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当然不是AI大忽悠，毕竟原始人类寻找洞穴居住，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如果说苏秦、张仪为首的纵横家都是史上有名的“大忽悠”，那么汉代的王充、郑玄，唐朝的袁天罡、李淳风，都是史上有名的“大喷子”。

说到《藏海传》中堪舆术的起源，deepseek会告诉你，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会为房子选址了。

这当然不是AI大忽悠，毕竟原始人类寻找洞穴居住，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如果说苏秦、张仪为首的纵横家都是史上有名的“大忽悠”，那么汉代的王充、郑玄，唐朝的袁天罡、李淳风，都是史上有名的“大喷子”。

堪舆是什么？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单字解释为：“堪，地突也”；“舆，车舆也”。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日者列传》中，就出现过堪舆家。“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

堪舆家在正史中最重要的第一次亮相，居然是同行之间打嘴炮。

稚奴的两位师父，一个是星斗大师，一个是高明师父，刚好对应这两大门学问。

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编剧有意卖弄。

从历史上来看，堪舆家和纵横家都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堪舆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淮南子·天文训》：“北斗之神有雌雄。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

也就是说，堪舆术从一开始，就跟“风水”“营造”“木匠”这些建筑学元素高度关联。

这些先秦时代的思想，总结了城市选址及营建的经验、制度以及规划，自然为后来出现“堪舆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了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这些商业大城市，自然会有《墨子》、《管子》、《考工记》，之类关于城市建设的著作。

堪舆最初的意思，就是勘度北斗星的运行。《藏海传》第七集中，太后的棺椁上出现了北斗七星的图案。

因为北斗在古代被认为是天帝的车舆。《史记·天官书》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称节度，定诸纪，皆毅系于斗”。

西汉郑玄注《周礼》称古代堪舆以岁星（木星）运行十二次的星土分野来辨方位吉凶。

“堪舆历”就是以“堪舆北斗”为准的历法。古人认为，根据天上的星辰变化，可以指导日常生活中的进行方式。只有这样，他们的思想、行为才能嵌入大自然的运行轨道，使天道、人道相合。

汉朝时期，“堪舆家”的死对头就是“五行家”。五行家最擅长的就是以五行相克之物，化解不利的“厌胜法”。

“厌胜”在汉汉武帝时期，一手早就了赫赫有名的“巫蛊之祸”。这种手法最常见的模式，就是以土、木塑形，让巫祝祭鬼神祛除灾祸的“解除法”，以及攘解符箓文字的“符镇”之法。

在《臧海传》第六集中，高明师父化妆的瞎子算命师，偷换签筒的招数就是“厌胜派”的绝学。

这两支流派，就是后来我们俗称的“阴阳师”和“风水师”。

阴阳师就是后来的“命里师”，也被称之为“算命先生”。

堪舆师就是后来的“风水师”，也被称之为“地理先生”。

两支本土教派之间经常互掐，内斗，直到魏晋时期遭到了重创。

魏晋时期出现了“风水生气论”，对堪舆术的地位发起了挑战。传入中土的佛教，更是对堪舆术发出了致命一击。

堪舆风水事关皇家命运，皇帝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也都是“嘴强王者”，吵起架来，互相问候起对方全族女性，三天三夜斗不带重样的。

两家孰优孰劣，如何进行评判？

来，上科技。

就像你去按摩房，熟练的技师刚一搭手，你就能知道她的深浅。

同理，罗盘在风水学中应用，也是检验一个堪舆师的标准。

隋萧吉、唐李淳风、袁天纲在注《管氏地理指蒙》中曾多次提及指南针。

僧一行在实测子午线时，对磁偏角作了记述，晚唐杨筠松的《青囊奥旨》曾提到“罗经十二位”，据传，他还创制了罗盘中的缝针。

罗盘的应用和磁偏角的发现，是中国科技史上一大贡献，对风水术而言，它对堪舆理论的简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朝初年，儒道佛各派思想纷杂，讹伪虚滥之词真假莫辨，为统一风水界的认识。

于是乎，唐太宗领导了一场正本清源的文化运动，令颜师古考据《五经》，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唐僧玄奘、义净先后从陆路、海路西行求取佛国真经，高士廉考辨天下谱牌，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要考资格证。

其中，吕才勘定“阴阳书”，《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

罗盘的应用和磁偏角的发现，是中国科技史上一大贡献。对风水术而言，它对堪舆理论的简单化，标准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正统技师，啊呸。

在正经堪舆师的指导下，吕才对传世的各类风水术书，进行了加工整理，其中120家肤浅俗陋、穿凿附会、无稽之谈的全部删掉。其中新派著作53篇，加上旧书47篇，凑了个100的整数，成了官方认可的一百篇堪舆术经典。

“摄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旧唐书·吕才传》。

虽然《藏海传》是架空历史剧，但臧海身处的年代，无疑是明朝。无论是沙宝亮穿的明朝官服样式，亦或是平津侯的那把“长风剑”形制，都是明朝的元素。

在《藏海传》第二集中，师父把小脏孩关进了榫卯亭中。

师父一句台词就漏了底：把前朝何梦桂的《赠尹巽斋易数》背给我听。

何梦桂正是宋末元初的堪舆大师，浙江淳安人。这首诗，写给好友尹巽斋的，收集于他的作品《潜斋集》中。

《臧海传》出现了许多删改的地方，但是臧海作为“堪舆师”一上来就能在“钦天监”谋职，在历史上确有其事。

堪舆家、风水师的起点很高，从一开始就是天选“体制内”人员。

在唐以前，高深的术数都掌握在累世术家手中，世代相传，世袭官爵，成为望族。

累世术家与各类术书历来都控制在皇家手里，例如郭璞曾为东晋著作佐郎，萧吉为隋代太府少卿，唐李淳风为太史令，僧一行为司天监，杨筠松为灵台地理事等。

隋唐科举制度下的“使贤任能”、“学而优则在”的贤人政治思想，不仅刺激了儒学普及，也促进了风水术家的发展。隋唐涌现出许多风水大师，大多是出身望族，学贯古今，或佛或道或儒的饱学之士，如隋代的萧吉、唐代的袁天纲、李淳风、僧一行、司马头陀、浮屠泓等。

风水队伍的壮大，必然带来理论的繁荣。

即便是民间偶尔出现堪舆大师，朝廷也不会轻易放过。《堪舆名流列传》记载：

唐玄宗时，民间有位丘延翰曾因“”为县人卜葬地，理气交见。”

太史奏曰：河东闻喜有天子气，朝廷忌之，使断所扦山，诏捕之”。

丘延翰被捕后，归附了朝廷才诏免其罪，拜业大夫官。

丘延翰毕竟在民间多年，为了避免他的堪舆术流传，朝廷还专门派人伪造他的学说以迷惑百姓。

“唐时，邱公不象天机，妄托大地，于是诏一行著《铜函》、《灭蛮》等经，变乱穿山、透地，增入八干四维，隐其实旨，以愚中外”。

由此可见，晚唐之前民间流传的多是一些下三流的民俗方术。所谓此行的也多为以此谋生的野俗之人，并不真正懂得风水的实旨和奥理。

正宗的风水术流出皇室，应该是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的事情。

据《四库全书》记载：（杨筠松）广明中，遏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

黄巢之乱时期，杨筠松窃秘府之书，避地江南。此后，杨筠松在江西收授门徒，创立了特色鲜明的赣派风水。

他的门徒曾文過、范越凤、厉伯绍、刘淼及丘延翰等皆以专精风水地理之术而行于江湖，成为一代大师，并因之而获得进升为官的机会。

风水术这才成为庶民子弟谋生、行善、取仕的手段，客观上促进了风水的专业化倾向。

宋代是各类方术的集大成时代，甚至兼容多家所长，发展出了适合佛、道、儒三敎都可以用的器物--石头。

宋人施清臣的《继古丛编》中记载，宋代的南方街镇丁字路口，已经安置了石敢当，用来镇压化解冲煞。

宋徽宗在开封大内东北角建“艮岳”，用来求子嗣就是其中典型。

到了明清时期，堪舆术又出现了“形势”“理气”两大分支。

围绕各自的流派，又产生了《阳宅撮要》、《八宅明镜》、《阳宅三要》、《阳宅十书》等一系列阳宅术书，使阳宅理论迅速发展和流传开来。

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为风水注入了新的知识点，也将风水的神秘色彩大大降低，从而促进了皇家对风水术书的开禁。

元代郭守敬时期，全国曾大规模的天文地理大测量活动。

明代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引入了西方地图说和五大洲的新天下观，翻译了《几何原本》，利用量天尺、日月蚀来测绘各地经纬度，为风水观念的更新注入了新的知识点。

风水理论在明清出现了更加专业化的倾向，分类更加明细，一些新的科技知识被吸纳其中，不断充实和完善风水理论。明代蒋平阶就撰写了专论“水”的专著《水龙经》，技术手段上也日益成熟。

《徐霞客游记》在《江源考》中，推翻了自古流传的长江源头“岷山导江”之说，证明了金沙江为长江正源，他对江河源流的考察，地形地貌、矿产、物产、水文、气候论述以及对动植物的比较鉴别，对风水地理中的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更新和辨正。

清代已经开始广泛利用“堪舆术”，寻找地下的矿脉。清代道光年间吴其睿，在《滇南矿厂图略》曰：“山有葱，下有银；山有磁石，下有铜或金”，踩厂之人必相地势，与堪舆家卜地相同，要求势壮气雄，重关紧锁，以聚财宝，以及金为水母，贵阴忌阳等等。
风水学说是一个十分庞杂、晦涩、鱼龙混杂的理论体系，其中既有深遂而玄妙的哲理，也有现代人看来极为可笑的巫术手段；有大儒高士的精辟见解，也有庸碌俗师的应时之语；有极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关于精神方面近乎巫术的内容。

从现代科学看来，风水关于死者对生者的荫应之说，是它理论上永远无法证实的致命伤，也是它产生迷信思想的根源，而它的吉凶修辞表达方法，更让其蒙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

现代人想研究风水，首先要破除迷信，一方面是对风水学说本身的迷信，打破港、澳、台地区风水界就风水论风水的理论自闭；另一方面，要破除对人为设置的研究禁区的迷信，打破以合乎理性为唯一正确标准的研究方法，使风水研究可以突破实证部分的局限而深入其神秘效应的核心。

来源：白羽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