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端午：唐朝端午节究竟送什么礼？万万没想到，不送粽子送衣服

摘要：引《后汉书·礼仪志》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引《抱朴子》云：“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均为五月五日。

在我国现存所有传统节日中，端午节可谓名称最多的一个。

除端午外，在历史上，它还有过五月五日、重午、端五、重五、五月节、端阳、蒲节、天中节、诗人节、女儿节、龙舟节、粽子节、苦瓜节、医药节等诸多专名。

然而，这些专名多是后来才出现的，唐代以前，这个节日普遍行用的名称是“五月五日”。

比如《玉烛宝典》引《风俗通》云：“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

引《后汉书·礼仪志》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引《抱朴子》云：“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均为五月五日。

北朝、隋代时也称做“五月五日”。如《北史》卷三记载：“五月甲戌朔日有蚀之，乙亥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

《隋书》卷四十一记载：“寻属五月五日，百僚上馈，多以珍翫，威献《尚书》一部。”五月五日亦偶称“仲夏端五”、“五月节”。如周处《周土记》云：“仲夏端五，方伯协极。”《续齐谐记》云：“歌云：五月节，菰生四五尺，缚作九子粽。”

唐时也有因袭前朝称“端五”者。比如唐人李匡义在其《资暇集》中就提到他家有“元和中端五诏书”，又“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但在盛唐以前，更加流行的节名仍然是“五月五日”，比如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四月制书规定：“所在五月五日，非期功已上亲不得辄相赠遗。”

唐容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一月敕：“太子及诸王公主，诸节贺遗，并宜禁断，惟降诞日及五月五日，任其进奉，仍不得广有营造，但进衣裳而已。”

盛唐时，“端午”之名开始出现，它迅速取代五月五日和端五，成为当时主流的称呼。

李匡义曾提到这一变化：“端午，端五者…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尽管李匡义认为“其义无取”，但“多书午字”的确已成事实。

唐玄宗李隆基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端午》诗，张说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杜甫有《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端午日赐衣》，窦叔向有《端午日恩赐百索》，权德舆有《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采结之贶以诗还答》，殷尧藩有《端午日》、《同州端午》，徐夤有《岳州端午日送人游彬连》，文秀有《端午》等，均作“端午”。

不仅如此，在官方文件中，“端午”也取代“五月五日”成为常用词语。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闰三月敕云：“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改元开成赦》云：“诸道贺正端午诞降、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

的是，这一称谓的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后来居上，成为时在农历五月五日的这个节日最流行的名称，而且诱导后世学者错误地理解端午的含义，并错误地认为这个节日是由午月午日演变而来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名称的变化，使“午”字成为解释这个节日的核心字眼，一些原本习惯于在五月午日举行的活动也转移到五月五日中来了。

接下来我们主要探讨一下，唐朝端午节究竟送什么礼？

在唐代，五月五的节日馈赠既出现于社会成员之间，也出现于家庭内部。

李白曾作一首诗，感谢朋友五月五日赠送衣服之事，并自述它的写作来历：

“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相公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予，予答以此诗。”

诗云：“张衡殊不乐，应有四愁诗。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鸿鹄复矫翼，凤凰忆故池。荣乐一如此，商山老紫芝。”

在这里，张相公(指张镐)派人送给李白两件罗衣作为五月五日的礼物，李白则还赠诗作一首。又李商隐有《端午日上所知剑启》和《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启》两文，前者是李商隐将一把“银装漆鞘，紫锦囊盛，传自道流”的“五金铸卫形威邪神剑”馈赠他人时所写的信，后者是他将“衣服等”馈赠他人时所写的信。

这些均可表明当时有社会成员（比如朋友）在五月五相互馈赠之俗。

至于家庭内部馈赠的证据，可引显庆二年的《停诸节进献诏》：

朕抚育黎庶，思求政道。欲俭以训俗，礼以移风，菲食卑宫，庶几前轨。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诸王、妃主及诸亲等，营造衣物，雕镂鸡子，竞作奇工，以将进献。巧丽过度，糜费极多，皆由不识朕心，遂至于此。又贞观年中，已有约束。自今以后，并宜停断。所司明加禁察，随事纠正。

这份诏书的政策对象是“诸王妃主及诸亲等”，内容是对他们在五月五日、寒食节“竞作奇技，以将进献”的约束和禁止。可见，五月五节日期间皇家内部是有馈赠做法的。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提到“贞观年中，已有约束”，而此番旧话重提，只能说明这种做法如此流行，以至于虽有禁而不能止。

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五月五馈赠发生在皇帝与官员之间，体现为官员向皇帝进奉的制度化和皇帝对官员赏赐的常态化。

首先说进奉的制度化。

无论是唐太宗时期还是唐高宗时期，都对端午进奉持否定态度，但代宗时期情况就发生了极大变化。

大历三年(768)“端午，王、公、妃、主各献服玩”，但李泌没有进献，代宗皇帝就忍不住问他：“先生何独无所献？”面对如此询问，李泌回答得非常巧妙：“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惟一身耳，何以为献？”这番表明获得了代宗的肯定，他赞许地说：‘朕所求正在此耳。”

从这次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出，端午不进奉已是值得特意询问的怪异事情。事实上，也正是在代宗时期，端午与元日、冬至、皇帝诞节一起，成为州府、藩镇、朝臣向皇帝进奉节物的重要时间。

《资治通鉴》记载：“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

胡三省注解作：“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诞，州府皆有贡献，谓之四节进奉。”

有唐一代曾经多次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如新皇帝继位、改年号、皇帝疾愈、皇帝过生、天下大旱等情况下颁布德音、赦文等政策文件，借以显示皇恩浩荡，并缓和社会矛盾，其中往往有减免地方税赋和贡献的内容。

有时候端午进奉也在减免之列，比如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所颁《疾愈德音》中就有“应缘御服及器用，在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各供进者，并端午降诞常例进献等一切权停”的规定，前引唐文宗开成元年(836)颁《改元开成赦》中也有“诸道贺正端午降诞、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的规定。只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减免，恰恰证明五月五进奉已经制度化了。

实际上，长庆三年的《疾愈德音》里已明确使用“常例进献”一词。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即便其他进献减免了，端午节的进献仍然得到保留，比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亢旱抚恤百姓德音》就规定：“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贡修其庆贺，其馀杂进，除旨条所供及犬、马、鹰、隼、时新滋味之外，一切勒停。”

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更加证明了端午进奉的制度化。

在唐代，进奉贡献物品的同时也要进献表状，这些表状留存下来，成为我们了解当时进奉状况的重要资料来源。通过阅读这些表状，参以其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当时进奉的礼物主要有银器、鞍马、衣服、绢纱、行鞋等，李演有《端午进马状》，王仲周有《端午进银器衣服状》，令狐楚有《端午进鞍马等状》、《又进银器物并行鞋等状》，裴次元有《端午进物状》，李商隐有《为安平公赴兖海在道进贺端午马状》、《为荥阳公赴桂州在道进贺端午银状》等，均可为证。

偶尔亦有献书的，如王棨就有《端午日献尚书为寿赋》。而根据《咸通八年五月德音》所作“诸亲及公主等每年端午及延庆并妃嫔生日所进女口，自今以后，宜并停进”的规定来看，端午还有以女子为进献对象的情况。

再说皇帝赏赐的常态化。皇帝在五月五日赐大臣礼物，早在唐朝初年已经开始，史载唐太宗就曾在扇子上做飞白书，写鸾凤蟠龙等字，送与长孙无忌和杨师道，并说：“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

唐玄宗以后，赏赐更多，已经常态化了。

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有关于“节候赏物”的内容，其中五月五日的赏物是“续寿衣服鞋履、百索、糐裰、扇”。书仪是人们写信时所用的范式，可供套用和模仿，在唐代，关于节日宴赏的书仪非常多出，反映了当时节日宴赏送礼已成风习的事实。

以下是唐朝皇帝赐物的若干情况：

宋璟：唐玄宗赏赐：钟乳（刘肃：《大唐新语》）；

李峤：武则天第一次赏赐：端午衣（一副）、银碗、百索等、大将衣（若干）；

武则天第二次赏赐：端午衣（一副）、银碗、百索等，大将衣（两副）（《文苑英华》）；

崔沔：唐玄宗赏赐：六宫亲蚕丝（颜真卿：《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

独孤及：唐代宗赏赐：衣（一副）、银碗盘等（各一）、百索（一筒）、紫衣（十副）（独孤及：《为独孤中丞谢赐紫衣银盘碗等表》）；

常衮：唐代宗第一次赏赐：衣（二袭）、金银器物（十事）、百索（两轴)、扇(一柄)；

唐代宗第二次赏赐：衣（二袭）、金银器物（十事)、百索（两轴）、扇(一柄)；

田神玉：唐代宗第一次赏赐：敕书及手诏，衣（一副），银枕（一事），百索（十轴)，将军衣（五副)，百索（二十轴）；

田神玉之母赵国太人：唐代宗第二次赏赐：手诏、衣（一副）、银枕（一事）、百索（十轴）；（邵说：《为田神玉谢端午物表》）；

吕颂：唐德宗赏赐：衣（一副），金花银碗（二枚），百索（一轴），大将衣（两副）（吕颂：《谢端午赐衣及器物等表》）；

权德舆：唐宪宗赏赐：端午衣（一副），银碗（二只），银纱罗（二)，百索（一轴），大将衣服等。（权德舆：《谢端午赐衣及器物等表》）

令狐楚：唐宪宗赏赐：春衣（一副），端午衣（一副），银碗（一口），百索（一轴）（《谢春衣并端午衣物表》）；

柳宗元：唐宪宗赏赐：绫帛衣服（《谢赐端午绫帛衣服表》）；

刘禹锡：唐顺宗赏赐：墨诏，衣（一副)、金花银器（三事）、丝索（一轴)、大将衣（四副）、彩丝（五轴）（《谢端午赐衣及器物等表》）。

由此不难看出，皇帝赏赐给臣僚们的礼物以衣服、百索、银碗为多，亦有钟乳、蚕丝、扇、银枕、诏书等。

4、馈赠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臣僚进奉与皇帝赏赐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可以发现：五月五节日期间在君臣之间频繁流动的礼物，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富含象征意义。

首先从第一方面来说，唐代以前，五月五主要被作为“恶日”来看待，五月五的诸多习俗活动，都是以驱邪避灾为旨归的。而保全生命、健康长寿就是驱邪避灾的主要目的。众所周知，健康长寿是与吃饭穿衣联系在一起的。皇帝赐给臣僚衣服和碗，一个用意就在于“盘盂器用，章服缯彩，赐臣为寿”，希望他们活得更为久长一些。其实，皇帝不仅将自己的希望传递给臣僚，而且礼物本身似乎还包含着将这种希望化为现实的努力。

关于端午衣的形制现在我们已难以知晓，但碗主要是以金银为原料，这是在不少表状中都提到的。碗以金银为原料，除了显得贵重之外，应该还与时人的阴阳观念及对五月五节日性质的认识有关。

五月五日，处于仲夏之月，五行属火，金银在五行中属金，金主生水，水火相济，则阴阳和谐。因此，碗用金银，在时人的心目中，本身就具有令人健康长寿的实际功能。至于皇帝的赐物中比较多见的百索，就更是五月五的常用节物，它能够驱邪趋吉是唐代人的基本常识。以上是就皇帝赏赐而言的，至于臣僚向皇帝进奉衣物银器，应是沿着同样的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