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套房啊，光听着就让人眼红。可是大伯这几个月来，脸上总是阴沉沉的，像欠了别人几百万似的。

我们这个小县城，说起拆迁户，没人不羡慕我大伯。

八套房啊，光听着就让人眼红。可是大伯这几个月来，脸上总是阴沉沉的，像欠了别人几百万似的。

昨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菜，碰到了大婶。她正在卖菜摊前挑白萝卜，那架势跟以前一样仔细，一个个捏过去，还要讨价还价。

“大婶，你们家现在这么有钱了，还用得着买这便宜萝卜？”我开玩笑说。

大婶叹了口气，把手里的萝卜放回去。

“有钱？唉，你有空的话，来家里坐坐吧。”

她的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无奈。

晚上七点多，我提着两瓶酒去了大伯家。新小区，电梯房，120平的三居室。进门就能闻到新装修的味道，客厅里摆着崭新的真皮沙发。

可是沙发上还铺着塑料薄膜。

大伯坐在那里看电视，遥控器用毛巾包着。电视柜上的摆件还贴着价签，388元，没撕掉。

“大伯，这房子装修得真漂亮。”我说。

大伯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盯着电视。电视里正播着相亲节目，他看得很认真，好像那些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大婶从厨房出来，端着茶壶。

“坐，别客气。”

我发现茶壶是搪瓷的，有些掉漆，跟这新房子格格不入。

“大伯，听说你们一共分了八套房？”我试探着问。

大伯终于开口了：“是啊，八套。”

声音里听不出半点高兴。

“那可真是发财了。现在县城房价一万多一平，八套房得值多少钱啊。”

“值钱有什么用。”大伯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值钱又不能当饭吃。”

我愣了一下。

大婶走过来坐下，声音很轻：“小军，你大伯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别介意。”

“怎么了？分房不是好事吗？”

大婶看了看大伯的背影，压低声音：“你知道这八套房是怎么分的吗？”

我摇摇头。

“老大老二各分两套，老三老四也是两套。”大婶掰着手指算给我听，“按道理，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那为什么…”

“可是你大伯说，这样分不公平。”

我更糊涂了。

大伯转过身来，脸色有些涨红：“小军，我问你，老大在城里工作，有车有房，每个月工资一万多。老二开公司，赚的更多。老三老四也都有正当工作。”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可我呢？我一辈子在工地搬砖，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按理说，我应该分得最多才对。”

我开始明白了。

“可是拆迁办的人说，按人口分，每家都一样。我不服气，去找了好几次，人家都不理我。”

大婶在旁边补充：“你大伯觉得，其他几个兄弟应该把多余的房子让给我们。至少应该让一两套。”

“那他们怎么说？”

大伯冷笑一声：“老大说他儿子要结婚，需要房子。老二说要给儿女留着。老三老四也都有理由。”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电视里的相亲节目还在播着，女嘉宾正在抱怨男嘉宾条件不够好。

“其实…”大婶欲言又止。

“什么？”

“其实还有别的事。”她看了看大伯，“前几天，老大来了。”

大伯的脸色变得更难看。

“他说什么了？”

大婶叹气：“他说，既然大伯觉得分配不公平，那他们几个可以商量，把房子都卖了，钱平分。”

这话听起来挺公平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

大伯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好个屁！房子卖了，钱能住吗？而且现在房价还在涨，过几年这些房子能值更多钱。他们几个都有房子住，卖了无所谓。我们老两口住哪儿？”

我开始理解大伯的苦恼了。

“最关键的是…”大婶的声音更轻了，“老大他们几个私下里商量，说要成立个公司，把这些房子都统一出租，每年收租金，然后兄弟几个按股份分红。”

“这不是更好吗？有稳定收入。”

大伯摇摇头：“你不懂。他们几个都有文化，会算账，会管理。我一个老粗，什么都不懂。到时候账目怎么算，我也看不明白。万一他们合起伙来糊弄我怎么办？”

话说到这里，我算是完全明白了。

不是大伯贪心，而是他觉得自己在兄弟几个当中处于弱势地位。年纪大了，没文化，没稳定工作，又最需要这些房子来保障生活。可是偏偏在分配和管理上，他最没有话语权。

“其实还有一件事，更让人寒心。”大婶继续说。

我等着她往下说。

“上个月，老三的孩子结婚，要借一套房子做婚房。老三直接找到拆迁办，说要把其中一套房子过户到他孩子名下。”

“那你们同意了吗？”

大伯苦笑：“我们能不同意吗？人家说只是借用，过两年就还。可是房产证一旦过户，还能要得回来吗？”

大婶点点头：“而且老三说，这套房子以后的物业费、税费都由他们负担，算是对我们的补偿。可这哪里是补偿？分明是白拿一套房子。”

我感觉胸口有些闷。

外面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大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夜。

“小军，你说我是不是想多了？”大伯突然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从法理上说，拆迁分房确实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大伯也没有额外的理由要求多分。从情理上说，大伯年纪大了，经济条件最差，确实更需要这些房子来保障生活。

“也许…也许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我试探着说。

大伯转过身，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商量？我前几天把老大、老二都叫来了，想商量这件事。”

“结果呢？”

“老大说，大伯你年纪大了，管这么多房子也麻烦，不如交给我们统一管理，每个月给你们固定的生活费。老二也附和，说这样对大家都好。”

大婶在旁边摇头：“他们哪里是为我们好？分明是想把我们当成要饭的。”

我突然明白了大伯为什么愁眉苦脸。

这不仅仅是房子分配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大伯一辈子老实本分，到了老年却发现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兄弟们表面上对他客气，实际上却把他当成了需要照顾的负担。

“最让我寒心的是前天的事。”大伯坐回沙发上，声音有些哽咽。

我和大婶都看着他。

“老四的老婆来了，说她朋友想租我们的一套房子，问能不能便宜点。我说这事得几个兄弟一起商量。她就说，大伯你不用操心这些事，老四已经跟其他人说好了，月租2800，比市场价便宜500。”

大婶接着说：“关键是，她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好像这房子不是我们的一样。”

“你们怎么说的？”

“能怎么说？”大伯苦笑，“我说我不同意这个价格，市场价至少要3500。她就说，大伯你不要太计较，反正你们也用不了这么多房子，便宜点租出去，大家都方便。”

我听着都觉得憋屈。

“后来呢？”

“后来老四来了，说大伯你想多了，便宜点租给熟人，以后有什么事也好办。还说反正我们兄弟几个感情好，不要为了几百块钱伤和气。”

大婶补充：“最后那套房子还是按2800租出去了。我们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因为老四手里有钥匙。”

雨越下越大了。客厅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

我想安慰几句，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伯继续说：“还有更过分的。老二上周带人来看房，说有个客户想买其中一套，出价135万。他问我同意不同意。”

“那挺好的啊，135万不少了。”

“好什么好？”大伯激动起来，“这套房子市场价至少150万，他这是想便宜卖给自己人。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压根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只是通知我一声。”

大婶点头：“老二说，反正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卖了换钱，大家分一分。可他哪里知道，这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开始理解他们的处境了。

八套房子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大伯夫妇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话语权。其他兄弟有工作有收入，对他们来说，这些房子更像是投资品。可对大伯来说，这些房子是养老的保障，是后半辈子的全部依靠。

“最让我心凉的是昨天的事。”大伯的声音越来越低。

昨天？

“昨天怎么了？”

大婶看了看大伯，欲言又止。

“说吧。”大伯摆摆手，“反正迟早要说的。”

大婶叹了口气：“昨天老大打电话来，说想跟我们商量个事。他说，既然大伯对现在的分配方式不满意，他们几个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重新分配。”

这听起来是好事啊。

“怎么重新分配？”

“老大说，考虑到大伯年纪大了，需要更多保障，所以决定给我们分3套房子，其他兄弟每人分得少一点。”

我眼睛一亮：“那挺好的啊！”

大伯苦笑：“你觉得好？我告诉你他们的条件。”

条件？

“他们说，这3套房子给我们，但是有个前提：我们要签个协议，以后这些房子的处置权归老大管理。包括出租、出售、装修，所有决定都由老大来做。我们只能拿分红，不能干涉具体管理。”

我愣住了。

这等于是把房子的所有权给了大伯，但是使用权和处置权还是在老大手里。大伯名义上多得了一套房子，实际上连这三套房子都无法自主支配。

“而且…”大婶补充，“协议上还写明，如果我们两个去世了，这三套房子要由老大代为管理，分给其他兄弟的孩子。”

这简直是…

“他们这不是把你们当外人了吗？”

大伯点点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没文化的老头子，只配拿钱，不配有发言权。”

雨停了，但房间里的沉闷气氛还在。

我坐在那里，心情很复杂。从外人看来，大伯家因为拆迁分了八套房，应该是件大喜事。可实际上，这件事却让这个家庭内部产生了复杂的矛盾和微妙的权力关系。

“大伯，那你打算怎么办？”

大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想了很多天，也许我真的想多了。也许他们真的是为我好。”

大婶在旁边摇头：“什么为你好？分明就是把我们当傻子。”

“可是不答应又能怎么办呢？”大伯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无奈，“我们老两口，又没文化，又没本事，跟他们斗得过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件事没有标准答案。从法律角度说，拆迁分房的确按规定执行了。从家庭角度说，兄弟之间的感情和利益确实很难平衡。从人情角度说，大伯的担心和不满也不无道理。

“也许…也许你可以找个懂法律的人咨询一下？”我建议。

大伯摇摇头：“咨询什么？房子是分给我们了，名字也是我们的。从法律上说没问题。只是…只是心里不舒服。”

大婶补充：“主要是觉得被人瞧不起。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他们安排。”

我想起小时候，大伯总是那个最老实、最任劳任怨的人。农忙的时候，他总是起得最早，干得最多。逢年过节，他也总是准备最多的礼物去看望长辈。

可是现在，这种老实和善良，却成了他在家族中被边缘化的原因。

“大伯，要不这样，你找个时间，把几个兄弟都叫来，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谈什么？”大伯苦笑，“我能说什么？说我觉得他们瞧不起我？说我不信任他们？那不是更伤感情吗？”

确实，这种微妙的家庭关系，很难用直接的方式来解决。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临走时，大伯送我到门口。

“小军，你觉得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他又问了一遍。

我想了想，说：“大伯，我觉得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许可以换个角度想想。”

“什么角度？”

“也许老大他们真的是出于好意，只是方式不太合适。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成立一个家庭委员会，所有的决定都要大家一起商量，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大伯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淡下去：“我一个老粗，能说得过他们吗？”

“试试总是好的。而且，你们可以请个中间人，比如村里的老支书，或者族里的长辈。”

大伯点点头：“也许你说得对。我再想想。”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拆迁本来是好事，可是却引发了这样复杂的家庭矛盾。表面上看是房产分配问题，实际上是权力、尊严、信任的问题。

大伯不是贪心，他只是希望在这个家庭中保持应有的尊严和发言权。他担心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担心自己变成家族中的边缘人物。

而其他兄弟，也许真的是出于好意，想要帮助大伯管理这些房产。但他们的方式确实容易让人觉得被轻视和不被信任。

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吧。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立场和不同需求之间的冲突。

第二天早上，我又路过大伯家楼下。看到大伯坐在小区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张纸，好像在写什么。

我走过去：“大伯，在写什么呢？”

大伯抬起头，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我在想，也许我应该写份建议书，把我的想法写下来，然后跟几个兄弟好好谈谈。”

“那挺好的。”

“我想了一夜，觉得你昨天说得对。有些话憋在心里不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我点点头：“那你准备怎么说？”

大伯把纸给我看：“我写了几条建议。第一，所有关于房产的重要决定，必须兄弟几个一起商量，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第二，每个季度要有一次财务公开，让大家都知道收支情况。第三，如果要出售房产，必须所有人都同意才行。”

这些建议很合理。

“第四…”大伯继续说，“我希望能成立一个家庭理事会，轮流做决策人，不要总是一个人管。”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他们谈？”

“就今天下午。我已经给老大打电话了，让他通知其他几个兄弟。”大伯的语气里有了一些坚定，“该说的话总是要说的。”

下午，我没有去打听谈话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他们家庭内部的事情，外人不宜过多参与。

但是晚上，大婶给我打了个电话。

“小军，今天的谈话还不错。”她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了许多。

“真的吗？”

“老大他们听了你大伯的建议，觉得挺有道理的。特别是老三，他说确实应该让大伯多参与决策。”

我很高兴：“那太好了。”

“不过…”大婶停顿了一下，“老二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又有新方案？

“什么方案？”

“他说，既然大伯担心管理不透明，那就把所有房子都委托给专业的房产公司管理。这样账目清楚，大家都放心。”

这听起来也不错。

“大伯同意吗？”

“大伯说要考虑考虑。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我们也省心。”

挂了电话，我觉得这件事总算有了一个相对满意的解决方向。

虽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大家都开始认真对待彼此的想法和担忧。这也许就是家庭矛盾解决的最好方式：不是要分出绝对的对错，而是要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一周后，我再次见到大伯时，他正在小区里遛弯，脸上的愁云散了不少。

“大伯，心情好些了？”

他笑了笑：“好多了。房子的事情基本定下来了，委托给房产公司管理，每个月我们开个碰头会，商量一下大的决定。”

“那就好。”

“其实…”大伯停下脚步，“我现在想明白了。家人之间，最重要的不是谁多拿了一套房子，而是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我点点头。

“这次的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话该说就要说，有些事该争就要争。不是为了争输赢，而是为了争取尊重。”

是啊，尊重。这也许是大伯这次”愁眉苦脸”的真正原因，也是最终问题得到缓解的关键。

八套房子的故事，表面上是关于财产分配的，实际上是关于尊严、信任和家庭关系的。幸好，这个故事有了一个相对温暖的结局。

不过我知道，类似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还有很多。拆迁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环境，也改变着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有些改变是好的，有些则带来了新的困扰。

但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在矛盾中寻找和谐。

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就像大伯最终做的那样。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