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门绝学通常指那些研究难度大、关注度低但极具文化价值的学科方向或学科。西域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其历史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与之密切相关，如对出土简牍文书、古代西域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宗教、艺术、古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研究等。这些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

编者按：冷门绝学通常指那些研究难度大、关注度低但极具文化价值的学科方向或学科。西域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其历史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与之密切相关，如对出土简牍文书、古代西域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宗教、艺术、古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研究等。这些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对于深刻领会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全面认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这组笔谈，从出土简牍、吐鲁番学、回鹘文文献、吐蕃文文献、古阿拉伯—波斯文文献、古叙利亚文献等方面，反映了西域研究在冷门绝学中的独特价值，也期待学界关注并支持相关研究。

冷门绝学视域下的吐蕃史研究

——古藏文破译与吐蕃文化重构的

突围之路

黄维忠

“吐蕃”一词首见于6世纪中叶的《贺兰祥墓志》[1]，起初为地域称谓，至7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变为政权标志（吐蕃王朝，633～877年），其后直至元代，又复归地域称谓。本文所论吐蕃，时间跨度为7～11世纪。吐蕃在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开始向外扩张。他们与唐朝、大食、回鹘等周边政权在西域展开了激烈争夺。自龙朔二年（662）至咸通七年（866）的200多年间，吐蕃影响西域政局。吐蕃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khrom chen po）统一指挥兵马，推行“万户制”与部落联盟结合的制度。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其在西域的影响力逐渐被回鹘取代。然而，敦煌和吐鲁番遗存的藏文文献及藏文音写回鹘语文献显示，直至11世纪，西州回鹘仍在政治、宗教等领域使用藏文。吐蕃与西域的关系是吐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考古发掘资料、各时期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构成我们研究吐蕃史的三大史料来源。然而，史料稀缺且碎片化问题突出：青藏高原早期考古材料地域覆盖不均，遗存保存状况不佳，文字记录与实物脱节；汉文史料中有关吐蕃历史的记述，为我们研究吐蕃历史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但吐蕃历史记载分散凌乱，且不乏失实之处；藏文史料方面，11世纪后流传的藏文史籍多为教法史，对吐蕃历史的叙述常带有“佛教化重构”色彩，给吐蕃史研究带来诸多难题。

近百年来，古藏文文献的发现极大促进了吐蕃史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如P.T.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P.T.1287《吐蕃赞普传记》、P.T.1288+ IOL Tib J750及Or.8212.187《吐蕃大事纪年》等重要历史文献，新疆、青海等地出土的藏文写本、简牍以及西藏、青海、四川等地的碑铭，作为重构吐蕃史的珍贵“共时性档案”，其价值堪比殷墟甲骨对于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改写了吐蕃史叙述，更成为解锁中古亚洲文明交流互动的关键钥匙。

吐蕃史研究在技术赋能[2]下，借助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不断拓展研究范围。吐蕃政治、社会经济、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目前，单篇文献研究与分类研究并存，综合研究成为新趋势。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石泰安、李方桂、高田时雄、周季文、Nathan Hill等学者在词汇研究、词族研究、语法研究及汉藏同源词基础词汇研究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此外，格日杰布通过分析P.T.1287《吐蕃赞普传记》、P.T.986《尚书》等古藏文文献的作-通格句法规律，揭示了敦煌藏文文献存在吐蕃本土文本与统治区域文本的区域性差异。

在宗教学研究方面，尽管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中佛教文献占比超过95%，但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远少于历史、文学等世俗文书。然而，仍取得重要成果。一方面，通过深度解读敦煌藏文文献，对吐蕃佛教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例如，一批有关“顿渐之争”的藏文文献证实了汉地禅宗曾深入吐蕃宫廷，而非如后世藏史所述被彻底排斥。P.T.960《于阗教法史》、P.T.953、P.T.961、北大D055《牛角山授记》残片，以及《藏文大藏经》中的《牛角山授记》《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于阗国授记》等藏文有关于阗佛教文献的记载，表明西域（尤其是于阗）作为佛教东传的重要中转站，对吐蕃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P.T.134、P.T.999号、P.T.840v等有关赞普乌东丹（达磨）文献的解读，证实藏传佛教后弘期佛教史家记载的朗达玛灭法事件实为杜撰。另一方面，通过对新发现的与敦煌藏文佛教文献（9～10世纪）同期或相对后期的古藏文文献，如当许噶塘文献（11世纪）、塔波寺藏文文献（以11～12世纪为主）、菩日文献（10～13世纪）、阿里地区藏文文献（10～13世纪）、早期苯教文献（11～12世纪）、藏传佛教宁玛派文献之间的比较研究，研究者发现，这些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敦煌藏文文献有所交集。这反映出9～12世纪青藏高原虽政权林立、互不统属，但在文化方面却显示出强烈的一统性，为藏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冷门绝学视域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吐蕃史研究？

一是加强新材料整合与多学科交叉研究。近年来，青藏高原，尤其是吐蕃时期的考古成果丰硕。这些实物资料与艺术图像资料，可与7～11世纪的汉文、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多语种文献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此举必将引领藏学研究新潮流，成为国际藏学界瞩目的学术工程。

二是深化对古藏文文献的探索。重点解读古藏文文献中体现吐蕃核心文化概念的gtsug lag、chos、chab srid、vphrul lha、sku bla等专有词汇，并结合先秦汉文古籍中的相关词汇，探究汉藏同源词背后的文化逻辑；推进对藏文音写多语言文献的整体研究，特别是藏文音写回鹘语文献，构拟9～10世纪的回鹘语元音系统，探寻丝绸之路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文化互动的机制。

三是系统调查青藏高原区域历史文化遗存。利用遥感与GIS技术，重点勘探雅鲁藏布江、尼洋河、拉萨河等一江两河流域吐蕃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吐蕃在新疆、甘肃地区的军事遗址和唐蕃古道沿线的交通驿站。通过绘制吐蕃王朝的空间网络，探索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吐蕃文化的特性，以及吐蕃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与中原、周边地区包括今新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四是推动国际资料共享。借鉴国际敦煌学项目的经验，将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数字化，并以AI赋能，搭建跨国联合研究平台。

五是吐蕃史与西域史的交叉共进有助于两个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吐蕃史研究从冷门绝学跃居学科前沿的突破之路，犹如敦煌藏经洞的启示：尘封的文明密码，必将在新技术与新视野的照耀下重焕光彩。学者们以古藏文为舟，穿越时空的广阔海洋，使吐蕃不再只是遥远的高原传说，而是成为理解中古欧亚体系的关键纽带。

注释：

[1]《贺兰祥墓志》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贺家村，现藏于咸阳博物馆。

[2]目前与古藏文文献相关的数据库主要有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基于亚洲书籍数据库的文字信息学”项目的子项目之一“古藏文文献在线”项目（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简称OTDO）、敦煌研究院马德研究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信息资源库”、西北民族大学扎西当知教授的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源数据库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来源：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