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月的阳光跟针似的，刺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县医院门口，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打湿了衬衫后背。

八月的阳光跟针似的，刺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县医院门口，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打湿了衬衫后背。

其实我也没想真要回那五万块。十年了，这钱早就在我心里打了折，能要回一半就不错了。要不是厂子放假，我也不会专程跑这一趟。

堂弟小涛上个月打电话来，说做生意赚了点钱，准备还我。我听得出他声音有些闪烁，但还是答应了见面。

大概是2011年吧，小涛来找我借钱。那时候我在县城塑料厂当班长，刚买了房子，手头紧，但好歹有个稳定工作。小涛比我小六岁，头脑灵活，人也机灵，总说要做大事。那年他找到个做餐饮的项目，差五万块启动资金。

“哥，这次肯定行。”他拍着胸脯，“最多三年，连本带利还你。”

我媳妇当时不同意，说小涛以前借钱就没按时还过。但我心软，想着一家人嘛，再说她不知道小涛小时候为我挨过揍的事。

他爹——我叔叔脾气暴躁，有次发现我偷了他家的鸡蛋，举着棍子要打我。是小涛说是他拿的。

“你借，我把私房钱拿出来。”媳妇最后说，“但这是最后一次。”

后来啊，小涛那个餐馆开了半年就黄了。他也不敢来见我，听说去了广东打工。我倒也没多生气，只是有点失望。日子还得过，那年我媳妇怀孕，医院、装修、买奶粉，钱哗哗地流水一样花出去，那五万块的事就这么搁置了。

“您好，请问是来看病的吗？”

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打断了我的回忆。我这才发现自己在医院门口站了有些时间。

“哦，不是。我找人。”

我掏出手机准备给小涛打电话，却发现手机没电了。算了，先进去看看。反正他说在住院部五楼。

电梯里贴着”维修中”的纸条，我只能走楼梯。上到三楼时，腿已经有些发软。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大妈正在拖地，拖把上粘着几根黑头发。

“大妈，住院部五楼是不是——”

“肿瘤科。”她头也不抬地说，手上动作没停，“直走到头右转。”

肿瘤科？我心里咯噔一下。小涛没说是谁住院啊。他爸妈早些年就过世了，他自己…不会吧。

五楼走廊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杂着一种说不出的沉闷。病床旁边站满了人，大部分都是中年面孔，疲惫而焦虑。有几个年轻护士推着药车穿梭其间，小声交流着什么。

“让一下。”

走廊尽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抬头看去，是小涛。他比十年前胖了不少，脸色发黄，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他正推着一张病床往我这个方向来，床上躺着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

我站在原地没动，思绪有些混乱。小涛一直到推到我面前，才猛然停住，目光闪烁。

“哥…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在楼下见吗？”

我没回答，目光落在病床上的人身上。女人脸色惨白，手臂上扎着点滴。她闭着眼睛，看不清脸。但有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奇怪的熟悉感。

“她…”

小涛还没说话，病床上的女人突然睁开了眼睛。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下。

是周莉。我初中时的同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女孩。

她显然也认出了我，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即又闭上了。

周莉家在我们村后面的山脚下。初中时，她每天要走五里路上学。

1997年的冬天特别冷，下了场大雪，学校到处是打雪仗的孩子。没人注意到周莉没来，只有我发现她的座位空着。那是我第一次翘课，一个人顶着风雪去找她。

她家房子很旧，门口堆着柴火。我敲门时，她爸开的门，说周莉感冒了，不能上学。

我站在门口，搓着冻僵的手说：“我…我给她带作业来了。”

其实书包里除了两个冷掉的红薯，什么也没有。

之后的事情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她出来了，接过红薯，脸红红的。我们坐在房前的石阶上，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雪一点点变小。

后来她转学了，据说是去了县城。那年夏天，我鼓足勇气去县城找她，却在她家小卖部前碰见她和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有说有笑。

我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大家都说我是个固执的人。确实，这么多年，我再没主动联系过她。连她结婚的消息都是听村里人说的。

病房里只有我、小涛和周莉。空调嗡嗡作响，设定的温度是26度，但房间里依然闷热。

“癌症晚期。”小涛低声说，“去年查出来的，已经转移了。”

周莉睡着了，呼吸微弱但均匀。我看着她消瘦的脸庞，想起了很多往事。那个爱笑的女孩，那个帮我补习数学的女孩，现在只剩下一个虚弱的轮廓。

“她…她是你…？”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小涛点点头，叹了口气：“我老婆。我们六年前结婚的。”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可能是哪家有喜事。声音传进来，显得格外刺耳。

小涛起身去窗口关窗，窗帘是淡黄色的，有点发旧，底部有一小块污渍，像是咖啡渍。

“对不起，哥。”他背对着我说，“那五万块钱，我本来想——”

“不用还了。”我打断他，“都过去了。”

小涛转过身，眼睛红红的。他走到床边，轻轻拉住周莉的手。

“她知道我借了你的钱，一直催我还。前些年我在广东混得不错，开了个小加工厂，本来存了钱准备还你。结果她生病了，钱全花在治疗上了。”

我看着病床上挂着的药瓶，标签上印着复杂的名称，记不住，也不想记。

“上个月你突然打电话来，我以为你知道她病了。”小涛继续说，“没想到你是为了钱的事。她知道后，非要我今天见你，说无论如何要把钱还给你。”

我转过身，不愿让他看见我的表情。病房的窗户对着医院后面的一片空地，几个戴着口罩的病人在那里晒太阳。一个小女孩推着点滴架，在奔跑，她的妈妈在后面追着，担心她摔倒。

“我去接点水。”我说，逃也似的出了病房。

走廊尽头有个饮水机，旁边放着一摞白塑料杯。我倒了杯水，但没有马上回去。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旁边抽烟，虽然墙上贴着禁烟的标志。他看起来很疲惫，眼神空洞。我们在饮水机前沉默地并排站着，像两个等待什么重要事情的人。

“你家人也在这住院？”过了一会，他问。

我摇摇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也没再问，掐灭了烟头，转身离开了。

我拿着水杯，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过去的十年在脑海中闪回：结婚、生子、买房、工作……一切都按部就班，平淡无奇。有时候我会想起周莉，但那种感觉越来越模糊，像是看过很久的一部电影。

而现在，她就在几米外的病房里，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

护士站传来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年轻护士接起电话，说了几句，然后匆匆朝我这边走来。她进了周莉的病房，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

“需要加大剂量了。”护士对小涛说，“疼痛控制不太好。”

小涛点点头，眼睛里满是疲惫。护士调整了点滴，又检查了一下周莉的体温。

“你先回去吧，哥。”小涛说，“我明天再联系你。”

我没动，只是看着周莉。她的眼睛闭着，呼吸很浅。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她的被子上，形成一个温暖的光斑。

“不用了。”我说，“我今天就在这陪着。”

小涛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他看起来松了口气，好像卸下了一份重担。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床。小涛回家照顾孩子——是的，他们有个六岁的儿子，叫涛涛。我没见过那孩子，小涛给我看了手机里的照片，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眼睛像极了周莉。

医院的夜晚很安静，只有护士偶尔走动的声音和仪器的嘀嘀声。我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时不时看一眼病床上的周莉。

快到午夜时，她醒了。我赶紧递水给她，她摇摇头，示意不渴。

“小涛呢？”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沙哑。

“回家照顾孩子了。”我说，“我来陪你。”

她看着我，好像在确认我是不是真的。病房里光线很暗，只开了一盏小夜灯，但我还是能看清她眼中的光。

“对不起。”她突然说。

我愣住了：“为什么道歉？”

“五万块钱。”她说，“小涛一直没还你。”

我摇摇头：“不用提那个了。”

“不，我们欠你的。”她坚持道，声音虽轻但很坚定，“我知道那是你的房子首付。”

她知道？我有些惊讶，但没有追问。

“我一直催他去还你，可是…”她顿了顿，“后来生病了，钱都花在治疗上。现在也没用了。”

“别这么说。”我打断她，“会好起来的。”

她笑了，那种知道你在说谎但配合你的笑容。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你。”她突然说，“那年下雪，你给我送红薯的事。”

我没想到她会提起这个，一时不知怎么回应。

“那时候我妈问，是谁送来的。我说是同学。”她继续说，声音越来越轻，“她说，是不是那个总盯着你看的男生啊。”

我感到脸有些热，幸好房间很暗。

“后来我转学去了县城，你还特意来找过我。”她说，“那天我看见你了，在小卖部对面。但你没等我，就走了。”

我愣住了。原来那天她看见我了？

“我以为你讨厌我。”她说，“因为我没告诉你我要转学的事。”

我摇摇头：“不是的。我看见你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以为…”

“是我表哥。”她打断我，“那天他来送我上学。”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我们之间好像有太多的误会，太多的错过。

“后来我听说你结婚了，有了孩子。”她说，“我很替你高兴。”

我点点头：“我也是。”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事实上，听说她和小涛结婚时，我喝了一整晚的酒。那是唯一一次我对小涛心生怨恨。但现在，看着她病榻上的样子，那些感情都显得那么不重要了。

“谢谢你不计较那五万块钱。”她说，“小涛其实是个好人，只是运气不太好。”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我有个请求。”她犹豫了一下，“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父子？等我走了以后。”

我握住她的手：“不会的，你会好起来的。”

她摇摇头，眼中带着哀伤但很坚定：“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窗外传来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然后又远去。大概是又一个紧急病人被送来了。

“答应我。”她看着我的眼睛，“照顾他们。看在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

我点点头：“我答应你。”

她好像松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她又睡着了，但她很快又睁开眼。

“能不能…拉开窗帘？”她问，“我想看看天。”

我起身去拉窗帘。外面的天空很暗，但可以看到几颗星星。

“今晚的星星真多。”她说，声音很轻，好像在自言自语。

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坐在雪地里的小女孩，吃着我带去的红薯，脸被冻得通红。

“嗯，很多。”我说，声音有些哽咽。

她没再说话，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天空。

周莉走了，在秋天来临前的一个夜晚。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亲近的人参加。小涛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人都佝偻了。涛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葬礼后，我找到小涛，把一个信封递给他。

“里面是十万块钱。”我说，“先用着，不够再找我。”

小涛愣住了，眼睛红红的：“哥，我不能要你的钱了。”

“不是给你的。”我说，“是给涛涛的。周莉托我照顾你们。”

他没说话，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开。

回去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我撑着伞，走在乡间小路上。路边的田野里，稻子已经开始泛黄，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割了。

我想起周莉曾经说过，她喜欢秋天的稻田，金灿灿的，像是整个世界都在发光。

有些事情，终究没能说出口。但也许正如那五万块钱一样，有些债，不一定要用钱来还。

我走到村口，雨停了。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闪闪发光。

我突然想起，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不计较、不在意那五万块钱。

就像是一个人终于放下了一件沉重的行李，然后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走得更远。

去年冬天，县城下了一场大雪。我去看望小涛和涛涛，带了两个热腾腾的红薯。

涛涛已经上小学了，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小涛说他遗传了周莉的聪明。

“涛涛，叫你赵叔叔。”小涛对儿子说。

涛涛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赵叔叔”，然后接过我手里的红薯。

“烫不烫？”我问。

他摇摇头，小心翼翼地剥开红薯皮。

我看着他专注的样子，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亲切感。这孩子真的很像周莉，尤其是认真的时候。

离开前，涛涛拉住我的手：“赵叔叔，下次还来看我好吗？”

我蹲下身，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一定来。”

回去的路上，雪又开始下了。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逃走，如果我能等周莉解释，如果我们之间少一些误会，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但我马上又摇摇头。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如果”，但我们只能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

那个雪夜，我回到家，妻子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地躺下，想起小涛临别时说的话。

“哥，谢谢你。”他说，“周莉总说，你是她见过的最好的人。”

我闭上眼睛，感到一滴泪水滑落。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但我知道，春天总会来临。就像那些过去的伤痛，总会被时间抚平。

那五万块钱的账，终于可以一笔勾销了。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