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结论通过对1965年至2015年间佛兰德斯地区视觉艺术家的 494 份资助提案进行多重分析，我们观察到，资助提案中的说明策略随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且变化尤为剧烈和频繁，而随领域地位的变化则略有不同。在早些年（1965-1985 年），文化政策包括社会福利
四、结论通过对1965年至2015年间佛兰德斯地区视觉艺术家的 494 份资助提案进行多重分析，我们观察到，资助提案中的说明策略随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且变化尤为剧烈和频繁，而随领域地位的变化则略有不同。在早些年（1965-1985 年），文化政策包括社会福利目标，视觉艺术领域以 “为艺术而艺术 ”的价值观为主导，提案主要依靠浪漫主义策略--特别是那些强调艺术家个人艰辛和为艺术自我牺牲的策略元素。近年来，尤其是从1996年开始，申请者更倾向于使用异质性（学术、社会参与和创业）策略，放弃了苦难艺术家的叙述。这种转变不仅与当时艺术领域的社会转型（Bishop，2006 年）和科学转向（Peters and Roose，2020 年；Laermans，2018 年；Schinkel，2010 年）等变化相一致。它还与弗拉芒文化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重大变化相吻合，即更加注重企业精神和社会影响等异质性价值观，并摒弃了以往在评估艺术家提案时对社会福利因素的依赖。在申请资助的艺术家中观察到的向更多的异质性证明策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申请者最近放弃了自主性原则：美学和声誉策略，即参考艺术作品的特点和艺术领域的象征资本，在任何时期都被申请者所使用。即使是浪漫主义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明显变得不那么流行了，但也以职业合法化的形式部分地保留了下来。这凸显了艺术家与生俱来的艺术创作动力的核心地位--即使他们也使用创业策略，而这种策略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浪漫主义价值观相悖。因此，虽然受苦艺术家的特质不再流行，但艺术召唤的浪漫体验却继续受到追捧。尽管申请资助的弗拉芒艺术家在声誉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的申请策略几乎没有随申请者的领域地位而变化。然而，不同领域地位的申请策略却各不相同，这很能说明问题。布迪厄（Bourdieu）认为，艺术领域的新来者和“被拒者 ”试图通过新型美学和美学合法性来渗透现有秩序，这一点得到了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声誉相对较低的艺术家将一些社会和学术策略引入了资助提案的讨论中。声誉较高的申请者使用了企业话语，这在当时也是新颖的。总体而言，说明策略随领域地位的变化不大，这表明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申请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即可能性空间--所带来的压力或提供的可能性来调整他们的说明策略的。这表明，当艺术家承担起资助申请者的角色时，他们会根据艺术领域和文化政策所施加的限制来调整自己的策略。自2015年以来，我们所观察到的资助提案中艺术话语与文化政策之间的同构现象很可能有所加剧，这正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局限性。艺术家拥有的撰写资助申请书的工具在不断扩展。网上不仅有数不胜数的分步写作指南、申请书格式和成功范例，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靠为艺术家代写资助申请书谋生，因此他们在撰写时可能会以策略性为主。艺术家不再自己撰写申请，而是将撰写资助申请的工作外包给专业撰稿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很可能关系到艺术家的特质以及艺术领域的整体价值观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受资助艺术话语的一部分。文献来源丨Peters, J., & Roose, H. (2023). The Grant Proposal as a Genre. A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Visual Artists and their Legitimations for Government Grants in Flanders, 1965–2015.Cultural Sociology,17(4), 514-537.https://doi.org/10.1177/19367244241264249编译丨彭采扬，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环境社会学责编丨王许萌主编丨马文原标题：《论文推介 | 艺术家资助申请的成功率》 来源：依依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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