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秋的北京科技大学校园，绿意葱茏中已见黄叶翻飞。在葛昌纯创建的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所（也称“核材料研究所”），我们见到了葛昌纯院士。年已八旬的葛老，精神很好，正在给学生们指导论文。

文 | 许金艳 李若愚

葛昌纯，1934年3月6日出生于浙江平湖。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粉末冶金和先进陶瓷专家。195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1980年获德国Dresden技术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4年当选为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

深秋的北京科技大学校园，绿意葱茏中已见黄叶翻飞。在葛昌纯创建的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所（也称“核材料研究所”），我们见到了葛昌纯院士。年已八旬的葛老，精神很好，正在给学生们指导论文。

研究所的墙上，挂着“材料报国，追求第一”的锦旗。这是葛昌纯80华诞时，北京核学会所送，也是他对学生的教诲和期望，他践行了一生的信条。

葛昌纯一辈子奋战在材料科学研究第一线，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常说：“我的前半生主要献给了祖国的核裂变事业，而我的后半生主要献给祖国的核聚变和核裂变事业。”

在共和国的启航时期，他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在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和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克服万千困难，向祖国和人民交出让人钦佩的答卷。

2010年，葛昌纯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纪念＇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启动五十周年大会”上

20世纪60年代，中苏协议被撕毁，用于气体扩散法生产浓缩铀235的核心元件-分离膜供应被断绝。苏联专家撤离前曾说，中国的核工业进程将推迟，关键是中国不会制造分离膜。

不论是制造原子弹、氢弹，还是建造核裂变反应堆，都需要铀235，但铀235在天然铀中的含量只有0.7％。要使铀235浓缩，必须采用当时核大国唯一已工业化的气体扩散法，而此法的核心技术就是分离膜。

制造分离膜是一项技术难度极高的尖端技术，当时掌握分离膜制造技术的只有美、英、苏三国，分离膜的研制在当时是重大国防机密。

1960年，葛吕纯被调到新成立的粉末冶金研究室，开始从事耐高温涂层和粉末冶金新材料的研究。在唐山交大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让他很快崭露头角。他赶上了中央下达“乙种分离膜研制和生产”的紧急任务，26岁的他就被任命为这项任务的负责人。

葛昌纯已有英文、俄文基础，但想到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对我国科研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逼着自己学起了日文、德文、法文。时任党委书记林纳和院长陆达把蒋伯范、赵施格和葛昌纯叫去说：“选拔儿个人要你们来承担这个任务，通过这个任务把人才培养出来。要培养出几个像梅兰芳这样的人才。”当时没有什么基础，全凭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需要，给了他们无穷的动力。

他和蒋伯范、赵施格、赵维橙、王恩珂，五位核心组成员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科研队伍，不分昼夜，经过无数次推导、计算、实验、总结后，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在缺资料缺设备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国家急需的乙种分离膜被这群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在1964年提前研制成功。

1966年国庆节，作为对新中国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代表，葛昌纯被国务院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980年，“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在该技术安全运行20年后，1985年，国家科委批准“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为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葛昌纯被评为该项技术28位发明人中的第一发明人。

这可以说是葛昌纯前半生中最光荣的一页。他把一生中最珍贵的年华献给了“两弹一星”事业。他说，那段已记不清多少笔记本堆积成山、多少实验遭遇挫折、多少无眠之夜的经历永远难以忘怀。

葛昌纯的老家，就在平湖南河头，莫氏庄园边上。

当年的南河头是一个富贵人家居住的地方，有多处深宅大院，其中最有名的是传朴堂葛氏与春晖堂莫氏的两处宅第。两家相距不足百米。

葛昌纯的祖父葛金烺是晚清进士，清同治年间在家乡创建“传朴堂”。葛昌纯的父亲葛嗣浵将“传朴堂”做大，藏书一度到了40余万卷，成为浙江三大藏书阁之一，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齐名。葛嗣浵更立志于教育事业，创办了平湖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中学-稚川学校。

稚川学校历30余年，造福几代人，平湖第一位中科院院士邹元爔也曾就读这里。1915年、1921年，葛嗣浵先后获得大总统六等和四等嘉禾奖章，这在平湖现代教育史上是少有的。

2008年4月，葛昌纯（左一）出席平湖市稚川实验中学命名仪式

1937年，葛昌纯3岁，动荡不安的时局，横生变故的葛家，一切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1月19日，侵华日军第二次进入平湖城区，葛宅惨遭焚毁，宅内的稚川学堂与守先阁及其无数藏书毁于一旦。如今，旧址只留下高耸的围墙和门梁上的雕饰，及对面照墙上被凿掉的“鸿禧”二字痕迹。

国难当头，葛家的钱庄尽数倒闭，重创之下的葛嗣浵在抗战初期便郁郁而终。

“整个都垮了，父亲去世，银行倒闭，平湖老家烧毁，等于国破家亡。所以我是最恨日本鬼子的。”

母亲赵曼影孤身一人带着他和比他大9岁的哥哥葛昌权逃难到上海（姐姐葛昌琯7年后才得以重逢）。幼年时的葛昌纯模模糊糊记得南河头，而更多关于老家的故事是后来从母亲与哥哥口中得知。幼年时期的这段国恨家仇，使得精忠报国和富国强民的志向深深扎根心中，他从小就懂得要好好读书，要忠孝仁义。

他记得初中时曾经回去过老家几次，70余年后的现在，葛昌纯脑海中与之相关的记忆依然鲜明地犹在昨日。“过去，在南门外有一个乾大纸店，还有一个中发药房，（我们）就住在乾大的后面（1947年）。”

葛吕纯内心一直希望能重建父亲的稚川学校。2005年，他写信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说稚川学校校风很好，培养了一批名人，是浙江省最早的现代化学校之一，建议重建稚川学校和恢复葛氏“传朴堂”。省委书记当即批示，由平湖市成立恢复稚川学校和葛氏“传朴堂”的小组。经多方努力，2008年4月2日上午9时整，平湖中学实验学校正式命名为平湖市稚川实验中学，了却了多年萦绕葛吕纯心中的一个愿望。

由于家庭颠沛流离，葛昌纯的小学到高中，经常变换学校，但在哥哥葛昌权的调教下，他始终成绩优异，多次跳级。

在葛院士的回忆里，他在圣约翰青年中学打下较好的中英文基础，在南洋模范中学打下较好的数学基础，1947年，他考上了当时名师荟萃也是录取难度最大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考上中还有一段很传奇的经历。我考得并不好，但它有个口试，名师朱风豪口试我。他问我哪儿毕业的，我说南洋模范。他说第几名？我说第一名，丙班第一。收！这个老师我记他一辈子，因为没有他我就进不了上中。”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葛昌纯15岁，考入唐山交通大学。

唐山交大云集了一批国内冶金界的著名学者，不仅有以罗忠枕（唐山交大校长茅以升的恩师）为代表的学术名师，还有浓厚的爱国氛围，青少年时代的葛昌纯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毕业后，葛昌纯被分配到冶金部钢铁冶金总院的冶金室，指导他的是著名冶金专家孙珍宝博士。“他是非常重视实践的，他说年轻人刚毕业，应该下厂去。”于是葛昌纯去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特钢厂-抚顺钢厂实习，一干就是一年半。

他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仅能够自己烧炉子，还能炼钢铁，“每天一边搞科研一边实习，几乎待遍了厂里的每个车间。最后我要走了，厂长毕克祯（后任东北工学院院长）还不让我走，要我留在抚顺钢厂。”

葛昌纯与学生们在一起

1954年10月，抚顺实习归来的葛昌纯正好碰上“反右”风潮，他不仅与选派留苏的机会失之交臂，还被第一批下放到郑州插队劳动。

1980年10月，葛昌纯赴德。留德3年，他产生了一个愿望-办一个世界一流的将粉末冶金技术和特种陶瓷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所。回国后，他在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粉末冶金教研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特种陶瓷粉末冶金实验室。

在亲手创建的实验室里，他将自己的理想一点点付诸实践，第一台热压机、第一个炉子······很快就做出了成果，开发出了ST新型复合陶瓷刀片（后被国家科委评为1990年度国家级新产品）并实现了产业化。

葛昌纯的爱人夏元洛教授，是他科研拼搏中的亲密战友。1958年，两人在钢铁研究总院粉末冶金研究室相识。从1960年开始，他们共同投入分离膜的攻关战斗，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所也是他们一起创建的。

在同行和学生眼中，葛昌纯的学术生涯堪称辉煌，然而他却总是说，自已做得还远远不够。每天，葛昌纯都会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晚上还时常加班。已过八旬的他，依然坚持奋战在科研一线，被同行戏称为科技界的“拼命三郎”。

“要爱国，爱这个家”

记者：你父亲创办了雅川学堂，对父亲是什么印象？

葛昌纯：他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结交的都是当时一流的人才。他办雅川中学，搞文教事业，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中国不办现代化教育不行，要救国必须要办现代化教育。

原来的葛家也是书香门第，有葛氏传朴堂，这个是我父亲上几代搞的。浙江三大民间藏书阁之一，收集唐宋、明清的名家书画和全国各地的地方志。记者：你觉得自己受谁的影响最深？

葛昌纯：对我这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哥哥。母亲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我3岁，母亲就带着一条被子逃难到上海，非常困难。她也不改嫁，把3个子女抚养大。

母亲给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哥哥给了多方面的，他们两个人的影响分不开，要爱国，爱这个家。

记者：那时候的学堂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葛昌纯：是那些老师。比较代表性的是赵宪初，南洋模范中学的老师，上海的名师。他教数学教得非常有趣，我的数学基础是那时打下的。他教一元二次方程，像唱歌一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南模一个几何老师也很不错，但是很遗憾，我忘记他姓名了。他几何教得也是深入浅出。有一次他给我批的（分数），我不太服气，我说你给我分数少了，他说你自己加呗。他教育我们，不要计较这些东西。

上中（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有一大堆的名师，校长就是个教育家，叫沈亦珍。我记得每天有早会，全体学生都要听他的训话，（他）讲了很多东西。譬如，

记者：你15岁就考取了大学，当时专业是怎么选的？

葛昌纯：上中念了两年搞了个肄业证就跳到唐山交大去啦。家里头很穷啊，国立大学不要学费的。唐山交大是最好的冶金学校，那个时候名气比清华还大，特别是土木建筑、冶金。

15岁的小孩，到北方去，家里母亲哥哥都不放心，但是考上了不去也挺可惜。我自己拿不定主意。后来就请邹元爔指点，他说你去吧，我那里有个好朋友，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他介绍的这个好朋友影响了我一辈子，就是我现在的恩师章守华教授，还健在呢。

去了以后，开始也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我就考了个化工系，因为我对化学比较感兴趣。但是化工系是刚成立的，教学质量也较弱，念了一年我不满意。人生有好多机遇、好多偶然性。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叫许晋堃的学长，他是冶金系的，年纪比较大，很成熟的，他建议我转到冶金系，我听他的话就转系了。

记者：为什么那样的年代，高校能为国家培养出这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才？

葛昌纯：那我就说说唐山交大，它是我念过的学校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永不忘怀。唐山交大有非常好的学风，它有很多名师，培养出像茅以升这样杰出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恩师就是罗忠枕教授，他非常严格，很多学生考他的课都是零分，但是茅以升总是一百分。

那时候茅以升是我们校长，他经常到唐山来，第一件事就是扶着罗教授出来给我们开会。另外一个，唐山交大的政治气氛非常浓厚，它的爱国主义教育，我看在全国的高校里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

记者：政治和学习专业会不会是两条路？

葛昌纯：政治跟专业是很重要的。我的革命人生观就是在唐山交大初步形成的。因为我们当时正好碰到抗美援朝，参军参战，唐山交大面临第一线。当时朝鲜要建机场嘛，一个命令下来，我们全部学生就拉到朝鲜去建机场。二话没说，全班都去，国家的命令。很多学生解放前都是地下党员，都是很成熟的。

记者：当时你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

葛昌纯：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受这些大哥们的影响，慢慢地成熟起来。参军参干来了，这是对我人生观最大一个考验。过去学习都是为了个人，为了养家。到唐山也是为了大学毕业可以养家，可以早点毕业赚钱，这是当时的人生观-为了个人而生活，为了家庭而学习。

现在这个就考验了，到底是为什么学习？为国家学习。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参军。我哥哥来信说，你要参军妈妈可能就要发疯了。你想，我妈妈怎么想得通？年轻守寡，好不容易把三个孩子带大，总希望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记者：她认为你参军可能有生命危险。

葛昌纯：这里头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服从家里就不能参军。（后来）不但报名参军了，我还把身边带的哥哥给我的唯一的“财产”-照相机都捐献出来，给前线。所以那个时候对人生观是很大的考验。

记者：母亲没留住你？

葛昌纯：母亲毕竟是深明大义的，孩子去是为了国家。 （不过）没有被批准去朝鲜，因为国家还要建设嘛，大学生全到朝鲜去也不行。那时我们学生都踊跃参加，到街上去演抗美援朝的活报剧。这些活动对我教育是很大的。在唐山交大，学习的动力就不一样。开始我还是书呆子一个，就知道念书，啥也不管。

记者：一辈子的方向是不是大学定下来的？

葛昌纯：我的情况应该说大学影响很大的，因为我学的是冶金嘛。比较幸运的是当时在冶金系碰上的一代名师，如系主任张文奇，恩师章守华和林宗彩、朱觉和徐祖耀等教授都是当代冶金界的名师，这些老师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那个时候我们冶金系学的课程是很多的，跟现在的教育方式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学得比较广。冶金系，从高炉、平炉、电炉，压力加工，合金钢和热处理，一直到物理冶金都学。

记者：有没有带孩子回过老家？

葛昌纯：去过，近些年去得更多。平湖中学实验学校更名为平湖市稚川实验中学那天，我带了包括孩子在内的一大批亲属回到平湖参加成立大会，把家里存放的一些稚川学校的纪念文物和照片，包括校歌、学校纪律，都送给了学校。那些校歌充满了爱国热情，有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今日为学，明日为国”。

记者：为什么您都80多岁了，还有那么大的工作动力？

葛昌纯：当然是爱国热情。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包括我家里人，都常望我早点退。我经常讲这个故事给学生听：第一次钓鱼岛争端的时候，我正在日本访问，当时有一些爱国学生要游行，日本的警察不让，差点打起来。

有些爱国的学生就来找我，问如果再发生一次甲午战争，咱们能不能打得这小日本？这个问题问得很严肃。有不少的人说肯定打不过。我说一定要打胜它。不然怎么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所以这是现在推动我最主要的动力。

来源：嘉兴正春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