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母亲走了。

葬礼办完了。

我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他却骂我编故事。

还说我惦记妈那点遗产。

我心口堵得慌。

只说了一句：“你回来，打开妈的枕头看看。”

我叫向长河，今年五十五岁，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从我记事起，我就生活在这座北方的小县城里，一辈子没离开过。我和妻子温玉华，守着父母留下来的老院子，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是我爸在我出生那年种下的，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伞，罩着我们一家人的平淡岁月。

我有个弟弟，叫向东流，比我小五岁。人如其名，他像一条奔腾的大河，从小就不安分，一门心思要往东边的大城市流。他聪明，有闯劲，最终也确实在省城站稳了脚跟，成了我们家族的骄傲。只是，水流得远了，离源头也就远了。

父母在世时，尤其是我爸向守信走后的那十年，主要是我和玉华在跟前伺候。弟弟向东流事业忙，家庭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每次回来，都是来去匆匆，放下些钱和营养品，陪妈说几句场面话，就又被他那个精明能干的媳妇柳菲菲催着走了。

妈苏婉清是个顶顶要强的人，嘴上从来不说想小儿子，也从不让我们给他打电话，总说：“东流忙，有正经事，别拿家里这点老婆子的小事去烦他。”可我知道，每次电话铃响，她都竖起耳朵听，那份期待，是藏不住的。

妈晚年身体不好，最后那两年，几乎是卧床不起。我和玉华轮流照顾，喂饭、擦身、端屎端尿，从无怨言。妈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嘴里常常念叨着一些陈年旧事。但她有一个习惯，雷打不动，就是每天晚上睡觉，脑袋底下必须枕着那个又旧又硬的荞麦皮枕头。

那枕头，比我的年纪都大。枕套是粗布的，洗得发了白，上面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了七八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妈自己缝的。玉华心疼她，给她换了好几个柔软的羽绒枕、记忆棉枕，可妈都不要，只要她那个老伙计。她说，枕着它，睡得踏实。我们也就随了她的意。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旧枕头里，竟藏着一个能让铁石心肠的弟弟向东流长跪不起的秘密。

母亲是在一个初秋的午后走的。走的时候，很安详。我和玉华守在她身边，她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只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攥着我的手，眼睛却望着门口的方向。我知道她在等谁。可向东流远在省城，前一天刚打过电话，说一个重要的项目到了关键时期，实在走不开。

弥留之际，妈的嘴唇翕动着，我把耳朵凑过去，才听清了那句含糊不清的遗言。那句话，像一颗炸雷，在我心里轰然炸响，让我瞬间愣住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葬礼上，向东流和柳菲菲赶回来了。他哭得惊天动地，跪在灵前，一声声地喊着“妈，儿子不孝”，引得亲戚邻里无不唏嘘。我看着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有些话，堵在喉咙里，不知道该不该说。

直到送走了所有宾客，家里只剩下我们兄弟俩。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终于还是开口了，我把母亲的临终遗言，一字不差地告诉了他。

我本以为，他会和我一样震惊，或者至少会问个究竟。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听完之后，先是愣了几秒，随即脸上浮现出一种混杂着鄙夷和愤怒的神情。

“哥，你什么意思？”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戒备和怀疑，“妈都走了，你跟我说这个？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年没在跟前尽孝，心里有愧，就编出这么个故事来拿捏我？还是你觉得妈留下的这点东西，你一个人占着不踏实？”

他身后的柳菲菲也跟着帮腔，阴阳怪气地说：“就是啊，大哥。东流这些年是忙，可也没少往家里寄钱。妈的医药费、营养费，哪一样不是我们出的？您二位在老家是辛苦，可也不能这么编排人吧？妈刚走，尸骨未寒，您就为了点家产，这么说自己的亲弟弟，合适吗？”

我的血，“嗡”地一下就冲上了头顶。我这辈子，活得老实本分，从没跟人红过脸，更没被人如此指着鼻子羞辱过。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向东流，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家产？这个家还有什么家产！”我终于吼了出来，“这老房子？还是妈那几件旧衣服？向东流，在你眼里，你哥就是这么个人？”

“那你说是什么意思？”向东流不依不饶，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妈临死前，就你一个人在跟前，她说了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你说她对不起我，心里有愧，要你把一笔钱还给我？哥，你摸着良心说说，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妈这辈子，什么时候欠过我的？倒是我们，欠她的太多了！”

是啊，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妈那句话，听起来是那么不合情理。她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哪来的一笔钱？更何况，她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向东流，要“还”钱给他？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中国人情社会的逻辑。在所有人眼里，都该是向东流这个在外享福的儿子，亏欠了家里，亏欠了母亲。

看着弟弟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悲伤、委屈、愤怒……所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堵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忽然觉得很累，很无力。跟一个已经认定你在撒谎的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

“向东流，我有没有编故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东西就在那儿，妈的枕头，你敢不敢跟我去看看？”

我的眼神一定很吓人，向东流被我镇住了。他没再说话，只是狠狠地瞪着我。

我没再理他，转身走进了母亲生前住的那间屋子。屋子里还弥漫着淡淡的草药味和阳光的味道。床铺已经收拾干净了，只有那个打了补丁的旧枕头，还孤零零地放在床头，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我拿起枕头，走到院子里，把它放在石桌上。向东流和柳菲菲跟了出来，脸上依旧是怀疑的神色。

“你到底想干什么？”向东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没说话，只是从厨房里找来一把剪刀，递给他。

“你自己来。”

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过了剪刀。阳光下，他举着剪刀，对着那个陪伴了母亲大半生的枕头，迟迟没有下手。或许，在他心里，也有一丝不忍。

“不敢了？”我冷冷地问。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向东流的自尊心。他不再犹豫，咬着牙，“刺啦”一声，剪刀划破了粗布枕套。

随着他撕开一个口子，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有棉花，没有羽绒，从破口里涌出来的，不是想象中的荞麦皮，而是一沓沓、一卷卷，用橡皮筋和细绳捆得整整齐齐的……钱。

那些钱，不是崭新的百元大钞。它们是五块的、十块的、二十块的，甚至还有大量的一块、五毛的纸币和硬币。每一张都旧得发软，带着岁月的褶皱和主人的体温。它们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群沉睡了几十年的士兵，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往事。

向东流彻底傻眼了。他扔掉剪刀，双手颤抖着，扒开枕头。更多的钱涌了出来，混杂着一些已经干枯发黄的草药，散发着一股陈旧又奇异的香味。

在钱堆的最底下，他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是一个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的小本子，还有一个同样被精心包裹的小布包。

所有人的呼吸都屏住了。向-流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哆哆嗦嗦地解开塑料袋，拿出了那个已经泛黄的日记本。

他翻开了第一页。

那一刻，院子里的风停了，树上的蝉也不叫了。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看到，我那个一向坚强、骄傲的弟弟，在看清本子上第一行字的时候，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对着那个破旧的枕头，放声痛哭。那哭声，撕心裂肺，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悲痛，比在灵堂上的任何表演，都来得真实和沉重。

柳菲菲也凑过去看了一眼，随即捂住了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我知道，那个枕头里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了。而这个秘密，要从三十年前，向东流决定离开这个小县城，去省城闯天下的时候说起。

三十年前，也就是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我们这个闭塞的小县城里，也开始有人不满足于在工厂里拿死工资，琢磨着“下海”经商。向东流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

他从小就比我聪明，脑子活络，不甘心像我一样，接我爸的班，在机床边上熬一辈子。他读了高中，是我们家第一个文化人。毕业后，在县里的供销社上了两年班，就再也待不住了。

“哥，爸，妈，我想去省城。”一天晚饭时，他突然宣布，“我想去干点大事，不能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

爸向守信是个老派人，思想保守，当即就沉下了脸：“干什么大事？在供销社当个售货员，旱涝保收，有什么不好？外面天大地大，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能闯的？安安分分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可妈苏婉清却出人意料地支持他。“守信，你别这么说孩子。”妈放下筷子，看着向东流，眼睛里闪着光，“孩子有志气，是好事。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好不容易出了个有想法的，就让他去试试吧。天塌下来，还有家呢。”

那时候的妈，还不到五十岁，身体硬朗，说话掷地有声。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有了她的支持，爸虽然还拉着脸，但也没再强硬反对。

“去闯？你拿什么去闯？你兜里有几个子儿？”爸没好气地问。

这确实是个问题。向东流想去省城开个小小的五金店，租门面、进货、办执照，算下来至少需要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他工作两年攒的那点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我……”向东流涨红了脸，低下了头。

就在这时，妈开口了：“钱的事，你们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妈回了一趟娘家。回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又过了几天，妈拿出了一个布包，放在饭桌上，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万块钱。

在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两三百块钱，两万块，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

“妈，您哪来这么多钱？”我和向东流都惊呆了。

“我把你们外公外婆留给我和你爸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又找你几个舅舅姨姨凑了凑。”妈说得轻描淡写，“东流，这钱，是咱家全部的家当了。你拿着，去外面好好干。别怕，干好了，是你的本事；干赔了，就回来，家里有你一口饭吃。”

向东流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就给爸妈跪下了，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报答父母的恩情。

我当时心里也很感动，但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家什么情况，我最清楚。外公外婆走得早，根本没留下什么遗产。爸妈一辈子省吃俭用，是攒了点钱，但绝不可能有这么多。至于舅舅姨姨家，条件也都不宽裕，怎么可能一下子凑出这么多钱来？

我私下里问过妈，妈只是瞪了我一眼，说：“你个当哥的，别在这儿拖后腿。你弟弟有出息，是咱们全家的好事。钱的事，你别管。”

看妈说得坚决，我也就没再多问。我只当是妈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法子，或许是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向东流就这样，带着全家的希望和那笔“巨款”，去了省城。

他确实是块做生意的料。头几年很辛苦，吃了不少亏，也受了不少罪。但他肯钻研，能吃苦，人又机灵，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从一个小五金店，到后来开了自己的加工厂，规模越做越大。

他开始往家里寄钱，一开始是几十几百，后来是几千上万。每次寄钱回来，妈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把汇款单拿给街坊邻居看，骄傲地说：“看，我儿子有出息！”

但她从来不要那些钱。她会把钱原封不动地存起来，说：“这是东流的血汗钱，给他攒着，以后娶媳妇、买房子用。”

我结婚的时候，向东流已经发家了，给了我一个大红包。我结婚后，就和父母住在一起。玉华是个贤惠善良的女人，对我父母比亲生的都好。一家人日子过得虽然平淡，但也和和美美。

再后来，爸的身体垮了。常年劳累，加上年轻时落下的病根，一病就起不来。那几年，医院成了我们第二个家。向东流也回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放下厚厚一沓钱，在病床前坐一会儿，就被公司的电话催走了。他看着爸插满管子的样子，眼圈通红，一个劲儿地说：“爸，您要什么药，用最好的！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爸只是摇摇头，拉着他的手，说：“东流啊，爸不怪你。你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家里有你哥呢。”

爸走后，妈一下子老了好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变得特别依赖那个旧枕头。

我当时以为，她是睹物思人。那个枕头，是她和爸结婚时做的，用了几十年，上面有他们共同的记忆。

向东流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他把家安在了省城，娶了同样精明能干的柳菲菲，生了儿子向文博。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也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都是那几句：“妈，身体还好吧？”“哥，家里都好吧？”“我这边忙，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们。”

这个“过段时间”，有时候是半年，有时候是一年。

妈从来不抱怨。每次向东-流说忙，她都抢着说：“忙好，忙好！男人就该以事业为重。家里一切都好，你放心。”

挂了电话，她又会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候眼睛里会泛起泪光。

玉华看不过去，劝我说：“长河，你也跟东流说说，让他多回来看看。妈嘴上不说，心里苦啊。”

我也试着跟向东-流提过。可他总是有千万个理由。“哥，你不知道，我这几百号人的工厂，一天不开工就得亏多少钱？我这边一个合同签下来，就是几百万上下的事，我哪走得开？”

“再说了，我不是没尽孝啊。钱我给了，妈想吃什么、想用什么，你们就去买，别怕花钱。我在外面挣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家里过得好一点吗？”

他说得理直气壮，我竟无言以对。是啊，从世俗的角度看，他确实做得很好了。他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让妈衣食无忧。而我，除了能付出点时间和力气，在经济上，几乎是个废人。

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太矫情了？是不是现代社会，亲情就是这样维系的？

直到妈的身体彻底不行了，医生下了病危通知。我给向东-流打了电话，让他无论如何回来一趟。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哥，我这边真的走不开，一个跟了半年的海外订单，今天就要签约了。这样，我马上让菲菲带孩子先回去。我这边一结束，立刻就赶回去。”

结果，柳菲菲和向文博是回来了，但他自己，直到妈咽气，也没能出现。

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

而妈的临终遗言，更是让这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骨髓里。

她拉着我的手，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长河……妈对不起你弟弟……心里有愧……那个枕头……枕头里的东西……是留给东流的……你……你一定要……帮妈……还给他……”

“还”？为什么要用这个字？

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向东流亲手剪开了那个枕头。

此刻，他跪在地上，捧着那个小小的、泛黄的日记本，哭得像个孩子。

我也凑了过去。日记本的封皮上，是妈娟秀的字迹，写着四个字：“还债日记”。

翻开第一页，日期是向东流去省城后不久。

上面写着：

“今天，东流走了。看着他背着行囊的背影，我的心又酸又骄傲。我骗了所有人。给东流的那两万块钱，不是家里的积蓄，也不是跟亲戚借的。家里那点钱，早给守信看病花得差不多了。亲戚们日子也紧，谁家能拿出这么多？那钱，是我……是我把出嫁时，娘给我的那对金手镯给当了。”

看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对金手镯，我知道。那是外婆传给妈的，是妈最宝贵的嫁妆。小时候，只有过年或者家里有大喜事的时候，妈才会从箱底拿出来戴一下。那金灿灿的光芒，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华贵的颜色。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急用钱，想让妈把手镯卖了，妈哭了一整天，死活不肯。她说，那是她娘留给她唯一的念想，是她的根。

可为了向东流的前程，她竟然把它卖了。而且，是悄无声息地卖了，没有告诉任何人。

日记本继续写道：

“我不敢告诉守信，更不敢告诉孩子们。守信要是知道了，肯定要跟我吵翻天。长河老实，知道了肯定会多想。东流要是知道了，以他的性子，肯定不会要这个钱，他的前程就耽误了。我只能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当铺的朝奉说，是老东西，金子成色好，给了两万块。他说，这是死当，以后就赎不回来了。我走出当铺的时候，感觉心被掏空了一块。那是我娘留给我的念想啊……但我一想到东流拿到钱时那高兴的样子，我又觉得值了。儿子有出息，比什么都强。”

“从今天起，我要开始攒钱。我欠东流一对金手镯。虽然他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愧。我觉得自己像是偷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去换了他的前程。我要把这对镯子的钱，一分一分地攒回来，还给他。等我攒够了，我就告诉他真相。那时候，他事业有成了，也就不会怪我了。”

“今天，卖菜多找了我五毛钱，我没还回去，偷偷留下了。心里有点不安，但一想到是为东流攒钱，又觉得踏实了。这是第一笔。我在枕头里缝了个小口袋，就从这五毛钱开始吧。”

日记本的后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她每一笔“收入”。

“今天，长河给的买菜钱，我省下来两块。” “今天，捡到一个啤酒瓶，卖了一毛钱。” “今天，给邻居张婶家的孙子做了双布鞋，张婶硬塞给我五块钱，我没要，但她偷偷放在了我家窗台上。这钱，我收下了。” “今天，东流寄来一百块钱。我看着信封，心里又高兴又难受。儿子孝顺，可我这个当妈的，却欠着他的。我把钱存起来了，但从里面抽了一张十块的，放进枕头里。就当……就当是替他保管的。”

一笔一笔，五毛，一块，五块，十块……最大的一笔，也不过是过年时，我们给她压岁钱，她偷偷留下的一张五十块的。

这些钱，对如今的向东-流来说，可能就是一顿饭钱。但对母亲来说，却是她后半生全部的执念和寄托。

她像一只辛勤的燕子，每天衔来一点泥土，想为自己的孩子重新筑起一个金碧辉煌的巢。她把所有的愧疚、思念和爱，都缝进了那个旧枕头里，夜夜枕着它们入眠。

日记的最后几页，字迹已经变得歪歪扭扭，很多地方都模糊不清了。

“守信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以后，这个秘密，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也好，省得他跟着我一起操心。”

“长河和玉华是好孩子。把我照顾得很好。我拖累他们了。我不敢把枕头里的事告诉他们，怕他们觉得我偏心东流。”

“东流好久没回来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累。大老板不好当啊。我不敢跟他说我想他，怕他分心。只要他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身体越来越差了。我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枕头里的钱，离一对金手镯的价钱，还差得远呢。金子现在都涨到多少钱一克了？我怕是还不清了……东流，妈对不起你……”

“我快要看不见了。手也抖得厉害。长河，我的好儿子，妈只能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了。你弟弟性子急，你多担待他。告诉他，妈不怪他没回来看我，妈知道他忙。妈就是……就是心里觉得亏欠他。这笔钱，你一定要帮我还给他。告诉他，妈爱他。”

最后一页，只有一个用尽力气画下的、不成形的“流”字，旁边，是一滴早已干涸的泪痕。

“哇——”

向东流再也控制不住，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了绝望的哀嚎。他抱着那个破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那堆混杂着泥土气息和草药味的旧钱里，哭得浑身抽搐。

“妈……妈……我对不起你啊！妈！”

他一边哭，一边用手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一下，又一下，打得“啪啪”作响。

“我不是人！我就是个畜 生！我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连我妈卖了嫁妆给我凑的本钱都不知道！我让她为我担了半辈子的心，欠了半辈子的债！我这个不孝子啊！”

柳菲菲也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她跪在向东流身边，抱着他的胳膊，泣不成声：“东流，别这样，妈在天上看着呢……是我们错了，我们都错了……”

我站在一旁，眼泪也早已模糊了视线。我看着跪在地上痛不欲生的弟弟，心里那根扎了许久的刺，仿佛也跟着融化了。我不再怨他，不再恨他。我只觉得心疼，心疼我的母亲，也心疼我的弟弟。

母亲用她的方式，爱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给了我陪伴和依靠，却给了向东流一个他不知道的、沉重的起飞平台。她怕我们兄弟之间因为这件事产生隔阂，所以她选择了沉默。她一个人，背负着这个秘密，像一个虔诚的苦行僧，用余生的每一天，去偿还一笔根本不存在的“债务”。

那不是一笔金钱的债，而是一笔爱的债。她觉得，她用自己的念想，换了儿子的前程，她“亏”了。所以她要“还”。这是多么朴素而又多么伟大的母爱逻辑啊！

我走过去，扶起向东流。他已经哭得站不稳了，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哥……我对不起你……”他看着我，声音嘶哑，“我刚才……我刚才还怀疑你……我真该死……”

我摇摇头，拍了拍他的后背：“不怪你。这件事，换了谁，都想不到。妈……她把我们所有人都算进去了，唯独委屈了她自己。”

我们把那些钱和日记本，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那个小布包里，装的是当票。一张早已泛黄、字迹模糊的当票，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赤金绞丝手镯一对，死当，贰万元整。

证据确凿，再无辩驳的余地。

那天晚上，向东流和柳菲菲没有走。我们一家人，三十年来第一次，真正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没有人说话，只有默默的扒饭声和偶尔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饭后，向东流把我拉到院子里。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哥，这里面是五十万。你和嫂子辛苦了这么多年，照顾爸妈，是我这个做弟弟的对不住你们。这钱你拿着，把老房子翻新一下，剩下的，你们养老用。”

我把卡推了回去：“东流，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哥，就把卡收回去。照顾爸妈，是我的本分，不是交易。妈留下的这个枕头，比什么钱都金贵。它让我们兄弟俩，把心重新拾回来了。”

他又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那这个，你一定要收下。”

我打开一看，是一对崭新的、款式和妈那对一模一样的金手镯。金光闪闪，比我记忆中的还要亮。

“我明天就去找最好的金匠，把妈那对镯子赎回来……不，我要重新打一对一模一样的，烧给妈。让她在那边，也能戴着。这对，是给嫂子的。嫂子为我们向家付出了这么多，这是她应得的。”向东流的眼睛红肿着，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我看着他，知道他这次是真心的。我没有再拒绝。

枕头里的那些钱，我们数了一遍，一共是两万三千七百六十八块五毛。从那五毛钱开始，到母亲生命的尽头，她用近三十年的时间，不仅“还清”了本金，还“多”出了三千多的“利息”。

这笔钱，向东流说什么也不要，坚持要给我。我们争执不下，最后玉华提议：“这钱是妈一辈子的心血和念想，我们谁都不能拿。不如，就用这笔钱，以妈的名义，在咱们县里设一个小的助学金，专门帮助那些和东流当年一样，有梦想但家里困难的孩子。让妈的爱，能延续下去。”

这个提议，得到了我们兄弟俩的一致同意。

事情过去很久了，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老院子还是那个老院子，槐树也依然在每个夏天投下浓密的绿荫。

但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向东流回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他不再是那个来去匆匆的大老板，而是会脱下西装，陪我在院子里下下棋，听我聊聊街坊邻里的琐事。他会抢着帮玉华择菜，听她唠叨家常。他的儿子向文博，那个曾经对我们这些农村亲戚爱答不理的城市少年，也变得懂事礼貌了许多，会“大伯、大娘”地叫个不停。

我们用母亲留下的那笔钱，加上向东流后来投入的资金，成立了“苏婉清助学基金”。每一年，我们都会亲自把助学金送到那些需要的孩子手里。每当看到那些孩子充满希望的眼睛，我仿佛就看到了年轻时的弟弟，也看到了母亲那双含着泪光的、骄傲的眼睛。

我和向东流，这对曾经因为距离和隔阂而渐行渐远的兄弟，因为母亲的那个枕头，重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常常会一起回到母亲的墓前，跟她说说话。我们会告诉她，我们兄弟俩现在很好，让她不用再牵挂，不用再“有愧”。

母亲用她一生的积蓄，用一个沉默了几十年的秘密，给我们兄弟俩上了生命中最后一堂课，也是最重要的一堂课。这一课，关于爱，关于亏欠，也关于亲情真正的意义。她走了，却用她无声的智慧和深沉的母爱，把我们兄弟俩的心重新连在了一起，治愈了我们家庭里最深的伤痕。

她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份足以温暖我们余生的情感财富。那个破旧的枕头，如今被我们珍藏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它成了我们向家的传家宝。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有一种爱，叫作“我觉得我欠你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到底在追求什么？是金钱、地位，还是名声？我们总以为，给父母提供了优渥的物质生活，就是尽了孝。我们总以为，那些沉默的、不善言辞的父母，他们的世界简单而平静。

可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静下心来，去倾听过他们内心的声音，去读懂过他们那些藏在皱纹深处、欲言又止的故事呢？

各位朋友，你们说，这世上，还有比父母之爱更深沉、更不求回报的情感吗？我们又有多少人，在父母离开之后，才在一个偶然的瞬间，突然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那份沉默如山的爱，从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呢？

来源：生活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