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描述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巩固，阿布沙哈德指出这些弥赛亚主义（注2）派别的战争思维和好战手段，恰恰导致了主要由特拉维夫技术官僚构成的"富裕中产阶级"群体大量流失，这构成了对该政权生存的最大威胁。

以色列中产阶级正在消亡：锡安主义梦想的终结？

（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详见注1）

根据东方报国际版的报道，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已分裂为两个具有对立政治观点的现实存在。

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新闻分析平台评论员阿贝德·阿布沙哈德在文章中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内部社会和统治集团出现的实质性深刻分裂。

通过描述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巩固，阿布沙哈德指出这些弥赛亚主义（注2）派别的战争思维和好战手段，恰恰导致了主要由特拉维夫技术官僚构成的"富裕中产阶级"群体大量流失，这构成了对该政权生存的最大威胁。

如今，这个中产阶级的抗议声音正通过达恩·哈鲁兹、摩西·亚阿隆和丹·梅里多尔等人物之口发出。

然而，阿布沙哈德最终强调，此类人对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盟友的批评注定徒劳无功，因为他们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只是哀悼那个曾经安居乐业、少有战争威胁的“理想以色列”。

批评以色列总理的阵营担忧，随着末日论极右翼对政府的控制加深，以色列中产阶级或将选择集体出走。

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月初从华盛顿返回时，其政治对手、前国防部长甘茨立即发起了支持打击伊朗的舆论造势。这一动向出现之际，以色列国内针对加沙长期战争的不满持续发酵，预备役部队的负担压力也达到临界点。

在议会反对派试图终结内塔尼亚胡统治、拒绝接受“全面胜利”幻象的同时，攻击伊朗将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动荡。同步进行的叙利亚军事行动加剧了战略混乱，可能使该政权深陷另一场战争泥潭。

这些激进行动暴露出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而更深层的身份认同危机正在暗流涌动——即“特拉维夫政府”与所谓“朱迪亚-撒玛利亚政府”(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称谓)之间的割裂。

这种内部裂痕正日益公开化。以色列国内安全局一名高级官员近日因史无前例地违反安全协议，向政府部长和记者泄露机密信息而被捕。

更令人震惊的是，财政部长贝扎勒·斯莫特里奇本周拒绝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理由是该会议将会有辛贝特局长罗南·巴尔列席。

与此同时，辛贝特正在调查两起重大安全事件：总理办公室机密信息泄露案，以及卡哈尼主义者——极端拉比梅厄·卡哈尼(1930-1990)的信徒及其关联政党“犹太力量党”成员(该组织以种族主义与末日论思想著称)——对警察系统的渗透案。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正深陷分裂之中。在极右翼国防部长伊扎克·戈德克纳夫的领导下，警察部门对犹太移民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所制造的暴力行为选择视而不见。

相反，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仍保持与政府官僚体系及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这种分歧也清晰地体现在以色列的媒体生态中。

归根结底，今日的锡安主义已分裂为两个拥有截然不同道德立场的政治现实——而这道裂痕如今已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制度化。

反对的声音

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最早正是从右翼阵营内部开始的。曾经的盟友，包括前高级官员摩西·亚隆、丹·米尔多尔和丹·哈卢茨——他们过去皆以强硬鹰派形象著称——如今已成为右翼阵营内部批评与反对势力的核心人物。

与消极被动的议会反对党不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威胁不仅来自战场，更隐藏在由内塔尼亚胡所推动的一场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之中。

曾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指挥过针对约旦河西岸致命军事行动的亚隆，在一次黄金时段的广播采访中表示，他不希望看到以色列“派遣士兵去杀害婴儿”，此番言论震惊了以色列听众。

此外，他也承认，以色列正在加沙北部地区进行种族清洗。

面对以色列媒体关于该政权政治中种族主义抬头的问题，前司法部长梅里多尔提醒听众，以色列曾因为种族主义议程而禁止拉比梅尔·卡汉的政党参加选举。他呼吁辛贝特调查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和致命行为，同时承认人口现实使得无法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并入以色列领土。

以色列空军前司令哈洛维茨也公开反对加沙战争，警告说这只会加深仇恨并增强敌人的能力。在最近接受《国土报》采访时，他表示担心他的子孙后代可能会决定完全离开以色列，担心内塔尼亚胡的社会工程项目会打破特拉维夫占领和自由生活之间的微妙平衡。

“我们不知道”的借口已经不存在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士兵拍摄并分享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他们（以色列人）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真正令人不安的问题并非无知，而是冷漠。

真正的危险在于一个社会能够一边实施种族灭绝，一边维持日常生活的安逸，为杀害婴儿的行为开脱，并且从未提出任何质疑。

平衡正面临威胁

内塔尼亚胡昔日的盟友如今已意识到这一威胁——这是针对一种平衡的威胁，这种平衡曾让以色列人既能享受繁荣生活，又能对另一民族施加统治。

这种舒适与控制之间的平衡，催生了一种普遍倾向：人们心甘情愿地服兵役，却从不提出任何问题。以色列士兵似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战场场景直接回到温泉泳池的门票、运动折扣以及Instagram上关于奢华生活的帖子中。

然而，极端右翼的末日论者超级锡安主义派（超正统派）想要的远不止如此。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深陷宗教战争和无止境领土扩张的军事化社会。这一派别无视权力的限制，肆无忌惮地煽动并鼓励与邻近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并试图推动一场文化变革，而许多以色列人尚未为此做好准备。

在这一平衡的核心，是以色列的中产阶级——支撑以色列经济体制的脊梁，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地区。他们曾长期维持一种公式：占领在彼处，自由生活方式在此处。

然而，当他们保持沉默，尤其是2005年加沙隔离之后，宗教右翼派别开始推动战略项目，在世俗城市建立宗教学院和社区，并逐步渗透至权力机构。

随着时间推移，西岸占领区的混乱逐渐渗透进以色列的公民生活，加剧了文化紧张，重塑了国家认同。内塔尼亚胡昔日盟友的担忧之一是：特拉维夫的中产阶级凭借财富和流动性，随时可能轻易离开以色列。这将摧毁以色列经济，并抹杀其国际上的自由形象。

或许这些批评者如今敢于公开发声，是因为他们无需担心连任或重返军役。这为他们提供了空间，坦率谈论自己曾间接推动的制度。他们深知，自己曾助益内塔尼亚胡上台，如今必须与这一遗产共存。

然而，他们仍陷入熟悉的困境：在批判中未能将巴勒斯坦人的主体性置于核心。

对他们而言，巴勒斯坦问题依旧没有被重视，除非巴勒斯坦人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成为道德坐标系的中心，否则他们无法成为批判内塔尼亚胡及其极端右翼盟友的真正替代者。他们仅仅在悼念曾经熟知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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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锡安主义（Zionism），又称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末兴起的一场以建立犹太民族国家为核心目标的国际政治运动。

一、起源与背景

1. 历史动因：19世纪末，欧洲反犹主义加剧，犹太人在经济、社会层面遭受系统性歧视。例如，俄国的大规模屠杀和西欧的排挤促使犹太人重新思考生存策略。

2. 思想奠基：1896年，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发表《犹太国》，提出通过建立主权国家解决犹太人困境，被视为锡安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3. 首次实践：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通过《巴塞尔纲领》，明确在巴勒斯坦建立“受公法保障的犹太民族家园”的目标。

二、核心主张与目标

1. 民族复兴：锡安主义强调犹太民族的“回归故土”，即重返《圣经》中的应许之地——巴勒斯坦地区（古称“迦南”），恢复传统生活方式。

2. 国际支持：英国1917年《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成为锡安主义发展的关键政治背书。

3. 建国实践：通过移民、土地购买和政治游说，犹太人逐步在巴勒斯坦扩大社群。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当地犹太人已从19世纪末的约3万人增长至63万，占总人口近1/3。

三、分支与内部矛盾

1. 宗教与世俗的分歧

- 正统派反对者：部分极端正统派（如萨特玛尔派）认为犹太人建国违背“等待弥赛亚”的教义，甚至支持巴勒斯坦人。

- 宗教锡安主义者：主张结合犹太律法与民族主义，部分派别演变为极端右翼势力（如卡哈纳创立的“犹太力量党”），宣扬驱逐阿拉伯人、建立神权国家。

2. 国际锡安主义运动

德国、英国等列强曾利用锡安主义扩大中东影响力。例如，一战期间德国支持锡安主义以削弱奥斯曼帝国，而英国则通过托管政策巩固殖民利益。

四、争议与批评

1. 殖民色彩：批评者指出，锡安主义推动的移民和土地侵占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引发持续至今的阿以冲突。

2. 身份混淆争议：部分国际决议（如美国2023年法案）将“反锡安主义”等同于“反犹主义”，引发争议。反对者认为此举混淆了政治批判与种族歧视的界限。

3. 内部反思：20世纪末兴起的“后锡安主义”思潮批判建国过程中的暴力与排他性，主张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创伤。

五、历史影响

- 以色列建国：1948年以色列的成立被视为锡安主义的最高成就，但同时也埋下中东长期冲突的伏笔。

- 文化复兴：复兴希伯来语、建立基布兹集体农庄等举措重塑了犹太民族文化。

- 国际关系：锡安主义与大国博弈交织，例如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扩大中东影响力。

注2：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是一种以救世主降临为核心信仰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思想体系，强调通过特定人物或运动实现人类或民族的终极拯救。

一、宗教根源：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救世主传统

犹太教中的弥赛亚：犹太教认为弥赛亚是上帝派遣的“受膏者”（膏立为神圣使命的人），将带领犹太人摆脱压迫、复兴民族并建立公正国度。弥赛亚被视为军事和政治领袖，其降临预示着民族解放和神权统治。

例如，公元2世纪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弥赛亚主义逐渐转向宗教道德修行，淡化政治色彩。

基督教的弥赛亚演化：基督教将耶稣视为弥赛亚（即“基督”），但其拯救目标从犹太民族扩展至全人类，通过牺牲与复活实现灵魂救赎。

基督教弥赛亚主义更强调精神救赎，而非现实政治复兴。

二、文化与政治维度：世俗化与革命理想

政治运动的弥赛亚色彩：19-20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被视为“世俗弥赛亚主义”，主张通过革命建立人间天堂，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初期均被赋予救世使命。

这类思想将“救赎”从宗教领域转移到社会改造，赋予革命领袖或意识形态以神圣性。

极端主义的滥用：纳粹德国将希特勒塑造成“弥赛亚”，宣称其使命是拯救德国乃至世界，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一案例揭示弥赛亚主义的潜在危险：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可能导向极权与暴力。

三、哲学与思想：时间观与救赎理论

弥赛亚时间观：本雅明、阿甘本等哲学家提出“弥赛亚时间”概念，批判线性进步史观，强调在“当下”捕捉历史断裂中的救赎可能。这种时间观拒绝均质化的历史进程，主张通过记忆与行动修复过去的未完成性。

例如，阿甘本认为弥赛亚时间并非终结历史，而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辩证交织。

伦理与乌托邦张力：布洛赫、德里达等将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试图在革命实践中保留伦理维度，强调“尚未实现的希望”对现实的批判意义。

四、跨文化案例：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

“第三罗马”观念：俄罗斯自15世纪起以“第三罗马”自居，认为自身负有保卫东正教、拯救世界的使命。这种情结影响其扩张政策与民族认同，如苏联时期列宁的“解放全人类”理想即带有弥赛亚色彩。

双重性矛盾：救世使命感既激发民族凝聚力（如抵抗拿破仑、二战），也滋生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对内集权与对外扩张的合法性论证。

五、现代反思与批判

积极意义：弥赛亚主义为受压迫群体提供精神支柱，赋予历史变革以道德正当性，如犹太复国主义与反殖民运动。

局限性：过度依赖“救世主”可能导致对现实的逃避或极端行动，且缺乏实证基础，易被权力操纵。

六、弥赛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

1. 宗教根源：弥赛亚主义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精神合法性

弥赛亚主义的救赎承诺：犹太教传统中，弥赛亚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将带领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神权国度。这种信仰在犹太人长期流散中成为精神支柱，尤其是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弥赛亚主义转向强调被动等待救赎。

例如，中世纪犹太教强调“流散政治”，认为主动复国违背神意，需等待弥赛亚降临。这种观念在犹太教正统派中延续至今。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调适：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被动等待的弥赛亚观念转化为主动复国的民族主义实践。例如，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复国，而非依赖神迹。

改革派和保守派通过重新诠释经典，将“返乡复国”视为对弥赛亚救赎的现世回应，赋予其宗教合法性。

2. 思想转型：从宗教救赎到世俗民族主义

弥赛亚主义的世俗化改造：犹太复国主义剥离了传统弥赛亚主义的超验性，将“救赎”目标从宗教领域转向领土与主权诉求。例如，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亚博廷斯基提出“铁墙理论”，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犹太国家，而非依赖宗教救赎。

这一过程被称为“弥赛亚观念的现代复活”，即通过民族主义行动实现宗教理想。

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张力：正统派犹太教徒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复国只能由弥赛亚完成，人为干预是亵渎神意。例如，哈瑞迪派至今拒绝承认以色列国的宗教合法性。

3. 政治实践：弥赛亚主义与复国运动的交织

复国运动的宗教动员：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弥赛亚主义符号增强凝聚力。例如，巴尔福宣言后，巴勒斯坦移民运动被称为“阿利亚”（Aliyah，意为“上升”），暗含宗教救赎的隐喻。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则通过集体农庄（基布兹）实践，将土地劳动神圣化，视为“救赎土地”的宗教义务。

极端化与暴力倾向：部分修正派将弥赛亚主义与军事扩张结合。例如，诗人格林伯格在作品中宣称“土地需用鲜血征服”，将武力复国视为迎接弥赛亚的前提。这类思想助长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政策。

4. 现代争议：后犹太复国主义对传统的解构

对宗教叙事的批判：后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质疑传统叙事的单一性，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过度美化弥赛亚主义，掩盖了殖民扩张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例如，他们批判“应许之地”概念忽视了阿拉伯原住民的历史权利。

5. 多元弥赛亚观的兴起：当代以色列社会出现对弥赛亚主义的多元解读

自由派主张包容性救赎，承认巴以共存的可能性；

极端正统派仍坚持被动等待救赎。

总结：犹太复国主义与弥赛亚主义的关系呈现继承与断裂的双重性

继承性：以宗教救赎为精神内核，赋予复国运动神圣合法性；

断裂性：通过世俗化改造，将神权理想转化为民族国家构建工具。

二者的互动既塑造了以色列的建国逻辑，也埋下了以阿冲突的深层矛盾。

译自：东方报

日期：2025年5月19日

原作：东方报

声明：文中观点不代表译员及“伊政会”立场

来源：莫离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