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看什么看，我这不就是为了咱们徐家好吗！＂母亲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像一把锋利的剪刀，瞬间剪断了初春午后的宁静。

＂你看什么看，我这不就是为了咱们徐家好吗！＂母亲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像一把锋利的剪刀，瞬间剪断了初春午后的宁静。

那是1995年，我，徐暖，32岁，正准备和相恋三年的男友张明步入婚姻殿堂。

谁知道，在这本该喜气洋洋的时刻，母亲却提出了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要求——要张明家给我弟弟买套房子当彩礼。

说起来，松江镇土生土长的人都知道，彩礼这东西，就跟集市上的物价一样，年年都在涨。

八十年代末，咱们这儿结婚，男方给女方一两千块钱就算体面了，要是再添上一台缝纫机和一辆二八自行车，那就是镇上的头等风光事了。

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小镇的每个角落，彩礼也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蹿，一下子就蹿到了八九千，甚至上万。

不过，即便如此，母亲的要求也实在太过分了——要婆家出十五万买套房子给我弟弟。

这个数字在当时，足够让一个普通家庭倾家荡产。

我至今记得那天的情景——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家那张八十年代初买的老式方桌上，桌面被岁月磨得发亮。

我领着未婚夫张明和他父母来我家吃饭，母亲特意去早市买了活鱼活虾，又炖了一锅香气四溢的老母鸡汤。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正热络，张明父亲举起酒杯，正要说些喜庆话，母亲突然＂当啷＂一声放下筷子。

那声音在我耳朵里，就像是一块大石头掉进了平静的湖面。

＂张叔张婶，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母亲清了清嗓子，脸上的笑容敛去了，换上了一副谈判的表情，＂暖暖跟了你们张家，我们徐家是舍得的。＂

我的心立刻揪了起来，嘴里的鱼肉也突然变得索然无味。

＂不过有件事，我得提前说明白。＂母亲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决，＂我们家小宝（我弟弟）还没房子，你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没房子哪找得到媳妇？＂

餐桌上的气氛陡然凝固，就连电风扇＂呼呼＂的转动声此刻也变得无比刺耳。

＂我这个想法是，你们能不能帮着小宝买套房子，就当是给我们徐家的彩礼。＂母亲的目光炯炯有神，扫视着张明父母的脸，＂现在松江新开发区那边的两室一厅也就十五万左右...＂

这话一出，张明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他父母的表情由喜转惊，最后凝固在尴尬上。

我的脸颊像被火烧一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妈！＂我低声制止，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别插嘴，这是长辈们的事！＂母亲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一把刀子扎进我心里。

张明父亲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平日里在县印刷厂做技术主管，为人处世颇有分寸。

他轻咳一声，面带难色：＂徐大姐，这个要求是不是太...＂

母亲不等他说完，便打断道：＂张叔，你们家条件我了解，在县城开印刷厂这么多年，这点钱应该不成问题吧？＂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反驳的自信，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再说了，将来你们老了，暖暖不也是要照顾你们吗？一个女儿贵如油，我把闺女给你们，你们帮我儿子一把，这不是很公平吗？＂

张明母亲的脸色已经变得像蜡一样苍白：＂徐大姐，我们是诚心想让明明和暖暖好好过日子，但这彩礼未免...＂

饭局最后像一场没打完的仗，不欢而散。

张明父母礼貌地告辞，临走时，张明拉着我的手悄声说：＂别担心，我去和父母商量。＂

看着他坚定又歉疚的眼神，我的心被揪得生疼，就像那次我七岁时，不小心把妈妈最心爱的瓷花瓶摔碎了一样。

回到屋里，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

春日的晚风透过纱窗吹进来，卷起了桌上的纸巾，却吹不散满屋的火药味。

＂妈，您怎么能这样？这也太过分了！＂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和委屈。

＂过分？哪儿过分了？＂母亲一点也不退让，反而把手一叉，理直气壮地反问，＂人家有钱，给点怎么了？你弟弟将来还得娶媳妇呢！＂

＂那是我结婚，凭什么让人家给弟弟买房子？＂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这孩子，怎么向着外人说话呢？＂母亲的眼睛瞪得溜圆，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张家出得起这个钱，你弟是你亲弟，有什么问题？＂

我爸坐在一旁的藤椅上，手里捏着一根烟，一言不发。

烟头明明灭灭，照亮了他布满皱纹的脸。

这就是他，一个在纺织厂工作了三十年的老工人，永远在母亲和我之间选择沉默。

那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窗外月光如水，照在我童年时和弟弟一起贴的那些小纸星星上，它们在天花板上依然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那些早已远去的时光。

记忆像是一卷旧胶片，在我脑海中缓缓放映。

那是七十年代末，我们家住在县纺织厂的职工宿舍里。

爸爸在厂里做技术员，妈妈是供销社的营业员。

那时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七十多平米的两居室，我和弟弟从小共用一个房间。

冬天冷，没有暖气，我们俩常常挤在一张小床上取暖，鼻尖都是冰凉的；夏天热，电扇转得＂吱嘎吱嘎＂响，我们就搬到阳台上铺凉席睡觉，数星星、讲故事。

弟弟比我小六岁，我从小就照顾他。

记得他上小学那年，我已经上初中。

每天放学我都去接他，牵着他的小手，一路上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

有时候走过供销社门口的冷饮摊，买一根冰棍儿，掰成两半，大的那半给他，小的留给自己。

弟弟总是咧着嘴笑，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姐，你对我真好！＂

上高中后，我成了家里的骄傲。

那时候，学习好的孩子在乡镇上是块宝，是家里的光荣，是邻居羡慕的对象。

邻居们见了我都夸：＂徐暖这孩子，不仅长得俊，学习还这么棒，将来肯定有出息！＂

母亲听了这样的话，总是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1985年高考，我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全家人欢天喜地，好像过年一样。

母亲特意杀鸡做了一桌子菜，还换了两瓶＂红星二锅头＂，请了一大帮亲戚来家里庆祝。

那天晚上，弟弟偷偷来到我房间，把自己攒了大半年的零花钱——一共二十三块六毛五分钱，塞到我手里：＂姐，你上大学要用钱，这些给你。＂

那钱都是些皱巴巴的票子和零零散散的硬币，用一个小布袋装着，想必是他每次得到零花钱后，偷偷藏起来的。

我忍不住红了眼眶，摸摸他的头：＂傻小子，你姐有奖学金，不用你的钱。＂

大学四年，我几乎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学校里勤工俭学，做家教，拿奖学金，日子过得紧巴却充实。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给父母和弟弟带些南京特产。

弟弟最喜欢的是鸭血粉丝汤的调料包和状元坊的糕点。

那时候，弟弟眼里透着崇拜：＂姐，你真厉害，将来我也要考大学！＂

他说这话时，母亲总是在一旁欣慰地笑。

可惜天不遂人愿。

1989年，弟弟中考失利，只上了一所普通高中。

我记得那个盛夏的晚上，知道成绩那天，全家人都沉默不语地围坐在饭桌前，连筷子碰到碗的声音都格外刺耳。

弟弟低着头，一言不发，饭也没怎么吃。

母亲叹了口气，看了弟弟一眼，眼神里有失望，也有一丝心疼：＂没事，上普高也行，好好学。＂

可弟弟似乎从那时起就变了。

他开始沉默寡言，成绩平平，直到高考也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最后去了一所民办专科学校。

那年，县里只有三十几个学生考上了本科。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原本平稳的小镇生活也变得起伏不定。

大家似乎一夜之间都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背后的重量。

弟弟毕业后，在县里一家小企业做会计，工资微薄，又赶上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很多单位效益不好，时常发不出工资来。

母亲对此耿耿于怀：＂你看人家李婶的儿子，大学毕业分到银行，现在都是科长了；王叔家的闺女嫁到上海，老公在外企上班，买了新房子...＂

每每说到这里，母亲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就像是被人扔进水里的火柴，原本能照亮一室的火光，瞬间就湿漉漉地熄灭了。

弟弟不争气，母亲便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婚姻上。

在她看来，儿子娶个好媳妇，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最后机会。

而我，199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一中教语文。

虽然是个体面的工作，但在母亲眼里，不过是个＂铁饭碗＂罢了，没什么大出息。

一个普通教师的工资，在那个教育还没被推向市场的年代，算不上丰厚。

张明是我在一次教师培训中认识的。

他比我大两岁，在县广播电台工作，是个编辑，负责文艺节目策划。

人长得斯文，戴一副黑框眼镜，有文化，又有幽默感。

我们相处了三年，感情稳定，两家父母也都见过面，本该是水到渠成的好事。

谁知母亲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窗外传来清脆的鸟鸣声，我却一夜未眠。

刚准备起床洗漱，就接到张明的电话，说他父母同意出八万元作为彩礼，但不可能出十五万买房子。

＂暖暖，你别担心。＂张明的声音里充满歉意，像是冬日里的阳光，温暖却带着无奈，＂我们先结婚，以后我一定会帮你弟弟的，只是现在一下子拿这么多...＂

我打断了他：＂不，这事本来就不应该。八万已经很多了，我去和我妈说。＂

然而母亲听了我的转述，却一口回绝：＂不行！没有房子怎么行？你弟弟都二十六了，再不买房子，哪个姑娘肯嫁给他？＂

＂妈，这是我的婚事啊！＂我几乎是哀求，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无奈和委屈。

＂你的婚事怎么了？你嫁的好不好，和你弟弟有没有房子有什么冲突？＂母亲理直气壮，手中的菜刀在案板上＂咚咚＂作响，仿佛在宣泄她的不满，＂我告诉你，要么张家出这个钱，要么你就别嫁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张明每天都会打电话来，声音里充满担忧。

我知道他也在和父母周旋，但十五万真的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在1995年，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十年的积蓄。

何况，他家虽然开印刷厂，但这些年扩建厂房也投入了不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现金实在困难。

周末，阳光明媚，我决定去找弟弟谈谈。

他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房子，一室一厅，家具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推开门时，他正在厨房煮面，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

＂姐，来了啊，我做了牛肉面，咱们一起吃。＂弟弟笑着迎上来，那笑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温暖，像是初春的阳光，温柔又令人心安。

我们坐在小桌前，熟悉的香味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那时候，每到周末，母亲总会做一大锅牛肉面，我和弟弟吃得满头大汗，却还嚷嚷着要加面。

母亲总是笑骂：＂你们这两个小馋猫，吃这么多，也不怕撑着。＂

那时的生活虽然物质不丰富，但却充满了温馨和欢笑。

＂小宝，你知道妈让张家出钱给你买房子的事吗？＂我小心翼翼地问，生怕伤到弟弟的自尊心。

弟弟的筷子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面：＂知道。＂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我更加小心地问道。

弟弟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姐，我和妈说过了，这事不合适。但你知道她的脾气，认准了就犟到底，比秋天的老柿子还硬。＂

他的比喻让我不禁莞尔，这是小时候我们对母亲的评价。

＂那你...＂我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不要那房子。＂弟弟抬起头，眼神坚定，那双和我相似的眼睛里闪烁着决绝，＂姐，你放心，我会再和妈谈。这些年，我没能考上好大学，工作也不如人意，已经让你们够失望的了。我不能再连累你的婚事。＂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小宝，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回家路上，心情异常复杂。

春风拂面，却驱不散心头的阴霾。

我想起小时候和弟弟一起在河边放风筝的情景。

松江镇有条小河，春天时河边柳树吐绿，风筝在天空中自由飞舞。

那时候，只要风筝断了线，弟弟就会哭，而我总是安慰他：＂没事儿，姐姐给你重新接上。＂

现在，这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接上了。

到家时，母亲正在院子里的水泥槽洗衣服。

她的手泡在冷水里，显得特别苍老。

皱纹爬满了她的脸庞，头发也已经花白了大半。

突然间，我意识到母亲真的老了。

她不再是那个能扛起一家生活担子，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而是一个面对儿女长大、自己渐老的焦虑母亲。

＂妈，＂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我刚从弟弟那儿回来。＂

＂哦，＂母亲头也不抬，手里的衣服使劲揉搓着，仿佛要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那块可怜的布料上，＂他还好吧？＂

＂挺好的。＂我顿了顿，＂妈，彩礼的事，我觉得八万就够了。＂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我，眼神锐利如刀：＂不行！小宝需要房子！＂

＂妈，小宝自己说了，他不要。＂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

＂他不要？他懂什么！＂母亲突然激动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脸涨得通红，＂你知道吗，上个月李婶家儿子相亲，人家姑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房子＇！现在的年轻人，没房子根本结不了婚！＂

她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焦虑：＂你弟弟这么大年纪了，我这个当妈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打光棍吧？＂

＂妈，我理解您的心情。＂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但是，现在是我要结婚，您让张家出钱给弟弟买房子，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母亲的声音拔高了几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当年你上大学，家里花了多少钱？你弟弟上专科，学费是你的一半都不到！这辈子，我对你弟弟亏欠太多了！＂

原来如此。

在母亲心里，我一直是那个被偏爱的孩子，而弟弟则是被忽略的那个。

母亲想要弥补，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妈，我和弟弟从小一起长大，我爱他，也希望他过得好。但是，这样做只会伤害我们三个人的感情。您想过没有，如果因为这事，我和张明分手了，您会开心吗？＂

母亲不说话了，只是低头继续搓着衣服，仿佛那团肥皂泡沫比世界上的任何事都重要。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她像极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倔强地挺立着，却也承受着时光的风霜。

晚饭后，父亲罕见地把我叫到他的小书房。

这是个不到六平米的小空间，一张书桌，一把旧藤椅，墙上挂着几幅自己画的国画，角落里放着一架二胡。

父亲爱好广泛，但都点到为止，没有一样特别精通。

就像他这个人，性格温和，既不出众，也不落后，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大半辈子。

＂暖暖，＂父亲递给我一杯茶，那是他珍藏的龙井，只有重要场合才会拿出来，＂你妈这人，你知道的，嘴硬心软。她是为你弟弟着急。＂

＂爸，我知道。但这事真的不对。＂我接过茶杯，感受着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手心。

父亲吸了口旱烟，那是他退休后才有的习惯。

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给他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纱。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其实，这些年，你妈一直觉得对不起小宝。＂

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当年你上学，家里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你身上了。＂

我听着，心中涌起一股陌生的酸楚。

＂到了小宝上学的时候，你妈身体不好，后背疼得厉害，医生说是长期站柜台导致的腰椎劳损，不得不辞了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的工资，拮据得很。＂

屋外，蝉鸣声此起彼伏，父亲的话语在烟雾中飘散。

＂小宝初中毕业那年，想去县重点高中，但学费太贵，一年要六百多，加上各种费用接近一千。那时我每月才挣一百多，实在承担不起，最后只能让他去普通高中。学费便宜一半多。＂

父亲长叹一口气：＂你妈觉得，如果当初咬咬牙，小宝可能会考上好大学...＂

我震惊地看着父亲：＂我不知道这些...＂

＂你不知道是正常的，那时你在南京上大学，我们不想让你担心。＂父亲拍拍我的肩膀，那只手粗糙而温暖，＂暖暖，你妈这么做确实不对，但她是真心为你弟弟着想。你多体谅她一点。＂

那晚，我辗转难眠。

父亲的话让我明白了母亲的心结，但这并不能成为她干涉我婚事的理由。

窗外，一轮明月高悬，照亮了小镇的屋顶。

远处，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早已停歇，只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打破夜的寂静。

我决定再试一次，第二天一早，我敲开了母亲的房门。

＂妈，咱们谈谈吧。＂我的声音轻柔却坚定。

母亲正在整理衣柜，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谈什么？＂

＂关于彩礼的事。＂

＂我主意已定，没什么好谈的。＂母亲的语气像是一堵高墙，拒人千里之外。

我走到母亲身边，拉住她的手：＂妈，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什么吗？＂

母亲愣了一下，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记得，你喜欢听故事，每晚都缠着我讲。＂

＂是啊，您给我讲了那么多故事，可您知道我最喜欢哪一个吗？＂

母亲摇摇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好奇。

＂＇皇帝的新装＇。＂我微笑着说，回忆起那些陪伴我童年的夜晚，＂您说过，做人要诚实，不能自欺欺人。妈，您现在的做法，不就是在自欺欺人吗？您明知道这样做不对，却硬要坚持。＂

母亲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像是被戳中了心事，但很快又变得固执：＂我这是为了小宝好。＂

＂不，妈，您是在伤害小宝。＂我握紧了母亲的手，感受着她手心的老茧，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您这样做，会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需要靠姐姐的婚姻来获得房子。他有自尊心，也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买房子，只是需要时间。＂

母亲沉默了，脸上的线条似乎柔和了一些。

＂而且，妈，您想过没有，如果真的因为这事我和张明分手了，小宝会怎么想？他会内疚一辈子的。您是在用爱的名义，伤害我们两个孩子啊。＂

母亲的眼圈红了，但她仍然倔强地转过身去，假装在找什么东西：＂你懂什么！我这是为了这个家！＂

＂妈，家不是这样的。＂我轻声说，像是对着一个受伤的孩子讲道理，＂家是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地方，不是互相伤害的战场。＂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气氛异常压抑。

母亲几乎不和我说话，每天早出晚归，像是刻意避开我。

弟弟每天都来电话，声音里充满担忧；张明也焦急万分，他父母已经提出，如果我这边再不给答复，就要另找对象了。

眼看着事情越来越糟，我下定决心做最后一搏。

周末，我邀请张明一家和弟弟一起来家里吃饭。

母亲起初不同意，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勉强答应了。

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准备。

从集市上买回新鲜的鱼虾，再去肉铺挑了块上好的五花肉，还买了一只老母鸡准备炖汤。

这些都是一家人爱吃的菜。

母亲在厨房里帮我打下手，虽然脸色不好看，但至少没有阻止我。

我看着她熟练地收拾着鱼，动作利落，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

突然间，我发现母亲的手腕上有一道疤痕，以前从未注意过。

＂妈，您这是...＂

＂没什么，当年在供销社搬货，被铁钉划的，都二十多年了。＂母亲头也不抬，继续处理着手中的鱼。

我突然明白，这个倔强的女人，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

中午时分，大家陆续到齐。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饭桌上，照亮了每个人的表情——张明父母礼貌却疏离，弟弟低着头不说话，母亲板着脸，只有父亲和张明努力找话题活跃气氛。

餐桌上，气氛如同一块厚重的棉被，沉闷而压抑。

饭吃到一半，弟弟突然站起来，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酒，然后举起自己的杯子：＂各位，我想说几句话。＂

所有人都看向他，连母亲也抬起了头，停下了筷子。

弟弟深吸一口气，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坚定：＂首先，谢谢张叔张婶愿意来我们家。其次，我想对我妈说，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不需要姐姐的婚姻来成全我的生活。＂

母亲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弟弟，仿佛第一次认真地看他。

＂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弟弟继续说道，声音越来越有力量，＂在一家外资企业做会计，工资是原来的三倍。再过两年，我自己就能买得起房子。＂

母亲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真的？＂

＂真的。＂弟弟肯定地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自信，这是我很久没有在他脸上看到的表情，＂而且，我不想成为姐姐幸福的绊脚石。张叔张婶已经很大方了，八万彩礼在咱们县城已经是顶格了。妈，您就别为难人家了。＂

母亲的手微微颤抖，她看看弟弟，又看看我，眼里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我趁热打铁：＂妈，您想想，以后小宝结婚，您肯定希望儿媳妇孝顺您吧？那您觉得，如果小宝丈母娘提出让您出钱给她女儿买房子，您会怎么想？＂

这话如同一记重锤，击中了母亲的软肋。

她的脸色变了几变，像是秋日的天空，阴晴不定。

最后，她叹了口气，那声音里有无奈，也有一丝释然：＂我...我只是想让小宝过得好...＂

张明父亲适时插话，这个为人圆融的中年男人，总是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徐大姐，孩子们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和能力。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们，支持他们，而不是替他们决定一切。＂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用词：＂我们商量个折中的办法吧：彩礼八万，等小宝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再帮衬一些，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您看行吗？＂

母亲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菜肴，又看看我们期待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那...就这么办吧。＂

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就像是春天的第一场雨后，空气都变得清新了。

张明悄悄握住了我的手，弟弟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父亲也终于放松地靠在了椅背上。

饭后，母亲把我叫到阳台上。

春风轻拂，院子里的玉兰花开得正艳，白色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暖暖，＂母亲的声音比往日柔和了许多，像是冬日里终于化开的冰，＂妈这些年，是不是对你和小宝都不太公平？＂

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远处的山，轻轻摇摇头：＂妈，您辛苦了一辈子，为我和弟弟付出了那么多。您只是太爱我们了，想把最好的都给我们。＂

母亲的眼眶湿润了，那是我很少见到的情景：＂我只是...怕小宝将来过不好...＂

＂妈，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伸手握住母亲的手，那只长满老茧的手，曾经抚摸过我的额头，为我梳过头发，＂您要相信他，也要相信我和张明。我们是一家人，以后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面对。＂

母亲擦了擦眼角，慢慢点头：＂好，妈听你的。＂

她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那八万彩礼...不如你们留着买家具吧，妈不要了。＂

我紧紧抱住母亲：＂谢谢您，妈。＂

母亲回抱住我，轻轻拍着我的背，就像我小时候害怕时她安慰我那样。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横亘的那座大山，终于坍塌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了我们身上。

婚礼如期举行，在县里的新华饭店。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县城最好的饭店，大堂里的水晶吊灯和红地毯，在当时绝对是一等一的排场。

母亲亲自操办，忙前忙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张明父母也很热情，和我父母相谈甚欢，俨然已经把彩礼的事抛在了脑后。

弟弟担任司仪，风趣幽默，把婚礼气氛推向高潮。

穿着白色婚纱的我，在父亲的陪伴下走过红地毯，看到站在台前的张明，西装笔挺，眼神温柔。

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风波都值得，因为爱，值得我们为之坚持。

婚礼结束后，我和张明踏上了去海南的蜜月之旅。

那时候的海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带的阳光、椰风海韵，对于我们这些内陆人来说，简直如同仙境。

临行前，母亲悄悄塞给我一个红包：＂这是妈给你们的礼物，好好过日子。＂

打开一看，里面是五万元现金和一张纸条：＂暖暖，是妈错了。爱不是占有和控制，而是理解和支持。祝你们幸福。＂

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全部积蓄，她把自己的心也一起，装在了这个小小的红包里。

回来后，我们用这笔钱付了新房的首付。

弟弟果然如他所说，工作顺利，两年后买了自己的房子，又过了一年，带回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姑娘。

母亲乐得合不拢嘴，整天张罗着帮他们装修新房，从窗帘的颜色到地板的材质，事无巨细，全都亲力亲为。

这一次，她不再强求，而是全心全意地付出，真正成为了一个理解子女的母亲。

时光如水，转眼又是一年春天。

2000年，新世纪的曙光刚刚照亮这片土地。

周末，全家聚在一起，老宅的院子里，玉兰花依旧盛开，只是围坐在花下的人，多了几张新面孔——我的女儿，已经三岁，圆圆的脸蛋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弟弟的儿子，刚满周岁，正在学走路，蹒跚的步伐引得全家人开怀大笑。

母亲抱着小外孙，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盛开的花。

父亲在一旁拉起了二胡，悠扬的曲调在院子里飘荡。

张明和弟弟在准备烧烤，妻子和弟妹在布置餐桌。

看着围坐在一起的亲人，我突然明白，家人之间的爱，不需要用金钱或物质来衡量。

真正的爱，是在风雨中相互扶持，在阳光下共同成长。

母亲曾经的固执和偏执，源于她深沉却笨拙的爱。

而我们学会理解和沟通，才让这份爱回归本真。

暖冬过后，终是春暖花开。

来源：一念花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