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枫湾APP：据美国AIDS专业杂志《POZ》网消息，根据在格拉斯哥举行的HIV 药物治疗会议上提交的一份病例报告，又一位HIV患者在接受具有罕见突变的供体干细胞移植癌症治疗后，似乎治愈了HIV。这可能是全球第八个HIV治愈案例。

红枫湾APP：据美国AIDS专业杂志《POZ》网消息，根据在格拉斯哥举行的HIV 药物治疗会议上提交的一份病例报告，又一位HIV患者在接受具有罕见突变的供体干细胞移植癌症治疗后，似乎治愈了HIV。这可能是全球第八个HIV治愈案例。

第八例艾滋治愈案例——法国患者

马赛公立医院的Olivia Zaegel-Faucher 博士及其团队在格拉斯哥会议上展示了一名50 多岁女性的HIV病例，她于1999 年被诊断出感染HIV。她很早就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截至2010 年，她的病毒载量无法检测到。

2020 年2月，她被诊断出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同年7月，她接受了具有双重CCR-delta32突变的供体的干细胞移植。在移植之前，她接受了减强度调节疗法（巴尔的摩方案）。由于她的供体不是近亲匹配，她还接受了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药物治疗；尽管如此，她还是患上了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不过很快就解决了。

移植时，她正在服用拉替拉韦（Isentress ）和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恩曲他滨（舒发泰、Truvada ）。她的病毒载量无法检测（＜20 拷贝），外周血细胞中的HIV DNA水平很低。然而，她的CD4 T 细胞计数相当低，为250（200是AIDS诊断的阈值）。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研究人员使用超敏感的检测方法测量了她的病毒，在循环的CD4 细胞或血浆中没有发现HIV RNA/DNA 。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表明，她的大部分CD4细胞不能被使用CCR5受体的HIV感染，尽管她的CD8细胞仍然携带这种受体。据报道，她的HIV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下降”。更重要的是，移植后几个月，她的CD4计数急剧上升，CD4与CD8的比值恢复正常。

这名妇女在干细胞移植39 个月后，即2023年10月开始中断ART。当时，她正在服用拉替拉韦、阿巴卡韦和拉米夫定。一年后，她的HIV RNA 和DNA在循环的CD4细胞和血浆中仍然无法检测到（＜2 个拷贝），她的CD4计数接近1300。在报告时，HIV缓解持续存在，除了一次肺炎球菌脑膜炎外，“没有重大临床事件”。

治疗中断后一年是提出“潜在治愈”建议的相对较短时间。根据这份报告，这位女性还没有接受更具侵入性的测试，以寻找淋巴结、肠道或其他组织中残留的HIV。一些研究机构更急于宣布可能的HIV治愈，但随着更多案例的积累，门槛可能正在降低。

先前的治愈案例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无限期地抑制HIV ，但病毒将其遗传蓝图插入宿主细胞，并建立一个药物无法触及的长期储存库，使得治愈几乎不可能。

只有少数人在接受供体干细胞治疗后治愈了HIV，这些干细胞会产生各种类型的血细胞，并基本上取代了受体的免疫系统。

在法国患者之前，全球只有7位被治愈的HIV患者：

第一位是Timothy Ray Brown ，被称为柏林病人，他在2006年接受了两次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并停止了ART。2008年-2020年他去世，研究人员对他的血液、肠道和其他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检测，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完整的HIV证据。

另外三位——Adam Castillejo（伦敦患者）、Marc Franke（杜塞尔多夫患者）和Paul Edmonds（希望之城患者）——在接受了来自具有双重CCR5-delta32突变的供体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或淋巴瘤后也得到了治愈。这三人在停止ART后病毒也没有反弹。

一名患有白血病的混血女性（纽约患者），在接受了带有CCR5-delta32 突变的脐带血以及与没有突变的亲属的部分匹配成人干细胞后，经历了长期的HIV缓解。

2023 年，研究人员公布了Romuald （日内瓦患者）的病例，他在野生型干细胞移植后仍处于缓解状态，这意味着他的筒体没有CCR5-delta32 突变的拷贝。

202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与会者听说了一个治愈病例，一名德国男子（下一位柏林患者）和他的供体都只有一个突变拷贝。

增加证据

科学家们仍在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这八个人通过干细胞移植会被治愈，而其他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似乎并没有单一的决定性因素适用于所有病例。使用抗HIV 和易感供体细胞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减少了病毒的靶点。但调节方案、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严重程度、预先存在的病毒库的大小和个体免疫反应都可能发挥作用。

五个人，包括最新的患者，接受了具有两个CCR5-delta32 突变副本的供体的移植，一个人接受了具有单一副本的供体细胞，一个人接受了CCR5-delta32纯合子和野生型细胞的混合，一个人有一个没有任何突变副本的供体。一些人接受了强化的移植前调节疗法，而其他人接受了更温和的方案。同样，一些人经历了严重的GVHD，但其他人没有。

重要的是，干细胞移植是一个艰苦的程序。移植前的调节疗法可能使患者容易感染，而GVHD 可能导致严重和持续的症状。这些风险——加上高昂的成本——意味着这对全球大多数HIV感染者来说不是一个答案。但每一个新病例都提供了线索，可能会导致更可行的功能性治疗方法，例如CRISPR 基因编辑以删除或禁用CCR5受体。

墨尔本大学的HIV治疗专家Sharon Lewin 博士202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说：“所有这些病例在科学上都很重要——每一个病例都会让你更多地了解什么是可能的，从而了解在干预中可以模仿什么。这些罕见病例对HIV感染者和科学家来说都是鼓舞人心的。我们需要给人们希望，但要让它变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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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