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近代史课程及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起始，以及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发展，以展现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历程。中国近代史比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例证。复旦大学的

原文刊于《复旦学报》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近代史课程及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起始，以及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发展，以展现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历程。中国近代史比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例证。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由胡绳武、金冲及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形成有复旦特点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体系和研究重点，为该学科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复旦历史系 中国近代史学科 胡绳武 金冲及

正文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在此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一些大学开设了名称各异而内容为最近百年史事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但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成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开设的必修课程是在1949年以后。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近代史课程及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起始，以及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逐步发展，重点是课程设置等教学活动，以展现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历程。

一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端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历史系于11月制定《1952年度教学计划》。该计划以苏联的大学历史教学为模板，明确中国通史课程相当于苏联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苏联通史，将中国通史分为五段，前面四段分别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及清（鸦片战争以前），第五段为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并指出，五四以后的历史因全校共同必修课已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一课，必然会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内容，因此无需在中国通史课中重复讲授。于是，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即中国近代史开始列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教学计划中。

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历史系按苏联大学模式设立了中国史与世界史两个教研组，中国史教研组召集人为陈守实，干事为助教邓廷爵。中国史教研组有陈守实、蔡尚思、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6名教授，各有自己的专长，无人愿意承担新开设的中国通史第五段讲授，鸦片战争后的历史此时还不被认为是与古代史相当的一门学问。于是，1952年下半年历史系决定让助教胡绳武承担此课, 并提升其为讲师以示鼓励。根据胡绳武回忆，他以来不及备课为辞推脱，系里遂请教授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最好的陈守实与他共同承担这门新课, 陈守实主讲胡绳武辅导,一学期后即1953年春季学期再由胡接替。但据《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1952年度工作计划》，陈守实承担该年下半年三年级课程中国史第四段，该学期无中国史第五段课程。该计划明确规定由胡绳武负责准备中国史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段，教学准备计划必须向教研组提出并付诸讨论通过，并于1953年上半年给三年级学生开课。1952年12月4日，中国史教研组会议确定由胡绳武准备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一段，于1953年开课。1953年第一学期（春季）历史系三年级课表列出中国史第五段的课程，授课教师胡绳武，每周五学时，分别为周二、周四两学时，周六一学时，备注栏写明时段为1840-1894，由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出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课表上。该年第二学期（秋季）课表列出胡绳武开设中国史第六段，备注栏未标出时段，应为1895-1919，也是五学时并分三次上课。即胡绳武负责的这门新课以1894年为界，讲授两个学期，每周5个课时。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课表上改称为中国近代史。在胡绳武开设新课后，新闻系向历史系提出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胡绳武请行政编制尚在教务处的金冲及于1953年秋季学期开这门课，该课每周三学时，分两次上课，讲授两个学期。

院系调整前，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中并不看重教学大纲，许多教师上课并无教学大纲。院系调整完成后，历史系按照苏联大学的模式制定教学改革工作计划，提出本系历史专业基本课程都要有教学大纲，并要求每位教师在思想上与行动上都要习惯于集体教学制度。按此计划，教研组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由教师制定各自负责历史时段的教学大纲，然后在教研组中讨论通过。但大多数教授并不习惯这种学习苏联的新做法。1952年11月14日系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蔡尚思说自己的教学提纲至今没有写好。谭其骧则说由于将教学计划看成单纯的事务，对于其基本精神不甚了了，教育部发的苏联教学计划至今还没有看完。1953年1月5日的系教学会议上，陈守实说，教学大纲不算十分重要，反正课教完了就可以拿出来。胡绳武接着说，大纲、提纲的讨论目前是赶不上教学的，而教学大纲的讨论是无助于教学的。

尽管教师们对编写教学大纲普遍有意见，但仍不得不按要求予以执行。胡绳武与金冲及两人就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主要依据，参考苏联叶菲莫夫的《中国近代史》讲义，编写了教学大纲。因为这是门新开的课程，中国近代史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供参考的研究著作极少，而据胡绳武在教研组会议上说，范著近代史作为教材并不合适。因此，胡绳武与金冲及两人在教学中遇到问题，就在一起商议探讨，达成共识后再分头去历史系和新闻系讲课。就这样，胡绳武与金冲及共同开创了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的教学。

历史系在院系调整后制定的第一个教学计划《1952年度教学计划》中虽然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因全校共同必修课已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一课，必然会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内容，因此无需在中国通史课中重复讲授，但1952年底已考虑在中国通史中开设五四运动后的课程了，这门课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起始年份为1919年。12月4日，中国史教研组会议商定由金诺负责准备这门课。金诺是辩证唯物论教研组的教师，虽参加中国史教研组的活动，但在行政上并不属于历史系。因此，这一安排最终无法落实。

1953年10月，历史系制定该年度专业教学计划时，确定由张遵骧承担中国现代史课程，该课讲授一个学期，安排在第七学期，即四年级第一学期。张遵骧是张之洞的曾孙，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刚安排到复旦历史系工作。接受开课任务后，他即开始做准备。1954年1月，张遵骧在中国史教研组会议上说，已经为中国现代史课程搜集了一些资料，希望教研组的先生们对这些资料加以批评和提出建议，并希望对新课程的开设予以讨论。张遵骧在西南联大时遭遇过车祸，脑子受到损伤，对讲课有影响。于是胡绳武请系党总支与学校沟通，于1956年9月将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的余子道调入历史系，与张遵骧一起讲授中国现代史，每周四课时。这样，中国近现代史的两门主干课程先后建成。

两门主干课程之外，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课程还有蔡尚思开设的中国现代思想史，1955-1956学年第二学期的历史系课表显示该课每周三学时。此外，还有经济系为历史系开设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起步后，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1955年春，胡绳武与金冲及同时在《复旦学报》第2期上发表各自的论文，前者是《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后者是《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与此同时，金冲及还在该年《历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对于中国近代史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这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科最早的论文。

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与教学密切结合的，一些论文的基本观点最初就产生于课堂讲授和讨论之中。1957年金冲及与胡绳武参加关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课堂讨论会（当时称之为“习明纳尔”），他们两人在讨论中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课后，金冲及根据课上讨论写成文章，因为吸纳了胡绳武的观点，就用了两人署名的方式，以《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为题发表在《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上。这是金冲及、胡绳武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合作的开端，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合作，并开拓出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最早的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逐步走上正轨的过程中，历史系的教研组体制发生了变化。1952年中国史教研组最初成立时有8人，除前面提到的6位教授外，还有胡绳武和助教邓廷爵。因为教学时段跨度大，1953年11月，教研组会议决定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教学小组，除每月一次教研组集中活动外，都按教学小组活动。近代史教学小组由胡绳武担任组长，成员有刚留校的助教戴学稷和编制尚在学校教务处的金冲及。1955年9月，历史系将中国史教研组分为上古中古史与中国近代现代史两个教研组，主任分别为陈守实与胡绳武。至1956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有胡绳武、金冲及、戴学稷、张遵骧、余子道和当年留校的陈匡时，共6人。

二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蹒跚前行

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政治形势对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讲话。陈伯达在这个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厚今薄古”的号召在历史学界立即产生了反响。

3-4月间，“厚今薄古”成为复旦历史系教师和学生激烈讨论的话题，全系为此举办了三次大会和数十次小会。一些师生指出，历史系存在着“厚古薄今”的现象，而且还比较严重。对此，系主任谭其骧向师生表示，解放以来历史系有进步，但进步不大，还存在思想上看不起近代现代史的情况；过去着重古代史，就把所谓较差的人去搞近代现代史，还认为古代史学术性强，现代史学术性不强。有学生就指出，教师认为近代现代史学术性差的看法影响了学生，不少学生对近代现代史论文不感兴趣，并且系里教现代史的人手也不足。还有的学生认为，历史系不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厚古薄今”现象，即使在属“今”的中国近代史课讲授中，前面讲的多，后面讲的少，例如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乎没有讲，这也是一种“厚古薄今”。

在讨论中，一些师生提出贯彻“厚今薄古”的办法就是“从今到古”，即在教学上先从现代史学起。在此影响下，历史系当年制订的规划草案提出，教学计划要贯彻“厚今薄古”方针，在教学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将五年学制改为四年；专业课程压缩在两年学完，使学生有更多时间深入实际斗争从事调查研究；而贯彻“厚今薄古”方针最直接的做法是将通史课的讲授次序从以往的从古到今改为从今到古，即先教近代现代史再教古代史。这个草案为当年入校的一年级学生制订了教学计划，第一学期上中国近代史课，第二学期上中国现代史课，中国古代史的课则安排在两年级。

在全系讨论中，没有师生公开反对“厚今薄古”，但对颠倒原有教学次序的从今到古的安排表示不认同的师生却不少。周予同说，中学里的语文教学，由古到今和由今到古两种方法都试过。目前历史课是采用由古到今的，只是教不好。这是属于教学方法的问题。田汝康说，我觉得综合大学还应该注意科学性问题。至于先学古代史，还是先学近代现代史，我是动摇派，没有什么意见。显然，两位教授都委婉地表达了对改变教学次序的不赞同。规划草案虽制订出来了，但因为变更太激烈，并未付诸实施。系主任谭其骧在1959年7月的系务会议上谈到此事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片面理解，认为“厚今薄古”就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不了解主要是思想问题。

“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各地响彻“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复旦历史系的教师无法置身于外，也制订了集体和个人的跃进计划。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跃进计划的目标是：一、全体同志争取在五年内（1958—1962年）红透专深；二、五年内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著作研究、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三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土地问题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史、抗日战争史、上海学生运动史、资产阶级史学批判、中国现代思想派别与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派别）、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15门选修课。三、五年内写出1500万字的著作和资料选辑，其中500万字著作和1050万字资料。根据计划，500万字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与调查研究和选修课结合一起的，其特点有三：1、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2、贯彻“厚今薄古”方针；3、理论联系实际，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这个计划还列出了实现以上三个目标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有：为了让学生参加校外的调查，整个课程从四年缩短为两年，近现代史相应地从两年缩为一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小组，并准备逐步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研组，由组内所有人参加，吸收系内其他教师跨组参加，以及外系教师参加；争取1959年国庆十周年编写出2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初稿；全体成员都要下厂参加劳动锻炼和调查，与学生一起向工人阶级学习，培养工农感情。这一跃进计划的目标如写出500万字著作、编出1050万字资料等完全脱离了实际，根本无法实现，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风貌。

教研组跃进计划之外，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每个教师都要制定个人红专五年计划。红的目标大同小异，都是要解决立场问题，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树立或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党员教师和非党员教师的表达会有差异。专的目标则因个人的专业和学术起点而有不同。胡绳武的目标是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资料，做出卡片两千张，以辛亥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为中心进行研究，每年写出一至两篇专题论文。在教学方面，加强专门化的备课工作，1959年开出辛亥革命史专题，1961年开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余子道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系统掌握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资料，编写出教学提纲和参考资料，胜任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工作，并以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为研究方向，5年内写出论文5篇。与教研组的跃进计划高调激进不同，教师的个人红专计划相比之下就要务实多了。这表明教师对个人计划比较慎重，不愿定下无法完成的高指标。而教研组计划是集体目标，完不成无需个人承担责任。

“大跃进”的影响体现在无法完成的高指标集体计划书中，而这一时期对政治挂帅的日益强调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之中。历史系于1960年5月制订的专业教育改革方案认为，“过去教学工作中，政治理论课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完全在各门学科中占领阵地”，因此历史学专业教育改革最主要的关键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具体而言，就是要“打破以王朝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史学体系，建立起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厚今薄古的，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并以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体系。”

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因此建立了师生共同参加的课程革新小组，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门主干课程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认为，这两门课程基本上贯彻了毛泽东思想，但在教学中也存在问题，如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够深入和全面，中国现代史课程没有全面系统阐述毛泽东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中国近代史课程对毛泽东关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论断也缺乏系统的分析；此外，教学内容尙有庞杂、重复和陈旧之处，理论联系实际还不够紧密，战斗性还不够强，在教学方法上未能充分发挥同学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等。由此，课程革新小组提出，中国現代史課程应确定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课堂教学围绕深入分析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著作来讲述历史事件，同时特别注意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上的伟大贡献；中国近代史课程也要进一步明确以毛泽东对近代社会的论断和指示为纲，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上，将课堂教学时间压缩到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增加同学的自学时间，并以大部分的自学时间组织和引导同学学习毛泽东著作。根据中国近代现代教研组自己的总结，采取上述措施后教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学质量有显著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如中国现代史课程在讲授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专题时，就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篇文章为主，来讲述这两个时期的历史事件。中国近代史课程则以《矛盾论》来分析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主要矛盾，以及当时的阶级状况，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在整个教学中。 由此可见，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与全国整个近代史学科一样，与整个政治潮流的发展密切相关，进入六十年代后毛泽东著作及其关于近代历史的论述主导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随后，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制定的《高校60条》，强调高校工作以教学为主，要提高教学质量。于是，高等院校开始调整之前的激进做法。4月，复旦大学配合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调查组在复旦开展调查工作，认为“大跃进”中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变化太多，教学质量相对下降。8月，复旦大学党委分别组织党政干部、老年教师、青年教师和学生讨论《高校60条》草案，并以此指导学校各项工作。

在此背景下，历史系顺势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1961年3月，已经担任副系主任的胡绳武在系务扩大会议上传达校委会会议精神时说，历史系的工作要努力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方针，当前工作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一个月后的系务会议，继续强调要提高教学质量，尤其要提高授课质量，要重点抓低年级学生。

中国近代现代史课程在大力抓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和提升，具体表现为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门主干课程外，开出一组中国近代现代史专门化课程及专业选修课，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体系。在历史学专业内分设专门化是学习苏联的大学历史教学模式。1952年中国史教研组刚成立，就设想在中国史内设古代史、近代史、汉族以外各民族史三组专门化课程，以后又考虑过设先秦、隋唐、近代三个专门化。但由于近代史师资不足，且缺少其他学校可供参考的先例，专门化的目标虽一直存在，课程却无法开出，两门通史类的主干课程之外，只有中国现代思想史等极少的近现代史课程。

1959年秋季中国近代现代史专门化课程首次开出。胡绳武为五年级学生开出中国近代思想史课，作为中国近代现代史专门化课程之一。同学期开出的专门化课程还有刘力行的中国共产党史、沈以行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和经济系伍丹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三门课。1960年秋季，胡绳武和金冲及分别开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生课程。1961年秋季，胡绳武又为五年级学生开出辛亥革命史选修课。1962年春季，余子道开出中国现代政治史专题的专门化课程。1963年春季，金冲及等开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研究、新闻系宁树藩开出中国现代重要报刊介绍两门专门化课程。这样，中国近代现代史有了较为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

上述开设中国共产党史课程的刘力行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开设上海工人运动史的沈以行是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负责人），这是因为复旦历史系与历史所之间存在的合作，这一合作对复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1958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指示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前身）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并，次年7月历史所从复旦大学划出，随后归并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虽然历史所与复旦历史系合并时间不满一年，但由此开始的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推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

复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1958年提倡“厚今薄古”要改变通史教育次序是极端的做法，但中国近现代史需要大力加强却成为历史系师生的普遍看法，由此该年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人员增加的重要年份。在1957年黄美真毕业留校进教研组后，1958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一下子进了4名本系毕业生吴瑞武、杨波州、邹万春、谢圣智。此时留毕业生特别强调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专业素养却在其次，4名留校毕业生中后3名都是中共党员。同年还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赵清分配到复旦历史系，进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该年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进人最多的一年。此后，1961年李华兴毕业留校进教研组，1962年王知常毕业留校进教研组。至1966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师有胡绳武（1962-1964年借调北京参加史学概论编写）、金冲及（1965年初离开复旦调往北京）、余子道、陈匡时、黄美真、赵清、吴瑞武、邹万春、李华兴、王知常。此外，蔡尚思在编制上也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但不太参加教研组活动。教研组对青年教师在专业发展上有统筹考虑和安排。陈匡时跟随胡绳武，培养目标是近代史教学研究骨干。吴瑞武与李华兴做蔡尚思助手，发展方向是近现代思想史。黄美真与赵清以上海工人运动史和上海地方革命史为研究重点，并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合作。王知常入学前在部队待过，以军事史和现代史为研究重点。

三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停顿和新发展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复旦历史系与全国一样卷入了政治运动，正常的教学完全停顿，更不用说学科发展了。

1970年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2月，首届工农兵学员近千名进入复旦大学，其中历史系42名。工农兵学员入校后，原先已经成熟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被完全推翻，重起炉灶。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本系开设的专业课只有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三门，另有一门学校政治课教学小组开设的中共党史课。课程安排遵循“厚今薄古”原则，按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顺序来安排，且课时大幅度压缩，每门课只上一学期，中共党史与中国近代史皆为76课时。

中国近代史课仍由胡绳武负责。但已经过多年实践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弃之不用，替代的是全新的教学计划。新计划确定以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15篇著作为基本教材，“紧跟形势，从现实阶级斗争需要出发，追溯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旧教材开展批判，采取选择重点问题，以解剖麻雀来掌握一般规律，加深对毛主席伟大论述的理解。”

工农兵学员入校不久，1971年初, 周恩来总理要求上海编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这个任务交给复旦大学，指定由胡绳武负责组织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师进行编写，确定《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十本，规定出书时署名“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不署个人姓名, 也不设主编。由于时间紧人手不够, 于1971年春借调了华东师大历史系陈旭麓、李道齐两位来复旦参加编写（陈、李来历史系后，也参加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这套丛书从 1972 年开始陆续出版，出版后被列为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课的辅导教材。

中共党史虽是政治课，由校政治课教学小组开设，但由文革前主讲中国现代史的余子道负责党史教材编写组编写讲义。编写讲义的任务是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原复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交给余子道的，写作组方面具体负责此事的是文革前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助教吴瑞武。当时其他省市如北京、浙江等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后都在编中共党史，朱永嘉认为上海有能力比其他省市编写得更好。余子道认为，工农兵学员进校后需要一本教材，社会上学习党史也有此需要，因此接受了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初稿）1973年7月编成后作为内部本印出，分上下两册，上册从1921年至1949年，下册从1949年至文革前夕。

除中国近代史丛书和党史讲义外，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这一期间还编写了几本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1975年出版的《沙俄侵华史》是由中国近代史的姜义华、杨立强与世界史的田汝康、金重远等撰写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四册由陈匡时、李华兴负责选编，完成后于1977年出版。出版于197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虽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日本史范围，但因为包含大量日本侵华史料，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余子道和姜义华参与了该书的选编工作。上述两本史料选编在文革结束后仍被学界广泛使用，《沙俄侵华史》于1986年出了修订本，在此基础上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成为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方向。

工农兵学员进校教学活动重起后，“文革”初期因运动而停顿的教研组也恢复起来。1972年9月，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一分为二，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由胡绳武任组长，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由黄美真任组长。1974年7月胡绳武借调到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后，由杨立强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副组长，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组长改由赵少荃担任。

“文革”结束后，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1978年春秋两季，1977、1978级学生先后入学。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历史系恢复重视通史教学的传统，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门主干课程重新列入课表。给笔者所在的78级上中国近代史课的是杨立强、沈渭滨两位老师，每周5课时，上一个学期。中国现代史课上两个学期，分别由赵少荃、徐矛两位老师讲授，每周3课时。

与“文革”前相比，中国近代史学科此时开出了许多选修课，充分展现了近现代史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研究兴趣。就我们78级从入学到毕业的1982年春季学期来说，系里开出的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有，陈匡时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黄苇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陈绛的洋务运动史，黄美真的汪伪政权史，姜义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汪熙的中美关系史，赵少荃的中国现代人物研究等。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此后的研究方向就是从这些选修课中发展出来的，如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汪伪政权史、中美关系史。

我们在读期间，对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专业方向的学生来说，还有一次十分珍贵的机会。1981年4-5月间，开启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金冲及与胡绳武受历史系之邀回到母系，开设辛亥革命史课。这是一门短期集中讲授的课程，历史系学生选课众多，教室安排在第二教学楼一楼东头的大教室，济济一堂，坐满了学生和教师。两位先生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分析和见解令听课同学大开眼界，尤其是金冲及先生几乎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出色的口才让同学们印象深刻，赞不绝口。我的同班同学张国伟在4月21日听金先生第一课后在日记中写道：“讲得很流畅。他对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国近代史学科也有了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机会。1980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和徐中约先后来复旦历史系开讲座。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历史系举办“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学者在内的60余人。这样的交流在之前是不可能的，由此开始了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对外学术交流。

由于文革中和文革结束后的人员频繁调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人员有较大变动。1982年我们毕业前，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杨立强，成员有陈匡时、汪熙、陈绛、黄苇、沈渭滨、夏林根、陈宗海。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黄美真，成员有余子道、赵少荃、徐矛、刘其奎、张云、曹振威、石源华。此外，还有开设近现代史课程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李华兴、姜义华。

四 小结

中国近代史课程在复旦大学开设时，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也才起步不久，可供参考借鉴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胡绳武、金冲及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课程体系。五十年代是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起步阶段，上课的老师边写讲稿边讲课，胡绳武坦言有时写到午夜，第二天的讲稿还没完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门主干课程先后确立。六十年代初，中国近现代史开设出一批专业课和选修课，初步形成了较有系统的课程体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下子新开出近十门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思想文化、史料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有复旦特点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体系，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因时因地确定了重点研究方向。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胡绳武与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对于为何选择这个研究方向，胡、金两位先生表达过差不多相同的看法：第一，这一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它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第三，复旦图书馆有丰富的清末民初的报刊资料，胡绳武还在复旦图书馆发现了共计12册的油印本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面许多材料没人使用过。了解研究现状和充分发掘本地资料优势，是他们确定辛亥革命史为研究重点并在后来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似的还有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汪伪政权史，就是因为余子道、黄美真等发现了大量汪伪政权和汉奸的史料，这个以往几乎没有研究的课题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方向的确立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还在于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六十年代初，在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合作过程中，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以及《大中华橡胶厂厂史》、《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等厂史，成为一个颇有生气的研究方向。可惜的是，这一研究方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延续下来。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