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跟随朱维铮先生读研究生。朱老师是那时学术界耀眼明星，是上海学术界中青年中坚。朱老师一表人才，能写能讲，又能喝能说，会办事，学术功力深厚，又极具组织张罗能力。关键还热心张罗，热心组织学术共同体，因而与全国学术界特别是北京学术界有

文化书院诸导师对我的影响

马勇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中国文化书院将届不惑。这是值得庆贺的四十年，中国文化书院为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鲜明印痕。作为书院导师，我自然发自内心与有荣焉。

1983-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跟随朱维铮先生读研究生。朱老师是那时学术界耀眼明星，是上海学术界中青年中坚。朱老师一表人才，能写能讲，又能喝能说，会办事，学术功力深厚，又极具组织张罗能力。关键还热心张罗，热心组织学术共同体，因而与全国学术界特别是北京学术界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八十年代文化热、上海城市文化建设讨论会、传统与现代文化讨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朱老师都是重要的发起者、组织者，担负极多工作量。在我读书那几年，北方学界泰斗李泽厚、庞朴、李学勤、丁守和、杨天石、耿云志、刘志琴、王尧、包遵信、刘泽华、金维诺等，都曾应朱老师邀约，或来复旦讲学，或参加会议。我也因此受朱老师委派，参与接待这些老师。这些学者，也与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先生、王守常、李中华诸位有深浅不同的关系。

1986年夏，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因刘志琴老师介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刘老师也是那个时代学术活动最为积极的组织者，她组织的学术座谈会不拘一格，自由参与，差不多每个月都在近代史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一两次。再加上，那时是学术界几十年来最活跃时期，社科院、北大，以及三联书店，还有几家书店，也频繁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作为刚进京城的“外省人”，我理所当然不愿错过学习、交流（其实就是谒见名流）的机会。确实，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就在北京学术圈认识了一批新朋友。这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不小。

八十年代北京学术界有好几个最活跃“圈子”，但毫无疑问，最具影响力的当数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书院来头大，名流多，活动频繁，特别是大型讲习班，动辄几百上千人，蔚为大观，为京城文化圈的地标，也是最大的集聚中心，我也因此与文化书院建立了联系。

最初带我去文化书院的是丁守和先生。丁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兼任《近代史研究》主编，之前做过《历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央编译局的行政管理者。丁先生自学成才，格外勤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面有深厚研究，著述宏富。在文化热的日子里，丁先生也是北方学界一位重要弄潮者，主编有《中华文化辞典》、《中西思想家丛书》等，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创院导师，与季羡林、汤一介、庞朴、孙长江、李泽厚等都有很好私人关系。我进所工作，虽不是丁先生招进的，但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他的许多事务都交给我处理，就连他的单间办公室也交给我使用，我也非常乐意为丁先生办事。

记得有一次，中国文化书院招了一个大班，丁先生约我和他一起来北大上课。一大早我从单位叫了一辆小车到建国门外永安里接他，然后一起去北大。上午半天时间，丁先生慷慨激昂，条分缕析，讲的极为精彩，至今我仍然记得丁先生脱口而出，大段背诵陈独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以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大段文字。丁先生声音洪亮，背诵流畅且充满激情，举座震惊，不得不佩服。

因丁先生，我和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了联系，后来也有一些事情让我参与，只是后来中国文化书院发生变动，丁先生又和其他朋友一起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因此通过丁先生与文化书院建立的联系逐渐疏远。

我到近代史所主要是因为刘志琴老师帮忙，她是朱维铮老师敬重的同学，当时为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对我关怀备至。她建议我不要固守读书时的范围，既然在近代史所，就应该在近代做题目。在她的启发下，我开始阅读近代史资料，尤其关心近代中国文化论争。我的本科论文写过胡适，但来所之后，因为耿云志老师在集中研究胡适，所里的胡适资料很难借到，因而我选择梁漱溟作为突破点。梁漱溟经过1950年代初的大批判，久已沉寂，那时人们对他的认知还是五十年代的批判话语，因而我觉得阅读梁漱溟，研究梁漱溟，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丁守和先生、耿云志先生、王学庄先生都是朱维铮老师的朋友，他们也对我的这个选择给予赞同。于是，我自1986年进所不久，就利用近代史所图书馆，隔壁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海那儿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的首都图书馆，以及北大、清华、师大等图书馆，系统查询了梁漱溟的资料，编制出一个梁漱溟著述目录。

梁漱溟研究只是我自主选择的一个题目。刘志琴老师知道后，她热情介绍我与梁家联系。刘老师长时期在学部从事行政管理，在北京学界拥有广泛的人脉。不多久，我就带着收集到的梁漱溟著述目录卡片前往木樨地高干楼，拜访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为中国文化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那时还担负着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职务。我和梁先生、梁培宽先生谈了一个下午。主要围绕着梁漱溟先生的活动与思想、学术。

又过不久，中国文化书院与山东人民出版社达成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合作意向。主持此事的庞朴先生也是中国文化书院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庞先生在此事开始前，知我也在做梁漱溟研究，欣然邀我参加，负责梁漱溟早期文稿的收集整理。我将自己收集到的梁漱溟著述目录全部交给庞先生，但我毕竟只是刚毕业的学生，庞先生并没有让我承担更多。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文化书院的项目。愉快，且收获巨大。

参与《梁漱溟全集》编辑是我的梁漱溟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此前后我也写作出版了几本关于梁漱溟的专书，说起来都是机缘巧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为我出版了《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为我出版了我的《梁漱溟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我的《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此后几十年，我对梁漱溟研究的关切始终不减。1999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梁漱溟传》，这是根据十年前那本评传简写本，同时也提出一些新问题，提供一些新史料。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思想奇人梁漱溟》，此书2015年由东方出版社再版。201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圣雄·梁漱溟传》，这本小书篇幅不大，但却是我写得最用心的一本梁漱溟传记，解决了一些先前存疑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旗帜，我几十年不停地写这个主题，不知不觉也与书院建立了亲密关系。2015年7月，在东方出版社负责人彭明哲兄与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老师安排下，结合新书出版，我在中国文化书院作了一次讲座，题为“梁漱溟留给中国知识人的启示与教训”。今年，为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四十周年，中国文化书院又邀我为将要出版的“书院导师文库”梁漱溟先生之《中国文化要义》写了几万字的导读，梳理梁先生“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路。我觉得梁漱溟先生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最高最真切的程度，值得认真体会与解读。

追随庞朴先生研究梁漱溟，应该是我与中国文化书院最早的合作，这对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除此之外，1995年前后，我还跟随庞朴先生撰写《中国儒学》。这是东方出版中心规划的一套书，除儒学外，还有佛教、道教等。《中国儒学》四卷分别由我、徐洪兴、黄爱萍、周桂钿四人承担，1997年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为这套书，庞先生召集我们几个开了不少次会议，通过这个项目，更近距离理解庞先生的学问、风格。至于这套书是不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项目，我就不知道了。

此后，又受庞先生邀请，合作《先秦儒家思想研究》一书，置于书前几万字的《二十世纪儒学导论》就是庞先生让我执笔的，这也是我系统研究儒家学术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追随庞先生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收获巨大。九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换笔”成为那时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在庞先生热情指导下，我1993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记得去中关村组装电脑，也是与庞先生一起去的。庞先生充分研究过所有的中文编码，他建议我使用音加型的自然码。至于后来使用中遇到问题，一个电话，庞先生随即指导，避免了很多弯路。

庞先生之外，中国文化书院早期导师中，我来往比较多的还有孙长江先生。孙先生和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都是在政治场活跃过的人物，也是多年的酒友，北京、上海、海南环岛，我曾有机会近距离为两位端酒作陪，听他们点评学界名流，获益良多。孙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评审人，因而我来北京，和孙先生接触还算多。二十世纪90年代，我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秘书长，协助丁守和先生召集过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时也与国内外学者座谈、聚餐，孙老师只要在北京也总参加。每次餐聚，只要有孙老师，总会从他那儿听到很多故事。

孙老师不仅是故事高手，将许多故事讲得犹如亲临，代入感极强，而且孙老师还是许多事情的发起者、动议者。九十年代，全民经商。突然的重商主义让许多新科商人获取巨大空间，也充满极大的风险，那时经常有外地商人来北京寻找门路，寻求保护，或获取更多机会。政学两界拥有丰沛资源的孙老师的意义在这个年代凸显。他给丁守和先生、杨天石先生介绍过一些企业家，丁先生、杨老师也在与孙老师持续的交往中办成了几件事情。但在1990年代初期，一位大老板通过孙老师，想让丁先生出面创办一个颇具规模的基金会，谈判从北京到海南，一路顺风，眼看就要成功时，却毁于一旦，非常可惜。

中国文化书院早期导师，我认识的并不少，即便极为繁忙的季羡林先生，也有机会几次近距离接触。记得有一次与出版社朋友一起去季先生家谈胡适，说如果出版社一套新的《胡适全集》，请谁做主编最合适。季先生略微思索就说，可能他自己最合适。这种说法，今人，或俗人很难理解。我在现场却觉得季先生说的不仅有道理，而且体现了一位功成名就大学者的坦诚、淡然。接着，季先生陈述了几个理由，那时大陆与胡适接触过并有相当地位的人文学者确实不多了，而季先生确实属于硕果仅存的几位。之前不几年，季先生去台湾讲学访问，拜谒胡适墓，归来发表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对于大陆知识界重新评估胡适，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还有，那时学界尤其是是政治上，对胡适的理解还不像现在，胡适大体上还是一个政治上被否定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季先生有自己的情怀，他觉得在那个时代那个年龄，他能帮助学界、出版社、年轻人的，就是挂名挡风避雨。季先生那天的谈话，似乎没有人留有笔记，也更没有录音，我一直记忆深刻。而且，这番谈话也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出版社匆忙换人，请季先生出面主编《胡适全集》。由于季先生巨大号召力、影响力，全集进展大体顺利。当然，这一举措也留下了问题，毕竟季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有精力处理篇目、分类、文本，而季先生身边的助理、学生，又对胡适既无感觉，也无兴趣，因而也给这一版《胡适全集》留下了诸多遗憾，以致海峡对岸多少年之后发起重编。

中国文化书院早期导师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除了《梁漱溟全集》，我并没有机会更多介入文化书院的活动。直到最近十几年，我和王守常院长、李中华老师、江力兄几位有了更多接触，再加上彭明哲兄的张罗，让我们有了更多机会喝酒聊天，也聊出了一些想法，对我启发很大。在王老师安排下，我追随两位老师承担一点课程，也听了王老师的“中国智慧”，李老师的“中国哲学”，获益匪浅。

中国文化书院走过不惑，进入自觉。作为书院一员，我衷心祝福中国文化书院越办越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文化传承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