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12月7日，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大厅里，中国作家莫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这位来自山东高密的作家，用平实的语言向世界讲述着那片黄土地上的故事。演讲开始前，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台下那些陌生的面孔。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们，此刻正等待着倾听一个中国

2012年12月7日，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大厅里，中国作家莫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这位来自山东高密的作家，用平实的语言向世界讲述着那片黄土地上的故事。演讲开始前，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台下那些陌生的面孔。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们，此刻正等待着倾听一个中国乡村的故事。

莫言提到了他的家人。老父亲坐在电视机前，布满皱纹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哥哥姐姐们挤在县城的小屋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妻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外孙女，孩子还不明白这个夜晚对家族意味着什么。但在莫言的叙述中，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个永远缺席的身影——他已于1994年离世的母亲。

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东边，曾有一片桃园。那里埋葬着莫言母亲的骨灰。2011年，一条新建的铁路要穿过这片土地。当工人们掘开坟墓时，发现棺木早已腐朽，母亲的遗骨与泥土融为一体。这个场景让莫言突然明白，母亲已经成为了大地本身。从此以后，他笔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带着母亲的温度。

莫言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发生在1960年代初的年月。那天，年幼的莫言提着家里唯一的热水瓶去公社食堂打水。饥饿让他双手发抖，热水瓶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孩子吓得躲进麦草垛，整整一天不敢露面。直到傍晚，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传来。他战战兢兢地钻出草垛，等待着一顿责骂。但母亲只是轻轻抚摸着他的头顶，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卖白菜的季节，集市上人来人往。母亲在秤杆前忙碌，孩子在旁边收钱。有位老人买了三斤白菜，孩子偷偷把秤砣往右挪了一点。多收的一毛钱在口袋里发烫，放学回家时，却看见母亲坐在门槛上抹眼泪。原来老人发现后找回来质问，母亲补足了分量还赔了不是。孩子永远记得母亲那句话："做人要实在，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这些记忆碎片里，总能看到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身影。她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用黑卡子别得整整齐齐。在那个年代里，她教会孩子宽容；在贫苦的日子里，她坚持善良；在艰难的生活中，她守护尊严。这些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像田埂上的野草，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那个年代的高密农村，肺病是穷人家最怕的病。咳嗽声从土炕上传来，一声比一声重。十几岁的少年每天下地干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站在院子里喊娘。要是听不到回应，他的心就揪成一团。厨房、磨坊、后院，每个角落都找遍。有次实在找不到人，少年坐在磨盘上嚎啕大哭。这时母亲背着柴草从村口回来，看到儿子哭得满脸鼻涕，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少年不敢说怕她想不开，母亲却看穿了他的心思。她说阎王爷不叫，她就不会走。这句话像块石头，压在少年心里很多年。

家里穷得叮当响，可母亲对读书的事格外上心。卖鸡蛋攒下的钱，别人家都扯布做衣裳，她却拿去供销社买铅笔和本子。有回少年躲在草垛后看《林海雪原》，忘了喂猪。母亲从地里回来，看见猪饿得直叫唤，抄起扫帚就要打人。可发现儿子是在看书，扫帚又慢慢放了下来。她转身去剁猪草，只说了句"看完了记得把猪喂了"。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把出嫁时的棉袄改了给他当书包，自己穿着单衣去赶集。

肺病最重的时候，母亲咳得整夜睡不着。家里买不起药，她就用土方子，煮梨水、熬姜汤。有次咳出血来，她悄悄用灶灰盖住，不让孩子们看见。分粮那天，她拖着病体去排队，领回半袋地瓜干。少年要退学帮工，她抄起擀面杖要打人，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念书。后来少年在县里考了第一，领奖状回来那天，母亲把奖状贴在堂屋正中间，擦了又擦。邻居来串门，她总要指着奖状说"这是我儿子得的"。

这些记忆碎片里，总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头发用黑卡子别得一丝不苟。在困苦的日子里，她教会孩子坚韧；在嘲笑声中，她给予孩子尊严；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为孩子点亮求知的灯。这些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像田埂上的野草，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高密东北乡的集市上，每逢农历三、八日就会热闹非凡。那年冬天，一个外乡来的说书人在集市东头支起了摊子。他穿着褪色的长衫，面前摆着张破旧的桌子，醒木一拍，就能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少年趁着母亲让他去集上买盐的工夫，偷偷挤进人群。说书人正在讲《三国演义》，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时，少年听得入了迷，连盐都忘了买。回家挨了顿骂，可到了晚上，母亲在油灯下缝补衣裳时，他还是忍不住把白天听来的故事讲了出来。

起初母亲并不爱听，她总觉得说书人是些游手好闲之辈。但渐渐地，那些英雄好汉的故事让她放下了手中的针线。后来每逢集日，母亲都会特意少派些活计，默许少年去听说书。少年为了报答这份宽容，每次回来都会把故事原原本本复述一遍。他的记性特别好，连说书人的语气神态都能学得惟妙惟肖。油灯下，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听故事的身影，成了少年最温暖的记忆。

没过多久，少年就不再满足于单纯复述了。他开始给故事添枝加叶，把听到的《水浒传》和《隋唐演义》混在一起讲。有时为了让母亲高兴，他会特意把故事里的孝子贤孙说得格外感人。渐渐地，听众从母亲一人扩展到了全家。晚饭后，婶婶和奶奶也会凑过来听他说书。姐姐们一边搓玉米一边听得入神，连手上的活计都忘了做。

母亲却开始担忧起来。她见过村里那些能说会道的后生，不是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就是当了油嘴滑舌的买卖人。有次听完故事，母亲望着油灯出神，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儿子说："靠嘴皮子吃饭，终究不是正经营生。"她希望儿子能像村里其他孩子一样，老老实实种地，本本分分做人。可少年身上那股子说故事的劲头，就像春天的野草，越是压制越是疯长。

这种矛盾让母亲寝食难安。一方面，她为儿子的伶牙俐齿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怕这张巧嘴给他惹来祸端。村里人都说"祸从口出"，她见过太多因为多嘴多舌惹上是非的例子。有时半夜醒来，看见儿子在梦里还咂摸着说书的词儿，她就忍不住叹气。但第二天集日，她还是会在儿子兜里多塞两个铜板，让他去听说书时买碗热汤喝。

这些记忆就像说书人醒木下的故事，在岁月里越磨越亮。那个冬天过去后，说书人离开了村子，可少年说故事的爱好却留了下来。母亲的矛盾也一直延续着，直到后来少年的文章变成铅字，她才稍稍放下心来。但每次儿子回家，她还是会叮嘱："在外头要少说话，多做事。"

高密东北乡的荒草滩上，一个瘦小的身影每天清晨都会出现。他赶着生产队的三头黄牛和两只山羊，沿着村后的小路慢慢走着。经过村小学时，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让他放慢了脚步。透过土墙上的破洞，能看见昔日的同学们正跟着老师念课文。牛铃叮当响着，像是在催促他快走。

荒草滩一望无际，夏日的阳光把草叶晒得发烫。少年把牛缰绳盘在牛角上，任由它们自己去吃草。四周静得出奇，只有蚂蚱在草丛里蹦跳的声响。他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云彩变幻形状。有时像匹马，有时像条船，转瞬间又散成棉絮般的碎片。村里老人讲过的故事总在此时浮现在脑海，他幻想着有个穿红衣裳的姑娘从草丛里走出来，陪他说说话。可当真看见火红的狐狸窜过时，却吓得跌坐在地上，半天回不过神来。

放牧的日子久了，少年渐渐和这些不会说话的伙伴熟稔起来。他常常蹲在老黄牛身边，看它慢条斯理地反刍。牛的眼睛像两面圆镜子，照出他脏兮兮的小脸。有回他学着布谷鸟叫，想引来鸟儿的回应，可叫了半天，只有风吹过草梢的沙沙声。田埂边有棵歪脖子柳树，成了他最好的听众。他把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树听，把心里的委屈说给树听，柳枝轻轻摆动，像是在点头。

最难受的是下雨天。荒滩上无处躲藏，只能缩在牛肚子底下避雨。雨水顺着牛毛往下淌，把他的衣裳浸得透湿。这时他就会想起教室里的同学们，他们此刻一定在温暖的教室里写字念书。冬天的荒草滩格外萧索。枯黄的草茎在风中瑟瑟发抖，牛羊啃着草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少年把冻僵的手揣在袖筒里，踩着薄冰来回踱步取暖。有时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趴在牛背上，让牛体温帮他驱散寒意。牛背一起一伏，像艘小船载着他在荒原上漂泊。

这些孤独的牧童岁月，后来都化作了他笔下的故事。那些对着牛儿自言自语的日子，那些在草地上做的白日梦，不知不觉间滋养了他的想象。村里人只看见一个不爱说话的放牛娃，却不知他心里装着整个江湖。就像滩上的野草，越是无人问津，越是长得茂盛。

1976年初春，胶东半岛的积雪尚未消融，一个瘦高的青年背着包袱走出高密东北乡。新兵连的生活刻板而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要出操，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不能发出声响。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很快适应了部队纪律，但内心总有个声音在躁动。夜深人静时，他会偷偷翻开那几本《中国通史简编》，在昏暗的灯光下读那些早已泛黄的书页。书里记载的朝代兴衰、人物沉浮，让他想起家乡老人们讲过的故事。

八十年代的春风吹进军营，各种文学刊物开始在战士们手中传阅。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开始尝试写作，最初的作品充满时代烙印，尽是些好人好事的报道。有次投稿被退回来，编辑在退稿信上写道："生活比想象更丰富。"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突然想起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们，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开始在脑海里翻腾。

1984年的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一切。在徐怀中先生的指导下，这个曾经的农村青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有次课堂作业，他写了个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徐先生看完后说："这就是你的土地，要像农民耕种那样精心经营。"这句话像闪电般击中了他。从此，"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开始成形。

在图书馆里，他偶然读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让他震惊，原来一个作家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学王国。后来又接触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孔多小镇的魔幻现实让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狐仙故事。但他很快意识到，模仿永远成不了气候。有段时间他刻意避开这些大师的作品，怕被他们的光芒灼伤。

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他想起童年那个沉默寡言的自己。那个在水利工地上默默劳作的黑孩，仿佛就是从记忆深处走出来的。写作时他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耳边似乎又响起家乡集市上说书人的醒木声。这种讲述方式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就像当年在油灯下给母亲讲故事那样。

文学系的同学们常讨论创作理论，他却总是沉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参与讨论，他说："我在听你们说话时的语气和节奏。"这种倾听的习惯来自童年，那时他整日混在大人堆里，听他们讲各种奇闻轶事。现在他明白，那些乡野故事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红高粱》的创作过程异常顺利。九儿的形象在他脑海里活了很多年，就像隔壁村那个敢爱敢恨的姑娘。当他用笔把这片红高粱地呈现出来时，仿佛又闻到了故乡秋日里高粱酒的香气。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充满野性生命力，其实那不过是他记忆中的家乡本色。

随着作品陆续发表，"高密东北乡"渐渐为读者熟知。这个文学版图上有墨水河、有胶莱平原、有红高粱地，更有那些倔强生存的乡民。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执着于书写故乡，他说这就像老农离不开土地，说书人忘不了醒木。那些童年的记忆、乡亲的面孔、乡野的传说，早已融入血脉，成为创作的源头活水。

《丰乳肥臀》的创作过程展现了文学创作的复杂面貌。这部作品虽然以作家母亲的真实经历为蓝本，但书中的母亲形象早已超越了个人记忆的局限。高密东北乡的众多母亲形象在文字中交织，最终塑造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母亲典型。这种创作方式体现了作家将个人经验升华为普遍人性的艺术追求。正如作家所言，他不仅想写自己的母亲，更想通过这个形象向天下所有母亲致敬。

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多种多样。《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源于一个奇特的梦境，那个在梦中闪闪发光的红萝卜，最终成为小说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意象。而《天堂蒜薹之歌》则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作家将新闻事件与个人经验相融合，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虚构的艺术世界。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特意安排了一个真实的说书人角色，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

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使作家对人性的认识尤为深刻。他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简单的对抗，真正的悲悯也不是肤浅的同情。在《丰乳肥臀》中，母亲形象之所以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她既有坚强的一面，又有脆弱的时候；既有无私的母爱，也有人性的弱点。这种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塑造，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难以用简单道德标准评判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正是文学创作最富饶的土壤。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蒜薹事件虽然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但作家没有停留在事件表面。他通过普通农民的命运，展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深层困境。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不是简单的受害者，他们有自己的欲望、算计和局限。这种立体的人物塑造，使作品超越了具体事件的局限，获得了更普遍的意义。同样，《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也是因为她既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写照，又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的厚重。

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在某个作家头上时，往往伴随着意想不到的风波。镁光灯下的荣耀还未散去，各种议论便接踵而至。有人真心祝贺，有人冷眼旁观，更有人愤然质疑。获奖者很快发现，自己仿佛被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真实存在的血肉之躯，另一个则是公众想象中的符号。这个符号承载着太多人的期待与偏见，渐渐脱离了创作者本人的控制。莫言也无奈感叹：我只是说出了世界本来的样子，有些人却认为接受不了。

争议的声浪中，获奖者保持着出奇的冷静。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赞美与批评大多与他的作品无关，而是评论者自身立场的投射。鲜花与石块同时飞来，他既不因前者而沾沾自喜，也不为后者而恼羞成怒。这种超然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源于一个写作者的根本认知——真正要说的话都在书里了，白纸黑字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量。当舆论场上的喧嚣达到顶峰时，他反而更加确信：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才是对争议最好的回应。

文学创作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的艺术。每个作家都明白，再出色的作品也会遇到不以为然的读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耐心阅读变得尤为珍贵。获奖者不奢望通过一本书改变所有人的看法，他只希望读者能抛开成见，真正走进他构建的文字世界。这种期待背后，是对文学交流本质的理解——作者与读者之间应该保持平等的对话关系，而非单方面的说教。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