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很惊异于克洛德·西蒙的想法，在希罗多德之后，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历史》，需要多大的自信！此书出版于1967年，那时的西蒙还是文坛新秀，距他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早。到底是写怎样的历史？是国家、家族还是个人纪事？作家似乎都有所触及，却意不在此。相

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1913-2005）

我很惊异于克洛德·西蒙的想法，在希罗多德之后，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历史》，需要多大的自信！此书出版于1967年，那时的西蒙还是文坛新秀，距他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早。到底是写怎样的历史？是国家、家族还是个人纪事？作家似乎都有所触及，却意不在此。相反，他用“反史诗”的姿态，捡拾日常生活的琐屑、表象世界的掠影。而这些恰恰是历史的剥落物，成为一堆注脚与见证。小说中叙事者父母的漫长婚约，是一条模糊隐约的线索，借由对一沓来自世界各地、年代错乱的明信片进行描绘，不同历史场景得以铺展。

明信片不止是道具设定，更是叙事的架构与平台，正如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中衍生与内置的文本，可增补故事链条与情节。它潜藏一种记忆召唤机制，所有历史都变为“压缩的图像”。从而，西蒙在绘画上的造诣得以尽情施展，他将小说化为一种影像志。明信片同样提供了属于作家的异托邦，可以任意集合、并置不同世代，构成新的时空体。如不同日期（时间的绵延）、地点（空间的拼图）、签名（人物的亲证），将形成一种浪漫的地理学漂流。

我更愿将书中人物视为不同的景观。他们是作为风景出现的路标。西蒙对明信片的叙述，是对人物的框定、取景与构图，其本质是历史的想象。如人物该置身于历史何处（位置），如何与历史环境发生关联（轨迹），都是描写所赋予的。这些问题切入这部小说的核心——作家所言的“历史”，并非作为纪事的历史，而是人物的历时状态，即任何当下生活背后的“历史性”。西蒙要做的是选取最具包孕性的时刻，连缀起历史的前景、中景与景深。

小说的“取样”就显得颇为重要，不同生活截面将暗示历史线条。叙事者的童年、母亲的青春、外祖母的老年，这是贯穿三代人的生活样本。从殖民地、别墅老屋到旅行地，又形成空间联动的快闪效应。“科伦坡，巴涅尔-德比戈尔，纽伦堡风光，开罗的阿拉伯女孩，克勒兹岸边风景，植物园，风景如画的佩尔什，加瓦尔涅大瀑布，新加坡，亚丁……”他意欲取消叙述位置的确定性，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界限不再存在。换之而来的，是以游弋姿态鸟瞰一种总体性生活。

与此对应，西蒙需要营造漫长的心理时空来指涉历史。这种心理时空时而令人焦灼，伴随迟滞的出神和催眠的恍惚。正如普鲁斯特与乔伊斯的某种结合，前者也写上流贵族社会的交游，后者也写发生在一天的事。如何把历史装入一天之内？这需要心灵的无限扩张和感官的极度膨胀。小说中随处可见知觉的移涌：听觉、视觉、触觉几乎同时喷涌，流动转化。“钢琴弹奏出的某些音会使橱柜的某一扇玻璃门颤动起来。在它凸起的表面，倒映着乐师们的影子和大提琴的光影，拉伸成细长的竖条，呈现出黑色、柠檬色和花心木色。”

作家的描绘充满历史比附、艺术象征与隐秘直觉。这源于他拥有“两种目光”：

一是将生活直接化为历史意象。“背景中有战争、战利品、武装商船、麦穗和天平。根据这个人物所穿戴的盔甲、貂皮、假发或维多利亚式领带，在石膏上叮叮当当、尘土飞扬地凿出一个个可相互替换的名字：凯撒，弗拉科斯，查理，罗兰，腓力，罗斯柴尔德，矮子丕平，秃头查理，美男子腓力，恢宏者罗贝尔。”

二是对人物任意变形与降格。“他的身形看上去如同一个七歪八扭的土豆袋子，上面顶着一个小圆团，圆团上镶着两个凸起的部分，像是两个把手(实际上是耳朵）。”这种几何解析，完全是立体主义的特色。而在历史与艺术图景之外，还有一个动物性的世界。“从这个上了浆的硬圆圈里，伸出了他的乌龟脖子，灰不溜秋，沟壑纵横，垂在甲壳外面。”“有时候可以瞥见她们伸出粗糙的灰色舌头快速一舔，可以说像是食虫类动物镇定而精准地伸出黏糊糊的舌头，迅速咬住苍蝇、蚂蚁那样的猎物。”

与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不同，西蒙的迷幻是叙述本身带来的斑驳陆离。他完全是印象主义手法，如同点彩派画家在外光中作画，堆叠色块。“在老妇人们绣着珍珠的炭黑色上衣下面、她们沮丧颓唐的面容下面，年轻姑娘光滑柔嫩的肉体之内，某种贪吃的东西跳动着、啃食着……地毯上那些水果和枝叶由涡形饰纹环绕着，饰纹的颜色本该绚烂多彩，现在也失去光泽，显出一片淡绿、淡黄、淡红、淡粉。”

围绕“我看见”“我听见”“我想到”这三大要素，他最大限度地削弱对话与情节。这是一种描述型小说，叙事早已归为其次。读后只有人物绰影、生活痕迹。人的一生也许只是一个神情，整个世界都是蜚短流长。“外祖母则站在那里看着他，脸上的神情是亘古不变的惊愕悲戚，就好像她所处的那个世界不怀好意，向她展露的永远只有暴力可怕的一面，譬如那些钱财的问题、仆人们的家长里短、科里娜袒胸露肩的行为举止。”

《历史》与《刺槐树》《导体》等作品相通，形成了典型的风格。我将其总结为：感官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完全覆盖，直觉主义、心理主义对人物事件的拆解重组。一个刚刚井然有序、安定平和的世界，“背面不过是混杂的各种气味儿和堆积到排水沟里的碎片垃圾”。我们发现了一个个凝固的瞬间，人物像画卷、浮雕一般，得以陈列并延展。甚至，作家不遗余力地描画与雕刻，使小说走向了造型艺术。这或许是新小说派作家的隐秘共通——无论西蒙还是格里耶，都潜藏着某种物化主义的审美倾向，对物的世界，天然抱有迷恋与沉溺。当作家把感官抬升到首要地位，世界就是不同气味、色彩、声音的排列组合，对人物的情感判断，也完全建立在视知觉的现象之上。西蒙笔下的历史，乃是心灵世界对物理世界的赋值，是知觉体验对时空存在的混沌把握。（作者为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