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2月29日，大运河的流水声伴随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在通县儒林村一间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刘绍棠降生了。这个日后被称为"大运河之子"的作家，从会走路起就爱在运河边上看船来船往，听艄公们讲那些流传在河面上的故事。
1936年2月29日，大运河的流水声伴随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在通县儒林村一间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刘绍棠降生了。这个日后被称为"大运河之子"的作家，从会走路起就爱在运河边上看船来船往，听艄公们讲那些流传在河面上的故事。
谁也想不到，这个农家孩子13岁那年就拿起笔，在作业本的背面写下第一个故事。那时的刘绍棠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只是想把村里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记下来。1949年，他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这个少年在日记本上郑重写下："我要当作家。"
那年暑假，蝉鸣聒噪的午后，刘绍棠背着书包回到运河边的儒林村。村里新成立的互助组正搞得热火朝天，年轻人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聚在打谷场上说笑。这些新鲜事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整天跟在互助组后面转悠，把乡亲们的一言一行都记在心里。
可真正动笔时，他却犯了难。多少个闷热的夏夜，他抱着草席跑到村外的河堤上乘凉，望着满天星斗辗转难眠。故事在脑海里翻腾，却总找不到合适的开头。直到那个特别的夜晚，河对岸的树林里突然传来布谷鸟的啼鸣，"光棍好苦，光棍好苦"的叫声在静夜里格外清亮。这声音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他创作的闸门——就让笔下的男女主角在这样的鸟叫声中相遇吧！
这个灵光乍现的瞬间，成就了《青枝绿叶》那个令人难忘的开篇。小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时占了一整个版面，后来还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当散发着油墨香的短篇小说集送到他手上时，这个戴着眼镜的农家少年才十六岁，书包里还装着没写完的暑假作业。
两年后，刘绍棠走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室。在未名湖畔，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常常为了一个情节在图书馆熬到熄灯。同学们总说，看他写作是件有趣的事——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开怀大笑，写到动情处还会偷偷抹眼泪。就像村里跳大神的巫师那样，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笔下的人物哭，他就跟着哭；人物笑，他也跟着笑。这种近乎痴迷的创作状态，让他的文字带着滚烫的温度，字字句句都能钻进读者心里去。
195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21岁的刘绍棠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在回儒林村的土路上。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此刻成了"右派"。村里人远远看见他，都装作没注意，却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往他家门口放上一把青菜、几个鸡蛋。
在铁路工地抬钢轨的日子里，他的手掌磨出了血泡；在水利工地挖土方时，冻僵的手指几乎握不住铁锹。但最让他痛苦的，是不能公开发表作品。每当夜深人静，他就在煤油灯下偷偷写作，把稿纸藏在炕席底下。就这样，在乡亲们的保护下，《地火》《春草》等长篇小说的初稿在土炕上诞生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大地突然开始颤抖。正在赶写《狼烟》的刘绍棠却浑然不觉，直到邻居们拍打窗户喊他，他才抱着未完成的手稿跑出屋子。防震棚里，别人都在议论地震的可怕，他却借着马灯的微光继续写作。有人劝他歇歇，他笑着说："老天爷要收我，躲也躲不过。不如把想写的故事写完。"
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他常常独自漫步在运河边。看着熟悉的河水，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芬芳故乡土，深深扎我根"。这诗句里，藏着一个赤子对故土最深沉的爱。村里人都知道，这个"戴帽子的文化人"虽然不能发表作品，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把村里每个人的故事都记在心里，连村头老槐树下乘凉的老人们讲的古老年景，都成了他日后创作的养分。
1979年后，他像一棵逢春的老树，迸发出惊人的创作活力。《蒲柳人家》里那个会唱大鼓书的何满子，原型就是村里爱唱曲的何老汉；《瓜棚柳巷》中那些鲜活的人物，都能在儒林村找到影子。这些带着运河泥土气息的作品，让读者仿佛闻到了高粱酒的醇香，听到了运河船工的号子。
有人问他为什么总写乡土，他笑着说："我这条鱼，离了运河的水就活不了。"在儒林村生活了整整三十年的刘绍棠，用他的笔为运河边的父老乡亲树起了一座文字的丰碑。
刘绍棠常说，写小说不是绣花枕头，要让识字的人爱看，不识字的人爱听。他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鲜活，就像运河边上那些熟悉的乡亲们，说着地道的通州话，干着庄稼地里的活计。从1984年到1988年，这个不知疲倦的作家接连写出了七部长篇，《京门脸子》里那些嬉笑怒骂的市井人物，《豆棚瓜架雨如丝》中那些家长里短的农家故事，都像是从运河水里捞出来的活鱼，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生活的温度。
1988年的夏天格外闷热。那天清晨，伏案写作的刘绍棠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稿纸上。脑血栓让他的左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可这个倔强的运河汉子硬是咬着牙，用还能活动的右手继续写作。病床上的日子最难熬，但只要精神好些，他就让家人把稿纸铺在小桌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从13岁就开始写作的人，笔就是他的命。
走进通州档案馆的"刘绍棠文库"，就像走进了一个运河人家的老宅院。1600多卷档案资料里，有沾着泥土芬芳的手稿，有泛黄的老照片，还有那些被翻烂了的藏书。这些宝贝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展品，而是一个赤子留给家乡最珍贵的心意。他常说，这些文字就是给未来的运河儿女们留下的家书，要让他们知道祖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那会儿刘绍棠刚当上乡党委副书记，说是挂职，其实是为了能更好地写他的乡土小说。年轻人春风得意，笔头子又顺，说话办事难免带着几分傲气。1956年开春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这个愣头青第一个跳出来放炮，把文艺界的问题说了个底朝天。会场里老作家们面面相觑，主持会议的人脸都绿了。
消息传到团中央，几位书记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说要处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胡耀邦却摆摆手："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就是方式欠妥。"他特意把刘绍棠叫到办公室，泡了杯浓茶推过去。胡耀邦说他在会上太冲动，像延安时期的"轻骑队"作风；刘绍棠梗着脖子争辩，说反映的情况句句属实。话越说越僵，最后胡耀邦拍着桌子发火，刘绍棠摔门就走。临走时胡耀邦扔下一句话："少去凑热闹，一年读够一千万字，年底给我交读书报告！"
转过年来，文艺界刮起"大鸣大放"的风。刘绍棠这个炮筒子更收不住了，哪个座谈会请他都去，去了就开火，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那天飘着细雨，刘绍棠正在运河边闷头割芦苇，来人叫他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胡耀邦的声音，没有责备，只是轻声问："现在明白当初为什么拦着你了吧？"
两个小时的谈话里，胡耀邦像嘱咐自家孩子似的，告诉他将来该怎么走路。刘绍棠攥着电话线的手直发抖，大颗大颗的眼泪砸在满是泥巴的胶鞋上。后来村里人发现，这个平时倔得像头驴的年轻人，打那天起总揣着本书下地，歇晌时就躲在树荫底下看。
会客室的窗帘半拉着，阳光斜斜地打在胡耀邦的脸上。刘绍棠刚推门进来，就看见这位老领导从沙发上弹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跟前，一把握住他的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温暖有力，握得刘绍棠生疼。
"刘绍棠，怎么样？"胡耀邦的眼睛里闪着光，像是长辈在安慰晚辈。刘绍棠心头一颤，下意识地挺直腰板："还好"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胡耀邦拉着他坐到沙发上，顺手推过一包香烟。阳光照在烟雾上，勾勒出奇特的形状。刘绍棠盯着地板上的一道裂缝，突然抬起头："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好！好样的！"胡耀邦猛地拍了下茶几，茶杯里的水溅了出来。他的声音突然拔高，带着点结巴："还是一条好汉！"这话说得刘绍棠鼻子发酸。他看见胡耀邦的眼角闪着光，不知道是不是阳光太刺眼。
气氛突然凝重起来。胡耀邦掐灭烟头，脸色变得严肃："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年轻人低下头，开始背诵那些听来的词儿。可还没说几句，就被胡耀邦挥手打断。这位老领导说："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太骄傲！"
1978年的北京，春风刚刚吹散料峭寒意。刘绍棠捏着那封回信，手指微微发抖。推开办公室门时，胡耀邦正伏案批阅文件，抬头看见他，眼镜片后的眼睛立刻弯成了月牙："哟，这不是我们的小同志吗？"
胡耀邦摘下眼镜擦了擦，忽然拍着脑门笑起来："我这个人啊，说话像撒芝麻，到处落籽儿。"他给刘绍棠倒了杯热茶，茶叶在杯子里打着转，"不过这话准是我说的，那时候敢这么说话的，除了我这个愣头青也没别人了。"
茶水氤氲的热气里，刘绍棠想起1962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他刚在《北京文艺》发表了《县报记者》，胡耀邦就派人把他叫到家里。那会儿他正为"右派"的身份发愁，胡耀邦二话不说抄起电话就打给刘仁。电话线那头"嗯嗯"的应答声，让刘绍棠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