透着掩不住的喜悦。
＂大伯，您笑得真好看。＂我由衷地说。
＂有啥好看的，老咯。＂大伯不好意思地搓搓手，然后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是一副黑框眼镜，＂给国强买的，听说他近来眼睛不好。＂
国强接过眼镜，一时说不出话来，眼中闪烁的泪光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大伯，这多少钱啊，我得给您。＂国强哽咽着说。
大伯连忙摆手：＂啥钱不钱的，不值几个钱。你好好戴着，别累着眼睛。＂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屋外寒风呼啸，雪花拍打着窗户，屋内却温暖如春。
大伯给我们讲起了村里的新鲜事：生产队长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村口开了个供销社，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能听广播了。
＂要是有条件，你们有空也回村看看。＂大伯说，＂嫂子年纪大了，总念叨着想见见孙子。＂
国强点点头：＂等过年放假，我们一定回去。＂
夜深人静时，我听见厨房有声音。原来是大伯在磨豆浆，他轻声对我说：＂城里的豆浆不如农村的香，明早让嫂子和国强尝尝。＂
我看着大伯佝偻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孤独而坚韧。他手持石磨，一圈一圈地推动着，豆香渐渐弥漫开来。
＂大伯，您歇着吧，让我来。＂我想接过磨。
大伯摇摇头：＂我习惯了。你们城里人哪会推磨呢？＂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熟练地操作，不由问道：＂大伯，您这么多年一个人，不觉得孤单吗？＂
大伯停下手中的活计，沉思片刻：＂刚开始是孤单的，后来就习惯了。人这一辈子，有亲人惦记着，就不算孤单。＂
＂您把我们当亲人？＂我问。
＂那可不。＂大伯笑了，露出几颗黄牙，＂国强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看着他成家立业，我心里比啥都踏实。＂
我心头一热，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大伯年年要走十八里路来看我们。
第二天清晨，雪停了。大伯执意要走，说村里还有活计等着。国强想送他，他坚决不肯：＂你上班要紧，我走惯了这条路。＂
临行前，大伯从怀里掏出两个红包，分别塞给了我和国强：＂过年的钱，提前给你们。＂
我们推辞不过，只好收下。打开一看，每个红包里是十元钱，在当时，这可是不小的数目。
＂大伯，这太多了。＂国强急忙说。
＂不多不多，我这老光棍没啥花钱的地方。＂大伯笑呵呵地说，＂你们年轻人花钱的地方多，留着用吧。＂
我们站在院门口，看着大伯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雪野中。国强握紧我的手说：＂大伯一辈子没要过别人一分钱，却把最好的都给了别人。＂
回到屋里，我发现桌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国强，照顾好自己和媳妇，常回家看看你妈。有困难记得找大伯。＂
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如约回了村。大伯早早地在村口等着，远远看到我们就挥手，笑得像个孩子。
村里的日子过得简单，一盏煤油灯，一台收音机，就是全部的娱乐。大伯的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我们送他的照片，已经被装进了一个简陋的相框。
那几天，大伯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他的手艺出奇的好，一碗白米粥，一盘咸菜，吃在嘴里却比城里的馆子还香。
＂大伯，您怎么学会做这么多好吃的？＂我好奇地问。
大伯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得学点。再说，你公公在世时最爱吃我做的饭，我就多琢磨琢磨。＂
村里人知道国强回来了，纷纷来串门。他们提起大伯，无不竖起大拇指：＂老张是我们村的宝，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个伸手帮忙。＂
＂去年王婶子生病，是老张背着她走了十里地去镇医院。＂一位大婶说。
＂前年李大爷家屋顶漏了，老张二话不说，拿着自家的稻草就去帮忙修。＂另一位大爷补充道。
听着村里人的话，我对大伯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用他朴实无华的方式，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临走那天，大伯硬是塞给我们一袋花生和大蒜花：＂带回城里慢慢吃。＂
国强把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递给大伯：一件新棉袄，一双厚底皮鞋，还有一个收音机。
＂大伯，这些您收下，别推辞了。＂国强说。
大伯犹豫了一下，最终收下了礼物，但他说：＂下次别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了，我用不着。＂
回城的路上，国强一直沉默不语。到家后，他对我说：＂大伯年纪大了，我担心他一个人在村里。＂
＂要不，接他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我提议。
国强摇摇头：＂我提过，他不肯。说离不开那片土地，离不开种了一辈子的地。＂
两年后，村里修了公路，到镇上坐班车只需半小时。按理说，大伯来看我们应该方便多了。
但每次大伯来，依然是走那条十八里的老路。我们问起原因，他只是笑着说：＂那路上有记忆，走一次，就像和过去的日子说说话。＂
又过了几年，我和国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
大伯第一次见到孩子，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手抱起孩子，喃喃道：＂像，真像，和国强小时候一模一样。＂
孩子似乎也喜欢这个老人，在他怀里咯咯地笑着，小手抓着大伯的胡子不放。
大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个银锁：＂这是我给孩子的见面礼。当年国强也戴过，保平安的。＂
孩子长大了一些，会说话会走路了。每次大伯来，孩子总是第一个冲出去迎接：＂大爷爷来啦！大爷爷来啦！＂
大伯总是蹲下身子，张开双臂，让孩子扑进怀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糖，那是他专门从镇上买来的。
＂大爷爷，给我讲故事！＂孩子缠着大伯。
大伯就坐在炕头上，把孩子抱在膝盖上，讲述着他的故事：关于田野、庄稼、四季的变化，还有那条十八里的乡间小路。
＂为什么是十八里呢？＂孩子好奇地问。
＂因为，那是你爸爸家和我家之间的距离。＂大伯解释道，＂十八里，不近也不远，走起来刚刚好。＂
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浪潮席卷全国，国强所在的轧钢厂也不例外。工厂效益不好，大批工人下岗。
国强也在下岗名单中。那段日子，我们心情低落，担忧未来。
大伯得知消息，不顾年迈的身体，再次走了十八里路来看我们。
＂没事，没事，＂大伯安慰我们，＂国强手艺好，找份工作不难。实在不行，回村里，我那几亩地足够一家人吃喝了。＂
国强被大伯的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那一晚，他和大伯喝了很多酒，两人说了很多话。
第二天，国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开始积极寻找新工作，最终在一家私营机械厂找到了位置，虽然工资比以前低，但至少能维持生计。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伯也一天天老去。他的背越发佝偻，走路也慢了许多。但每年，他依然会走那十八里路来看我们，带着他亲手种的花生和大蒜花。
1998年冬天，大伯没有如约而至。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国强请了假，带着孩子回村看望。
大伯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看到国强，他努力撑起身子：＂国强，你来啦。＂
＂大伯，您好好躺着，别动。＂国强急忙扶住他。
大伯拉着国强的手，声音微弱：＂对不起，今年没能给你们送花生和大蒜花。＂
国强哽咽着说：＂大伯，您别说这些。我带您去医院。＂
大伯摇摇头：＂不用了，我这把老骨头，也活够了。＂他转向孩子，勉强笑了笑：＂娃娃，到大爷爷这儿来。＂
孩子乖巧地走到床前。大伯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这是大爷爷留给你的，花生种子，明年你和爸爸一起种上，好不好？＂
孩子懵懂地点点头，接过布包。
大伯又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箱子，里面全是这些年我们给他的礼物，大多数都没拆封。
＂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你们带回去。＂大伯说，＂只有那台收音机，我天天听，听广播里说全国各地的新鲜事，想象你们在城里的生活。＂
国强泣不成声，跪在床前：＂大伯，您别这样说，您会好起来的。＂
大伯微笑着摇摇头：＂国强，这些年，看着你成家立业，我就知足了。你爸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
我们强行把大伯送到了镇医院。医生说他是心脏病，需要手术，但以他的年纪和身体状况，风险很大。
大伯坚决拒绝手术：＂人这一辈子，总有走的那天。我没有遗憾了。＂
回村后，我们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大伯。村里人也纷纷前来探望，带来自家的鸡蛋、蔬菜和问候。
大伯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日子，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远处的田野，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一个月后，大伯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他走得很平静，就像他生前那样，不声不响，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村里人自发组织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葬礼。他们说，老张是村里最好的人，理应得到最好的送别。
葬礼上，我们发现了大伯留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国强：等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我这一生，能有你们这样的亲人，已经很满足了。那十八里路，我走了一辈子，从未觉得累。因为路的尽头，是我最牵挂的人。将来，如果有人问起我张立田是谁，你就说，他是走了一辈子十八里路的人。立田留字。＂
信的落款是1998年冬，就在他去世前不久。
读完信，国强泪如雨下。他说：＂大伯，我会记得您，会记得那十八里路，会记得您的花生和大蒜花，更会记得您的大爱。＂
回城后，我们按照大伯的遗愿，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种下了那些花生种子。来年春天，嫩绿的芽从土里钻出来，在阳光下舒展着生命的活力。
孩子每天都要去看那些花生苗，给它们浇水，除草，像照顾珍宝一样细心。
＂妈妈，花生什么时候才能结出来呀？＂孩子问我。
＂等到秋天，就能看到了。＂我回答。
＂大爷爷能看到吗？＂孩子天真地问。
我蹲下身子，抱住孩子：＂大爷爷在天上，他能看到我们种的花生，也能看到我们想念他。＂
村里的公路越修越好，交通也越来越便利。但每年清明，我们全家还是会走那条十八里的老路去祭拜大伯。
走在那条路上，我常常想象着大伯年复一年走过的情景：春天，他踏着泥泞的道路，看着路边的野花；夏天，他顶着烈日，汗水浸湿衣背；秋天，他踩着落叶，呼吸着丰收的气息；冬天，他在雪中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那十八里路，不只是距离，更是大伯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在这个日渐冷漠的世界里，有人依然用最朴素的方式，走着一条通向亲情的路。
现在，每当我看到那盛开的花生花和飘香的大蒜花，就会想起大伯。想起他那双粗糙的手，想起他憨厚的笑容，想起他为我们走过的十八里路。
＂人这一辈子啊，不在乎走多远的路，而在乎心里装着谁。＂这是大伯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如今成了我们家的家训。
花生结果的季节，我们会摘下第一批花生，煮熟后放在大伯的照片前。那一刻，仿佛能看到大伯满足的笑容，听到他说：＂好，真好。＂
十八里路，是一段距离，更是一种情感的传承。它教会我们，爱，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表白，只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情，不需要华丽的外衣，只需要花生和大蒜花这样朴实的牵挂。
有人说，真正的爱是细水长流。大伯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
如今，我们家的院子里，每年都会种上一小片花生和大蒜。那是我们对大伯最好的纪念，也是对那段十八里深情的传承。
来源：笑到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