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谅山山脚，一名妇女背着孩子回家，却不慎踩上了埋在泥土里的地雷。

1979年，谅山山脚，一名妇女背着孩子回家，却不慎踩上了埋在泥土里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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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她濒临绝望之际，一个身负重伤的中国士兵摇摇晃晃地出现了。

没有多余言语，他跪地排雷，将生的希望留给素未谋面的母子，也把死亡迎进了怀里。

19年后，曾被他救下的女子，翻山越岭、跨越国界，只为完成一个承诺，将恩人的遗骨亲手交还母亲...

在越南北部那片多山的土地上，阮文竹从小便是听着“抗美援越”的广播长大的。

她的母亲来自中国云南，早年因为战乱随人南迁，与一名越南青年结为夫妻。

这样的出身在当时的谅山并不稀罕，许多边民的祖辈在抗法战争时期就已经跨过界碑、流落两地。

也正因为母亲的中国身份，阮文竹自幼便多了一份“与众不同”。

“我们吃的是中国人送来的米，穿的是中国人送的布。”

这是母亲在灶前炒菜时常念叨的一句话。

那时候的阮文竹不懂国家、政治这些大词，她只知道每当粮仓见底，总会有一辆辆挂着红五星的卡车开进村庄，堆满了黄灿灿的大米和印着汉字的饼干。

站在太阳底下，望着那些穿着解放军服装的士兵，她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

那不是一般外国人带来的陌生，而是像见到了远方的亲戚。

或许正因如此，在她幼小的心里，中国的形象，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个邻国，而是实实在在的“亲人”。

只是，这样的感情终究不长久。

在黎笋上台之后，这份温情开始在硝烟中土崩瓦解。

先是街头巷尾关于“驱逐华侨”的标语愈发张扬，再后来便是乡邻间的议论开始变味。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哥哥阮文青的死。

他原是谅山一个中学的老师，平日里温文尔雅，常常在家教阮文竹读汉字，说起话来也不像越南人那么直白，而是带着几分中国式的含蓄。

1978年秋，边境紧张局势陡然升级，政府强行征召青年入伍，哥哥被编入边防部队。

临行前，他悄悄对阮文竹说了一句话：“如果让我向中国人开枪，我宁愿死。”

仅仅一个月后，哥哥的遗体被送回村里，他是被自己所谓的“同志”处以“逃兵”的名义活活打死的。

从那一刻起，阮文竹的世界彻底颠覆了。

她开始怀疑那些口口声声喊着“民族大义”的人，也重新思索那些年她吃过的中国米、穿过的中国衣。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炮火声日夜不停，山民不再外出劳作，村里的狗也不再吠叫。

她站在山坡上，望着远方的大山，那山的另一端就是中国。

风吹起她的头巾，她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跟着母亲学汉字时写过的四个字：知恩图报。

1979年9月的一天，谅山的山坳间，阮文竹背着儿子南，脚步踉跄地走着。

她一心只想着早点回家，赶在村里的宵禁前生火做饭。

但她没有想到，这条每日必经的小径，此刻正埋藏着无形的杀机。

“咔哒”一声极轻的响动，从她脚下传来，她整个人猛地僵住了。

她低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脚落在了一块微微突起的泥土之上，周围的地面上隐隐可见残破的标识，那是越南民兵专为中国士兵埋下的地雷区。

阮文竹咽了口唾沫，强忍住将孩子放下的冲动，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呼救声：

“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

山林静得可怕，她心跳如鼓，眼前一阵阵发黑，一旦移动哪怕一寸，这颗地雷就会将她和怀中的儿子炸得粉碎。

她不敢再叫喊，只是抱着孩子颤抖着站在原地，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山林间传来。

阮文竹瞪大了眼，试图看清来人，却在月色中看到一个满身是血、摇摇欲坠的身影。

那是一名中国士兵。

他的军装被炸得破烂不堪，血从手臂和腿部的绷带下不断渗出，脸上满是泥灰与血迹，唯独那双眼睛仍旧透着清醒的光。

他看到她的一瞬间，动作顿住，随即轻轻举起一只手，做了一个“别动”的手势。

阮文竹怔住了，嘴唇颤抖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士兵拖着伤腿，一步一步朝她挪来。

他没有说话，只是沉稳地趴在地上，用双手扒开泥土，缓慢而精准地将地雷裸露出来。

他手中的工具简陋至极，只有一把军用匕首与随身携带的小剪。

他小心翼翼地剪断导火线，每一个动作都如刀尖行走般惊险。

阮文竹紧闭着眼，几次差点失声尖叫，大约三分钟后，对她而言却如三个世纪般漫长，士兵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可以离开。

她抱着儿子，哽咽着想道谢，却发现士兵已挥了挥手。

她才刚迈出几步，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轰——！”

地动山摇的爆炸声撕裂了夜幕，她猛地回头，看到浓烟中那个刚刚救过她的身影重重地摔落在地。

她惊恐地叫了一声，将孩子放在地上，跌跌撞撞地奔向那倒下的士兵。

他浑身是血，脸颊上鲜血与灰土混在一起，腿不自然地扭曲着，衣服下的骨头已白森森地露出。

他的胸口起伏极慢，嘴角溢出的血泡不断破裂。

阮文竹跪在他身旁，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士兵勉强睁开眼，似乎听到了她的声音。

他艰难地从军衣内兜掏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手颤抖着递到她手中。

阮文竹双手接过，泪水滴落在那封染血的信封上。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能发出，下一秒，他头一歪，便再无声息。

阮文竹抱着他的尸体，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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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前模糊成一片，只记得他临终前那只颤抖着交付信物的手，还有那双眼里最后一抹清澈的光。

那一夜，阮文竹没有回家，她找来一块木板，小心翼翼地将这位中国士兵背到家后山的一处隐蔽山坡。

她跪着，用手和铁锹一点点刨出一个坑，将他安葬其间，并在墓前堆起一堆黄土，用石头垒起一个简陋的墓碑。

风吹得墓前的野草伏倒在地，仿佛也在低头叩谢这段生死恩义。

张鹏的牺牲仿佛在阮文竹的生命中刻下一道深深的裂痕，日复一日地提醒她，自己所欠下的恩情从未偿还。

将他埋入山坡的那一晚，她整整守在坟前一夜，直到东方泛白。

张鹏的信和照片，她用一块红布仔细包好，藏进家中柴垛下最深的角落。

她不敢把事情告诉村里人，张鹏的墓也没留下任何军人的标记，只是她用手在泥土上摁出一个“鹏”字，随风即散。

但即便如此，这秘密终究还是泄露了。

1980年秋天，村里几名越南民兵挎着枪，挑着锹，一路气势汹汹地来到山坡。

阮文竹正好送儿子去邻居家，无意中瞥见几人走向张鹏的埋骨地，心中猛然一紧，撒腿便冲了过去。

她抵达时，本隆起的黄土被铲得四散，墓前杂草翻飞，碎土中赫然可见一块染着褐红的军装碎片。

那是她亲手埋下的张鹏遗物，连带着她所有的愧疚，也一并被掀翻在地。

“住手！”她冲进人群，拦在坟前，张开双臂像一只护雏的母鸟。

民兵们一愣，随即有人冷笑：“你疯了吗？这是个中国兵的坟，我们要清理干净！”

“清理？”她咬着牙，眼眶泛红。

“你们谁敢说自己没吃过中国送来的米？你们谁家里没有用过中国人给的药？你们拿人家的好处，现在却连尸骨都不肯放过，你们还有良心吗？”

她嗓音嘶哑，语气却如刀子般锋利。

一时之间，空气凝固了，那些民兵面面相觑，有人低头，有人转身，还有人神色惭愧，嘴里嘟囔着“反正命令是上头下的”，最终悻悻地离去。

人群散去，阮文竹跪在坟前，颤抖地拾起那片军装残布，用衣袖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

她一边用手聚拢四散的黄土，一边喃喃自语：

“中国兄弟，让你受惊了，我没护住你……”

从那天起，她下了决心，要守住这座孤坟。

每逢初一十五，她便会挑着一小篮干粮、几炷香，上山打扫坟前，拔草、添土，烧纸、敬酒。

山里有人暗暗感慨，说“张鹏的坟比村里有儿有女的老人的还干净”。

有一次，她甚至因为给张鹏坟前挂了一面红色布条，被村干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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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过时，那布烈烈作响，仿佛张鹏的英灵在风中回望。

这些年，她不停尝试寻找张鹏的家人。

她凭着那封信上的地址，曾托人翻译，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信寄往中国，写了十几封，却从未得到回信。

她甚至偷偷翻越边界，希望能有人带她入关，结果被遣返回村。

1986年边境稍微放松，她和丈夫在芒街开了一家小面馆，专为中国人服务。

每逢客人进门，她都悄悄打听，“你是从鄂西来的吗？”“你知道柳溪村吗？”“有没有听过宋桂花这个名字？”

这家店，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还命。

19年过去了，张鹏的坟前依旧整洁如新，连风也知晓这坟不该动，雨也绕开它的黄土。

阮文竹从未停下寻找那位名叫“宋桂花”的中国母亲的脚步。

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她，会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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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里，一位衣着朴素、背着摄像包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操着一口不算标准的普通话，自称是从湖北来的记者，姓吕，正在做的专题采访。

阮文竹在灶台后听到“湖北”两个字，就冲出厨房，一把抓住吕记者的手臂，声音发颤：“你说……你是湖北人？”

吕梁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点点头：“是啊，襄阳人，怎么了？”

“你、你知道鄂西的柳溪村吗？知道一个叫宋桂花的老人吗？她儿子……她儿子叫张鹏……”

说完这几句，阮文竹已经哽咽，几乎站立不稳。

她小心翼翼地将那封泛黄的信和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黑白照片递给吕梁：

“这是他救我的那天交给我的……他……牺牲了……我找了他妈妈十九年了……”

吕梁接过信纸，一行行端详，他沉默许久，郑重地点头：

“我帮你找，不管多难，我一定帮你找到。”

回国后，吕梁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第一时间联系了湖北省民政局，又辗转多个乡镇办公室，终于在三天后找到了张鹏的家。

推门而入的那一刻，他看到一位佝偻的老人正坐在炕沿缝补旧衣。

“你说什么？你说……我家鹏儿的消息？”

吕梁颤抖着双手将信和照片递过去，老人接过那张照片时几乎是扑了上去，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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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得几乎喘不上气，家人扶着她坐下，她却执意不肯放手那封信。

几天后，宋桂花逐渐平复了情绪，她坐在自家老屋的木椅上，对吕梁低声讲述起往事。

“我男人也是兵，1963年援越时染病早早走了，后来鹏儿参军，我没拦着，想着他有血性。”

“可那一年，部队只回来了编号，说他走散了，下落不明，我天天烧香拜佛，盼着有个人能告诉我，他是怎么走的……”

这一天，她等了快二十年。

得知这个消息，多年夙愿得偿还，阮文竹带着亲人，将张鹏的遗骨从山坡上小心取出。

路途中，她一直紧紧抱着那口骨灰盒，生怕一个颠簸就让这位沉睡十九年的“亲人”受惊。

他们走了上千公里，跨过国境、翻越山峦，最终，在湖北鄂西柳溪村的那条黄泥小路上，站在了宋桂花家的门前。

阮文竹哽咽着跪倒在门前，将骨灰盒举过头顶，“我把他，带回来了……”

宋桂花扑上去，一把抱住她，嚎啕大哭。

阮文竹说：“我认宋妈妈为母亲，他救了我，我也想为他尽孝道。”

此后几年里，阮文竹几次回中国看望宋桂花，送去钱物，陪她看病、过生日，她还曾将宋桂花接到越南居住一个月，尽心尽力招待。

老人八十大寿那年，阮文竹带着儿子再次登门，三叩首，行大礼，泣不成声。

来源：与时档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