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化元年（1465 年）的荆襄山区，阴云低垂，流民们在泥泞的山道上艰难跋涉。这些因土地兼并失去家园的百姓，原以为在这片广袤的山林中能寻得生机，却不知自己即将点燃一场震动朝野的起义烽火。而此时的紫禁城内，明宪宗朱见深正望着内阁呈上的奏疏，思索着如何在历经土木堡之

成化元年（1465 年）的荆襄山区，阴云低垂，流民们在泥泞的山道上艰难跋涉。这些因土地兼并失去家园的百姓，原以为在这片广袤的山林中能寻得生机，却不知自己即将点燃一场震动朝野的起义烽火。而此时的紫禁城内，明宪宗朱见深正望着内阁呈上的奏疏，思索着如何在历经土木堡之变后的颓势中实现王朝振兴。表面上，成化年间出现了经济复苏、边疆稍定的 “中兴” 景象，然而，荆襄流民起义、西厂专权、财政危机等问题却如暗流涌动，在盛世表象下撕开了一道道裂痕。

荆襄地区横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势险要，土地广袤却长期被朝廷列为禁区。明朝前期，大量百姓因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失去生计，被迫逃离家乡。而荆襄山区 “川原平衍，土地肥饶”，成为流民心中的 “乐土”。到成化年间，聚集在此的流民已达百万之众，他们自发开垦荒地，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社会。

朝廷对流民采取驱赶政策，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流民们 “居无所依，食无所资”，在走投无路之下，逐渐走向反抗。

成化元年，流民刘通（绰号刘千斤）在房县高举义旗，自称 “汉王”，年号 “德胜”，率领四万流民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襄阳、邓州等重镇，“所过乡聚，无老弱尽杀之，虽妇人不异”。明宪宗急调白圭为提督军务，率领二十万大军围剿。刘通虽英勇善战，但因寡不敌众，最终兵败被俘，被押解至北京处死。

刘通死后，李原（绰号李胡子）继续领导起义，自称 “太平王”，队伍发展至百万之众。起义军提出 “赈济穷民” 的口号，得到更多流民响应，活动范围扩大到河南、湖广等地，严重威胁明朝统治。

成化十二年（1476 年），都御史原杰奉命前往荆襄处理流民问题。他改变以往单纯驱赶的做法，采取安抚为主的策略：设立郧阳府，将流民就地安置，给予土地，编入户籍；设立湖广行都司，加强军事管理。这一政策使近百万流民获得合法身份，荆襄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但抚治政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和赋税问题，流民问题仍如一颗定时炸弹，埋藏在明朝社会的深处。

成化十三年（1477 年），为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明宪宗设立西厂，由宦官汪直统领。西厂的权力远超东厂和锦衣卫，其侦缉范围 “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能免”。汪直为邀功请赏，罗织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凡民间斗鸡狗琐事，辄置重法”，搞得人心惶惶。

西厂的设立，使得明朝的特务统治达到顶峰，官员和百姓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下，社会氛围紧张压抑。

汪直凭借宪宗的宠信，权势滔天。他结党营私，排挤异己，许多官员为求自保，纷纷投靠汪直。兵部尚书项忠因弹劾汪直，被诬以 “苛酷” 罪名罢官；左都御史李宾为讨好汪直，竟上书请求为其建立生祠。一时之间，“士大夫益俯首事直，无敢与抗者”。

汪直的专权引起内阁大学士商辂、万安等人的不满，他们联名上书，历数西厂之罪，称 “汪直年幼，未谙世事，止凭韦瑛等主使，威福自由，赏罚任意”。宪宗迫于压力，曾短暂撤销西厂，但仅一个月后，又因思念汪直而复设。

成化十八年（1482 年），在大臣们的持续反对下，宪宗终于下令撤销西厂。汪直也逐渐失宠，被贬往南京御马监。西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却难以消除。它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导致政治腐败，更严重削弱了朝廷的公信力，加速了明朝政治的堕落。

成化年间，明朝虽有 “中兴” 之名，但边疆战事不断。为抵御蒙古、女真等势力的侵扰，朝廷在北方边境驻扎大量军队，军费开支逐年攀升。修建长城、增设堡垒等防御工程，更是耗费巨额资金。同时，镇压荆襄流民起义等内部平叛行动，也让财政雪上加霜。

据史料记载，成化年间每年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朝廷不得不通过加征赋税、卖官鬻爵等手段增加收入，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皇亲国戚、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却通过各种手段隐瞒田产，逃避赋税。而普通百姓虽土地稀少，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的现象愈发普遍，赋税不均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为解决财政危机，朝廷推行 “均徭法”“十段锦法” 等改革措施，但这些改革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成化年间，货币制度混乱。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朝廷对白银的开采和铸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白银短缺，物价飞涨。同时，纸币 “大明宝钞” 因滥发贬值，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商人经营困难，许多店铺倒闭，商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明宪宗对万贵妃的宠爱堪称历史罕见。万贵妃比宪宗年长十七岁，原是宪宗幼年时期的保姆，因照顾宪宗有功，深得其信任。宪宗即位后，封万氏为贵妃，对她言听计从。万贵妃恃宠而骄，在后宫飞扬跋扈，“六宫希得进御”。

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万贵妃迫害其他妃嫔和皇子。纪妃生下皇子朱祐樘后，为躲避万贵妃的迫害，将其藏于冷宫抚养，直到六岁才被宪宗知晓。朱祐樘虽被立为太子，但万贵妃仍不死心，多次企图加害。

万贵妃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太子，但她所生之子早夭。为了让自己的势力在未来得以延续，她极力阻止其他皇子被立为太子，甚至在朝中培植党羽，干预朝政。皇储之争使得朝廷内部派系林立，政治斗争激烈，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效率和政局稳定。

在后宫干政的背景下，宦官势力再次崛起。以梁芳、韦兴等为首的宦官，与万贵妃勾结，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累朝金珠，内藏为之一空”。他们还在各地设立 “皇庄”，巧取豪夺，加剧了社会矛盾。宦官势力的膨胀，进一步腐蚀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成化年间，程朱理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朝廷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科举考试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者们 “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学术研究陷入僵化，缺乏创新和活力。

与思想领域的僵化形成对比的是，文学艺术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蓬勃发展，如《剪灯新话》《钟情丽集》等小说，以爱情、鬼怪为题材，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情感需求。戏曲方面，南戏在南方广泛流传，出现了《荆钗记》《白兔记》等优秀作品。但这些世俗文学的发展，并未动摇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思想氛围。

为维护统治，朝廷加强了文化专制。对民间书籍进行严格审查，禁止传播 “异端邪说”。文人稍有不慎，便会因言获罪。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压抑了思想的自由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成化年间的 “中兴”，犹如一幅色彩绚丽却暗藏裂痕的画卷。表面上，荆襄流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边疆局势趋于稳定，文化艺术也有一定发展；但实际上，社会矛盾丛生，政治腐败，财政危机，思想禁锢，明朝的统治已危机四伏。

明宪宗朱见深试图在困境中实现王朝振兴，却因决策失误、用人不当，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荆襄流民起义的爆发，揭示了土地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弊端；西厂的设立，暴露了政治体制的腐朽；财政困局和后宫乱象，则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历史的教训深刻而沉重，它告诉我们：任何表面的繁荣都可能掩盖深层的危机，一个王朝若想长治久安，必须正视社会矛盾，勇于改革创新，关注民生疾苦。成化年间的浮沉，为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明朝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弘治年间的 “弘治中兴” 能否真正扭转乾坤？敬请期待下一期《弘治中兴：挽狂澜于既倒的短暂辉煌》，一同探寻明朝历史的下一段征程。

来源：话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