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记：2024年12月21日至22日，第四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赵忠主讲了题为《儿童发展——家庭、同伴、制度、风俗》的报告。赵忠教授报告了他与合作者的系列研究，从家庭、同伴、制度、

题记：2024年12月21日至22日，第四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赵忠主讲了题为《儿童发展——家庭、同伴、制度、风俗》的报告。赵忠教授报告了他与合作者的系列研究，从家庭、同伴、制度、风俗四个层面讨论了儿童发展的影响因素。

儿童是未来社会的劳动者、社会的未来。儿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微观层面看，儿童发展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升学、就业、工资、社会行为等重要结果；从宏观层面看，儿童时期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儿童时期的机会公平有助于缓解社会未来的不平等、增强社会流动性。儿童发展情况可以用教育、健康、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指标，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衡量。家庭、同伴、制度和风俗文化等不同层面都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

在家庭层面，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育儿方式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教育和收入）显著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其中父母教育与子女语言和数学认知能力呈正相关，而在控制父母教育之后，父母收入作用较弱。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与陪伴孩子、教育支出以及课外辅导正相关。父母短期的经济变化也会影响到儿童发展。他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父母的失业会对儿童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父亲失业显著降低9-14岁儿童的身高标准分数，对贫困家庭和小家庭的影响尤为明显。照料方式也对儿童发展，特别是非认知技能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祖父母参与照料是中国常见的照料方式，他的研究发现祖父母照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育儿负担，但也会增加儿童的外控倾向（即将成功归结于运气、命运、家庭等环境因素而非个人主动控制的因素），弱化其对个人行为结果的掌控感。

儿童的发展还受到同伴和成长环境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父亲酗酒不仅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有负面影响，还通过影响课堂纪律（如迟到、旷课）和学习氛围进一步降低了其子女同班同学的学业成绩。此外，这种不良行为可能改变教师的教学策略，例如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维持课堂纪律从而减少花在批改作业上的时间，从而对整个课堂的学习质量产生连锁反应。由此可见，同伴层面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个体间互动，还通过环境塑造对儿童集体产生深远影响。

制度和政策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赵忠教授围绕户籍制度、义务教育法以及免费教育三项政策展开了研究。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公共服务与福利项目的可及性，而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对于未来人力资本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199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受益群体的适龄入学概率，尤其对女孩、父母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的子代的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成本降低以及教育期望的提升是这一效应的潜在机制。这表明政策改善了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从而促进了教育公平。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进一步减少了教育代际传递的程度，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尤其对弱势家庭的子女作用明显。免费教育政策明显降低了子代认知能力与父母认知能力的相关性，削弱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增强了社会公平。

文化背景也是儿童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会影响正式制度以及公共政策的结果。宗族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家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表明，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儿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尤其对男孩的影响更为明显，这可能与宗族文化强调家庭责任和传统教育价值观有关。此外，通过对八七扶贫项目的考察，研究发现扶贫政策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尽管这一政策在总体上没有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但在性别比较高的地区，男孩的身高标准分数有了明显的提升。这说明家庭内部存在倾向于男孩的资源再分配。以上研究表明，公共政策的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最后一公里”尤其需要注意文化的影响。

这一系列研究揭示了儿童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性。更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需要，需要综合考虑家庭、制度、同伴与文化层面多重因素。

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

为加强国内经济学者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服务于经济学学科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CER)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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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育儿书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