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志书和年鉴编纂工作成就斐然，成果丰硕，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在长期组织新修《浙江通志》以及担任《浙江年鉴》主编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业界在处理与史学、文学等其他有关文献形式关系时，经常会有认识和实践误区，例如：南宋郑樵所编《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志书和年鉴编纂工作成就斐然，成果丰硕，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在长期组织新修《浙江通志》以及担任《浙江年鉴》主编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业界在处理与史学、文学等其他有关文献形式关系时，经常会有认识和实践误区，例如：南宋郑樵所编《通志》与当今诸如《浙江通志》有何关系？“年鉴学派”与“年鉴学”是一回事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十分有趣也很普遍，但还真不容忽视，以下仅举几例予以辨析。
▲新修《浙江通志》（113卷131册）（潘捷军 提供）
一、《通志》与“通志”之辨
在史志编研领域，《通志》是指南宋郑樵所撰的一部著名史著，而在方志领域里，“通志”则是贯通古今的地域性规范志书的专有名词。不妨分别来加以考察分析。
首先应明确，《通志》定位是史著而非志书。《通志》在《辞海》的权威释义是：“通志：书名，南宋郑樵撰。200卷。为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通史的代表。”其他相关权威文献的解释也多大同小异，这也是史志学界长期以来的基本共识。史载，郑樵不应科举，世居乡间，学识渊博，为学无所不窥，且始终以“总天下之大学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为追求。其网罗天下历史而独立完成的代表作《通志》，也是其平生致力于“会通”理念的重要标志。因而《通志》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中国史学界向来有“三通”之誉。
而从地方志视域看，在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中，“通志”有两种释义：一是有别于断代续志，专指以纵贯古今为主要特征的各级区域类志书。按此解读，历代《浙江通志》、民国浙江《鄞县通志》和新修杭州市《余杭通志》等均可视为通志。但该书又言：通志“亦称省志，是以省为记述范围的地方志书”，如按此要求，则又不应包括上述市县级相关志书。其实这也是业界的一种传统论见，但近年来已渐被突破。对这一争议本文暂且搁置不论，而重点阐明史学《通志》与方志“通志”两种文献首先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别。正如仓修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看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方志，要先看其内容和著作体例，而不能用名称来定其是与不是。”
▲《通志二十略》（潘捷军 提供）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说郑樵的《通志》与方志毫无关联倒也未必，学界也确有相关研究，方志界对两者关系既有“不明就里”之人，但也确有“明知故‘研’”之举，即两种文献之别并不妨碍学界从方志学角度来研究和借鉴《通志》，如韩章训《郑樵〈通志〉义例对修志影响》等相关研究便十分典型。
其实郑樵本人在《通志·总序》中也曾说过：“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晚年他在总结三十多年读书、研究和撰著过程时也曾回顾，自己有相当精力放在天文地理及其他有关学科上，相应成果有《诗名物志》《图书志》等，当时尚未完成的还有《天文志》《郡县迁革志》《动植志》《氏族志》等等。
仅从其经历和相关成果就可看出郑樵和方志研究与编著间的某种联系，尤其《通志》全书义例和其中《二十略》义例对方志编纂影响尤深，这在郑樵本人来说也许是无心之举，但对方志界而言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正因如此，章学诚视《通志》为“统前史之书志”，“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这也正是郑樵及《通志》对方志编纂与研究的借鉴价值和重要影响所在。
二、两部同名异义的《平乐县志》
与方志界的《通志》、“通志”之辨相似，近年来，一部名为《平乐县志》的出版物十分畅销，但它与规范的地方志书实际并无多少关联，与广西《平乐县志》等多部规范县志相比更是大相径庭。
▲《平乐县志（1991-2005）》和《平乐县志》（长篇小说） （潘捷军 提供）
《平乐县志》实际是一部由当代知名作家颜歌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以川西古镇平乐镇2010年前后变化为主要素材和基本脉络，以即将退休的县方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和其儿媳陈地菊等为主要人物，生动串联起平乐镇的官场争斗与市井生活，深刻勾画了历史巨变大潮中各种家庭、普通人物的不同命运，进而折射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时代特征。
而作为方志的《平乐县志》则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所编纂出版的规范志书。平乐历来有修志传统，从清代到民国包括当今台湾地区都曾编纂和出版过《平乐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两轮修志以来，平乐县的方志编修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新成就，典型的便是首轮《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和二轮《平乐县志（1991—2005）》（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
而无论从体例编排、具体内容还是编纂方法，作为志书的《平乐县志》与长篇小说《平乐县志》都大相径庭，毕竟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例如：小说《平乐县志》共14章，以文学作品的常见形式串起全书的总体结构。而《平乐县志（1991—2005）》则基本以县志常见的中编体为主框架，篇目与各地县级志书也基本相同，在概述、大事记之后，共设置了31篇主要内容，包括行政区划、自然环境、人口与计划生育、居民生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农业、工业、招商引资等。由此可见，两部《平乐县志》似乎毫无关联，只是题目巧合而已。但如进一步做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并非如此简单，两者其实仍有相同之处和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对当今文学和方志两大领域都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方面，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取名为《平乐县志》，乃因川西平原同样有一个平乐古镇，其现属于成都邛崃市，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四川历史上虽无平乐县，但小说又取名为《平乐县志》，一定意义上是作者意图把极具城乡社会传统风貌与现实特征的平乐镇，放大至更大范围内来加以观察叙述，重在揭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而且小说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傅祺红就是县方志办副主任，具有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而又谨言慎行等诸多特点。同时全书各章末都附有“傅祺红日记”，记载了这一章特选的某一天中傅祺红的“今日工作”“今日学习”以至“今日膳食”和“今日琐记”等信息。如2005年12月12日，记有《永丰县志（1986—2005）》编纂启动大会的信息；2007年8月10日，则记有向阶段编辑工作会提交“居民生活篇”所需资料的情况，甚至还表露了傅祺红对修志既觉“雄壮”又感“凄凉”的复杂心境等等。从而从不同侧面形象勾画了当今方志人的若干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方志事业的实际状况。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看，恰如《四川日报》报道：“平乐县的故事，其实是川西社会的小风向标……小说中的那些细节，远比真正县志中的宏大叙事更有味道”，也正因如此，“《平乐县志》是一本差点被书名误导了的书。”
另一方面，从地方志事业发展角度看，还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其实不仅是《平乐县志》，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从形式到内容，与地方志相关的作品成果屡见不鲜，似乎已成为一种创作时尚。仅从公开出版的作品题目看，就有阎连科的《炸裂志》、老藤的《草木志》、阿刀的《山河志》和孙淑杰的《青春志》等。除此之外，还有借鉴方志手法创作的文学作品，如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长篇小说。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一言以蔽之，这与方志性质具有必然联系。
文学与地方志的关系源远流长。来新夏先生早就指出：“研究和创作文学作品，无一不需要了解地域和时代背景”，而“中国地方志时间跨度之大，图籍数量之巨，涉及范围之广，品种门类之全，居文献领域中之前列”，且它们多由“修志者所汇集，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对文学而言，“极利于研究和创作之取用”。有研究也认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地方志与文学是近亲，除史学之外，它们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是罕见的。”为此有学者还以六朝文学与方志为例，提出了“地志文学”的概念，包括《炸裂志》《笨花》和《白雪乌鸦》等，无一例外都贴上了“地方志的形式”“方志式的叙述”等标签。“地志文学”的提出，“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的难题，即如何在描写中国本土生活现实的同时兼具现代性和世界性因素”，从而阐述了文学对方志不同程度的借鉴关系。
而对方志界而言，还应关注的是如何学习借鉴他人发展自己。如《光明日报》在《关注时代变革，新方志文学大有可为》一文中所指出的：“当老旧的地方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节奏，新方志又暂告阙如的形势下，及时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职责，就落到了新方志文学的肩上。”这对当今方志界如何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事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沙乡年鉴》不是“年鉴”
与方志领域一样，近年来在年鉴编纂实践和研究中，类似上述问题同样不在少数。例如较为典型的便是以《沙乡年鉴》为标志的一些文学作品或其他相关成果对年鉴编研的影响。
在文学界享誉盛名的《沙乡年鉴》，是著名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创作的一部由散文等形式组成的自然文学作品。书名中的“沙乡”是作者曾生活过的、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在中国文学界，仅侯文蕙从1992—2016年间翻译的中文译本便有四个版本，另外李旭等其他译者也有同名译本。有关译者认为，原著英文名称是《ASandCountyAlmanac》，虽然对almanac一词中文有不同理解和译义（《沙乡年鉴》还有《沙乡的沉思》等译名），但权威的《英汉大词典》则将其解释为：“1.历书，历本，年历；2.年鉴，如《世界年鉴》（TheWorldAlmanac）”，而且此书主要内容便是按一年12月为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沙乡的风土人情。
为此这个词应指按时间顺序记录与某个主题相关的信息，故应译为“年鉴”。因而这可谓是年鉴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典型之例，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两者间的借鉴融合关系。
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题目，进一步深入到作品内部就会发现，《沙乡年鉴》以自然随笔的形式，生动描述了沙乡不同季节的生态之美，讴歌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之美。
如第一部分《一个沙乡的年鉴》记录了沙乡农场中一年间的变化，第二部分《漫行随笔》讲述了作者在美国大陆各地的游历经历，第三部分《乡野》进一步细致观察了乡野中的种种景象，第四部分《总结》则以“环境保护美学”为主题，深刻阐述了作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相关理念。
如果从作者以一年四季为主要观察对象和叙述主脉来看，这部作品冠以“年鉴”之名情有可原，而且还在文学界进一步扩大了年鉴的影响。当然，从年鉴编纂和研究视域看，如果真要把《沙乡年鉴》视为规范年鉴肯定不妥。年鉴自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后，经长期实践探索，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框架结构、主要内容和编纂方法。只要将《沙乡年鉴》的主要内容框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等权威的综合年鉴主要目录相对照，便可发现两者间的明显差异。
四、“年鉴学派”“年鉴学”并非一字之差
如果说作为文学作品的《沙乡年鉴》与规范年鉴在形式上即可分辨，那么在年鉴学研究领域中还有一种相应更复杂的现象和关系处理：“年鉴学派”与“年鉴学”。
“年鉴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一个著名史学流派，因1929年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而得名。它意在突破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并以此积极构建一种全新的学科体系，“年鉴学派”也由此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一种著名流派。为此首先需要明确和强调的是，年鉴学派属于史学范畴，具有特定的术语体系、研究对象和学科范畴，与现行规范的诸如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和相应的“年鉴学”研究基本无涉。
例如，“年鉴学派”强调许多重要发现“不是产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和交界线”，因此应以跨学科理念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研究领域。他们认为“真正唯一的历史乃是全部的历史”，所以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全部现象，通过比较和综合方法将个别现象置于整个社会环境，而不是局限于琐碎史料或个别事件与人物，等等，这都是其作为史学领域新兴学派的鲜明主张和重要标志。如果将其与现行用以指导各类规范年鉴的相关论著框架相比较（如肖东发等所编著的《年鉴学》就将学科体系设计为几个主要单元：年鉴性质、职能等基础性要素；年鉴发展史；年鉴事业：年鉴编纂出版等），自然就会发现“年鉴学派”与“年鉴学”相互间的重大差异。
当然，强调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间的绝对切分。与方志学归属于史学范畴一样，将年鉴学视为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是长期以来年鉴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点。在此意义上看，包括年鉴学派的上述理念观点，年鉴学研究中当然也可借鉴。事实上，近年来也确有研究“反弹琵琶”，如发表于《兰台世界》的一篇题为《年鉴学派理论对年鉴编纂工作的启示》的文章，就从坚持创新发展、拓展“总体史”思路、深化主体性原则和加强跨学科研究四个方面，作出思考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如提出拓展“总体史”思路就“既要注重从微观上探求，使我们的史料逐渐趋于细化，也要在宏观上把握，将其放在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考量”；如认为要深化主体性原则，“年鉴编纂也要重心下移，从‘单纯宏大叙事’中走出来，去展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揭示其背后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应当说，在明确两者区别的前提下，这种史鉴结合的独特分析对年鉴学科建设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创新思路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对以上几组易误实例的辨别分析，本文意在强调，应重视规避近年来在方志、年鉴编纂尤其是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误识，防止因“望文生义”而产生的偏差。当然如上述分析所言，有些文献形式相互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分界鸿沟，因而同样不可矫枉过正，而是应以辩证思维对具体问题加以具体分析，并善于从不同学科范畴、特别是相互借鉴融合的双向视域中持续深化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不断提升方志及年鉴事业自身发展的质量水平。
来源：成都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