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修撰《隋书》是唐人的共同意志。武德五年（622年），高祖下诏修六史，命封德彝、颜师古负责隋史，是为《隋书》修撰之缘起。然数载未成，间有中断。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六史改为五史，由魏徵继续负责隋史修撰工作。至贞观十年（636年），共修成五十五卷，即今本《隋

唐朝建立后，如何认识隋朝的历史地位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课题。透过《隋书》，我们得以窥见唐人对汉唐间历史发展的思考。

《隋书》的修撰

修撰《隋书》是唐人的共同意志。武德五年（622年），高祖下诏修六史，命封德彝、颜师古负责隋史，是为《隋书》修撰之缘起。然数载未成，间有中断。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六史改为五史，由魏徵继续负责隋史修撰工作。至贞观十年（636年），共修成五十五卷，即今本《隋书》帝纪、列传部分。又增补志书三十卷，题名“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单独觐呈，后附于《隋书》，是为《隋书》十志。《隋书》的修撰工作跨越三十余年、历经三代皇帝而未弃绝，体现了唐人对认识和解决汉唐间历史发展问题的迫切需求。

《隋书》在唐初官修史中具有特殊地位。《隋书》的修撰规格远高于同时期修撰的梁、陈、齐、周诸史。在权责划分方面，诸史多由秘书郎、中书舍人分领要务而后魏徵“总加撰定”，唯《隋书》由魏徵亲自督撰。在修撰机制方面，《隋书》先后由重臣魏徵、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领衔，并汇集了褚遂良、于志宁、颜师古、孔颖达等一批知名学者负责具体内容的修撰。在史书体例方面，五史初撰皆未有志，惟《隋书》后续增补十志，拥有五史中最完备的史书体例。在史料取材方面，鉴于前人王劭所著隋朝史事“不足观采”，魏徵等人广搜著述、参校比勘、择众而从。在修撰过程中，还多次亲访孙思邈等隋朝旧臣核检遗漏，最大限度保证《隋书》记载的可靠性。通过一系列的保障举措，《隋书》的修撰质量可称上乘。清人赵翼曾给予《隋书》“文笔严净”的评价，足见后世对《隋书》的认可。

唐人对隋朝历史的思考

《隋书》高度评价隋文帝的统一南北的历史功绩。在唐人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统一的趋势并不明朗。正是隋文帝戡定内乱，平定齐、梁、陈等一系列政治行为，才使南北进一步分裂的趋势得以扭转，奠定了南北走向统一的预期。故史臣在《隋书》的文帝本纪末尾赞曰：“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周人、齐人、梁人、陈人之间身份隔阂被打破，代之以统一的隋人。隋朝统一的国家疆域被唐朝所继承，重视和强调“大一统”亦成为唐人思考历史发展问题的落脚点。

《隋书》关于隋亡的表述是唐人对“近代史”的反思。隋朝在文帝治下统一南北，却在炀帝手中迅速崩塌，兴亡之间引发了唐人对历史的思考。《隋书》将隋炀帝的过失作为“取鉴”的主要内容。在客观层面，书中大量列举炀帝暴政所造成的灾难；在主观层面，渲染炀帝治下社会失序的混乱局面。《隋书》将隋炀帝作为隋亡的主要原因，强调皇帝个人欲望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联。从“人事”的角度反思和总结“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经验，是唐人思考历史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唐人还将隋亡的思考纳入秦汉至隋唐“大一统”国家框架下进行论述。《隋书》“史臣曰”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唐人认为秦隋的衰落具有共通性，唐继隋兴与汉承秦起多有共同之处。超越南北朝时期的纷扰，将唐朝的历史地位直接与汉朝相比，显示出唐人的开拓气象。秦汉隋唐之论，是唐人认识自身历史地位，思考汉唐间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人关于隋亡的思考带有因人论迹的色彩。《隋书》颂扬文帝、贬低炀帝，对二者的共有行为也给出不同评价。如二者皆滥用民力，《隋书》对文帝的行为加以美化，而斥责炀帝视万民为草芥。忽视了二者政治行为内在的一致性，有以论带史的客观局限性。由于《隋书》承担着许多政治性命题，这种局限亦是唐人在现实政治利益纠葛下思考历史发展问题的必然。（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来源：贴近地面飞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