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上有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是南方各省的红军战士，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上负过重伤，有的成了残废。这次党中央为了撒播革命种子，以平型关战斗伤员的“合法”名义，把他们从西北送回南方。

1938年春，一列南来的火车，徐徐驶进汉口车站。

车上有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是南方各省的红军战士，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上负过重伤，有的成了残废。这次党中央为了撒播革命种子，以平型关战斗伤员的“合法”名义，把他们从西北送回南方。

这些人中，有五个湖北孝感人：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营政治教导员许金彪，25、6岁年纪，左脚负伤；一个是红军的连长杨文忠，左膀负伤，全部截肢；一个是在红军中担任过团军医主任、腰部负伤的刘良璧；一个是腿部负伤的连级干部刘明榜；还有一个也是腿部负伤的在红军中担任过骑兵排长的汪兆民。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四川女同志赵疆英，她是红军护士，杨文忠的爱人。

6人下车后，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派了一个人安排他们。

此时在长江局，王明路线最盛行。有些人受其影响，并不相信广大敌后农村能够发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

负责分配他们的人，只是给每人发了一百多块钱的安家费，交代说：“你们各自回家，好好去休养吧！”六位同志临走时，要求开党的关系介绍信。负责人说：“用不着！只要把你们自己的党证带上就行了。不久，地方党自然会要去找你们。”

6人离开汉口，回到孝感。到花园车站下车后，各人各自回了久别的家。

花园车站北十余华里，跨平汉铁路两侧有个中和乡。1927年至1930年间，这里曾经是老苏区。许金彪就是这里的人。

他是独子，回到家，母亲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孤苦伶仃地过着贫苦的日子。

此时，徐州战火正烈，平汉路上南来北往的国民党军队川流不息。许金彪发现老苏区的情况全变了，县、区、乡长全是国民党委派的，仅保、甲长还有一部分是老苏区的基本群众，地方党的组织全垮了。

在家里还没住上三天，国民党区、乡政府就派人来要他缴证件。

他的证件有两张，一张是平型关战斗负伤回乡休养证明书外（许金彪没有参加平型关战斗，但负伤回乡休养证明书就是这样写的），还有一张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护照。

许金彪想：“缴就缴了吧，反正是抗战时期，有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也不敢将我怎么样。”

他把这两样东西缴了，但密藏了另外几件东西：一件是自己的党证，另外还有佩戴过的八路军的两个符号和两个臂章。这些东西，他用油纸包裹，用布缝好，珍藏了起来。

回家后的头一个月里，许金彪到处寻找党的组织，可哪里也找不到。他写信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也一直未见回音。他的心里很苦闷。

他小时候在家学过理发，后来又学过制革、造纸的手艺，但他18岁时就参加了鄂豫皖苏维埃的工农红军，现在已是25、6岁了，学过的手艺几乎全忘记了。长期过惯了革命军队里的集体生活，一下回到国民党统治的故乡，说话、走路，一举一动他都很不习惯。

但没有办法，只有耐心地等。

不久，徐州沦陷了。国民党军溃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中和乡群众的耳中。人们恐慌起来，互相询问：“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一些青年人认为许金彪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人，都来找他。许金彪已是“虎落平阳”，但这样的情景又让他觉得，眼下是再把枪杆子拿起来的好机会。然而，他又有些犹豫，中和乡已再不是老苏区，自己一个人能行吗？

这时，国民党的那些人天天大喊大叫，要“组织群众”，要“抗日救国”。许金彪不想坐下去了，乘机挺身而起，发动群众真刀实枪地大干起来。

一经发动，中和乡的许多青年人便与他寸步不离。老年人也给了他很大信任，纷纷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有一天，上饶家河武大妈，把她的儿子亚生交给他说：“金彪，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日本人来了，他跟着你，我就放心了。”

许金彪非常感动。他知道，群众的这种信赖，并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而是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于是，他极认真地说：“您老放心，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日本侵略者来了，我们有了组织就不怕。”

正是豌豆开花时，许金彪同二十几个青年一起，在中和乡成立了“抗日防护团”，一，个不脱产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是国民党政权下合法的群众团体。大家公选许金彪为团长。“抗日防护团”的宗旨是：日本侵略者来了就抗日；日本侵略者没来，就维护中和乡的治安。全乡议定：谁也不能卖国！不能当伪军和汉奸。

团体成立起来了，没有武器，每个人便背起了一把大刀。

不久，他们才千方百计搞来了两颗手榴弹，一条撇把枪。

不久，徐州失陷，平汉路上的情况越来越紧。许金彪他们知道国民党的区政府里收藏有四十多条步枪，要求把枪发给“抗日防护团”，但区政府不准。官司一直打到县政府，县政府也不准。国民党的这些家伙，宁肯把武器丢掉，也不愿意把武器交给人民抗日。

8月间，大家都主张将“抗日防护团”改名为“抗日自卫队”，20多名队员完全脱产。就这样，在湖北孝感的中和乡出现了一支人民的抗日队伍。

但要建起一支真正的坚强的抗日队伍并不容易。刚开始成立“抗日防护团”时候，大家都没有脱产。成立了“抗日自卫队”以后，完全脱产集中行动，问题就来了。

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总不能叫大家饿着肚子去抗日吧？也总不能让队员每天走三里五里、十里八里回家用饭吧？初步解决的办法是：大伙食（口粮）吃“积谷”，小伙食（菜金）每人每天五分钱。

“积谷”是中和乡的公产，仓库里还有几十担。可是那五分钱呢？只有依靠许金彪的安家费了。过了一两个月，安家费用得一干二净。怎么办呢？又不能从每个队员身上去摊派。

最后，大家想了个办法，把士绅、富户请来开会，募集抗日捐。结果，一次就捐了二百多块。“抗日自卫队”前后共募过两次捐，很解决问题。募捐方式很灵活，每次都请士绅、富户们吃餐便饭，动员大家自动乐捐，有钱当时交，无钱缓交，商量办事。

10月8日，农历中秋节，信阳沦陷了。国民党的溃兵沿着铁路、公路，象蚂蚁一样地密，象惊弓鸟一样地胆小，拚命地溃逃，沿途到处丢的是枪支弹药。

头一天，“抗日自卫队”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第二天，下着大雨，有一个国民党军的逃兵，带了一支步枪和十多排子弹，跑到中和乡，对群众说，只要给他一件便衣，就把枪支子弹留下。

中和乡的群众把他引来见许金彪。许金彪马上把他的一件长袍脱给了他，换下了他的长枪和子弹。这时，有一些在白色恐怖中受过摧残的胆小人，跑来向他请求：“金彪，这可做不得呀！你赶快把它丢进塘里去吧。国军知道了，会不依的！”

许金彪说：“请放心，难道他们不抗日，叫我们也不抗日吗？”“不，不！……你还是把它丢进塘里去好些。”许金彪不想纠缠，口头答应了：“可得，可得！”

等这些人一走，他把枪藏到自己的楼上去了。

他赶紧集合全体队员，沿着铁路、公路去捡枪，一下子就捡了三挺轻机枪、十多条步枪。队员们背上步枪，扛上机枪，简直乐开了花。

隔不了两天，全队再次出发，又捡了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三十多条步枪。

枪多了，人员也扩大了，又号召一批青年参军，编成了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三四十人。从此，他们又改番号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诞生后，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队员们大多是拿锄头把的青年农民，背枪打仗都是外行。要打仗，缺少骨干缺少基层干部是不行的。

许金彪把和他一同回乡的几位红军战友——杨文忠、刘良璧、汪兆民、刘明榜和赵明英从家里找了出来。又在地方上找到了一些过去当过红军的干部、战士，作为部队的基层骨干。

这时，陈楚金来了。他是孝感人，过去曾经在鄂豫皖红军特务营（即手枪营）里干过。红军长征时，因未赶上队伍，流落在家。许金彪知道他有一身好武艺，能飞檐走壁，能在火车飞驰时，飞身上下火车，而且枪法很好。

他还带来了一支据说是红军的手枪，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老许很器重这位出色的人才。在选举大队领导人时，许金彪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大队长，于是他建议让陈楚金担任副大队长，并任命杨文忠担任大队军需主任，刘明榜、汪兆民分别担任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刘良璧任大队医．赵明英当大队保管员，其余干部，均由那些勇敢、积极的分子中产生。

10月29日，武汉沦陷后的第五天，孝感沦陷了。国民党军早已逃之天天，国民党的县长、区长，也早就夹着尾巴溜了。

为了庆祝“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诞生，就在县城沦陷的当天，全队在南新街的松林塆召开庆祝大会。他们高举着自己缝制的红色军旗，集合在一口清水塘边，尽情地歌唱。中和乡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放着鞭炮赶来。

从此，红旗招展松林塆，革命火种重点燃！中和乡，不是国民党的中和乡，也不是日本侵略者的中和乡，而是“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中和乡了。他们在这里活动，既不归天管，也不归地管，成了一支地区性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日游击队。

来源：晚上没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