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在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他被解职了。他向法院起诉，官司打赢了，又重新任职。但这场官司历时数年，花了许多钱。在那几年里，他不得不去干所能找到的任何打零工的活计。复职以后，他被派到 “西伯利亚”，即在英国担任一个小小的职务。退休以后，他就住在伯克

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在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他被解职了。他向法院起诉，官司打赢了，又重新任职。但这场官司历时数年，花了许多钱。在那几年里，他不得不去干所能找到的任何打零工的活计。复职以后，他被派到 “西伯利亚”，即在英国担任一个小小的职务。退休以后，他就住在伯克利。

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的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传教士 ，1906 年被委派到四川，曾办学多年，交游广阔，陈毅曾是其学生 ；母亲是格雷斯，她详细记述了作为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在中国动荡环境下的生活 ，精心照料家庭。

哈里森一直在往中国写信，要求允许我们进行这次旅行。但他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对此我倒是安心和高兴的。去年 8 月电话终于来了。这就是 8 月 17 日我在康涅狄格所写的日记：

正当哈里森外出时，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来电话要同他讲话。他回电话时，那位先生说，中国人邀请我们沿着长征的路线旅行。

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回事。早在 1971 年，哈里森就动过一次小手术。当他躺在车上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就含混不清地对医生说着去长征的事。他连做梦也一直想着要去，并和杰克・谢伟思多次讨论过此事。如今杰克犯了一次心脏病，他的妻子是不会让他去的。我也不想让哈里森去，但是我劝阻不了他，显然我得同去才行。

就在几天前，他从《中国日报》上获悉，一位 71 岁的前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和他的妻子，曾经乘公共汽车、飞机和吉普车去过这条路线中的几段。

因此，哈里森就给所有他在中国认识的人 —— 驻华盛顿的大使以及他能想到的其它中国人 —— 写信说，如果汉森先生能去，或许他也能去。他写的这些信还没有来得及寄到华盛顿，中国的答复就来了，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巧合。

显然，他是非常兴高采烈的。他除了重读埃德加・斯诺的著作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他说他将在我们二月去意大利之前撰写回忆录第二卷和那本关于东线战争的书。看起来，我们似乎要按计划先去意大利，在回家休息两星期之后，就去进行长征。

哈里森说，他意识到我并不象他那么热心！！然而他表示，如果我不去，他无论如何一个人也要去。他说：“但是，我想不出有任何别的事情比同你一道去长征更新奇的了。” 这绝不是我的浪漫主义想法。

所以，我们从此将环绕半个世界去进行一次七千多英里的旅行，穿越荒僻地区，那里有危险的高山和布满沼泽的草地，还要跨过水流湍急的河川。

哈里森七十五岁了，还带着起搏器；再过两星期我也年届七十；杰克・谢伟思（他的妻子让步了，但不与他同行）是七十四岁，虽然几年前犯过一次可怕的心脏病，也将与我们同行。我想我们是发了，不管我们是否会活着回来。

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才四十岁，差不多在参加长征的人中是年纪偏大的，而多数战士才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当然我们不会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也不会去打仗，然而仍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困难的旅行。

我们前次中国之行是在 1980 年，当时我曾多次生病，筋疲力竭。我对我所服用的药物有过敏反应；直到我回家以前，我一直咳得很厉害。

咳嗽是由于中国西北部非常干燥的空气引起的。像我们那种走法，一天也不休息，如果我俩有一人生病，我们就不得不真正 “拖着脚步” 走。这是在我们上次旅行时关于我的现实主义的写照。那次我们走过丝绸之路的大部分路程，看了敦煌的佛教石窟和吐鲁番，几乎到达了亚洲心脏地区的苏联边界，穿越沙漠，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酷暑。我们回到西安，又从那里出发到成都和西藏，最后出境到尼泊尔。

但是这次，我做了对付任何疾病的准备，带了各种我可以接受的药品。我还带了一捆防烟雾、尘土的、随时可以使用的口罩。我们也经常注意饮食安排。因此我应该能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哈里森很少生病，唯一令人担心的是他的心脏。他的心脏病没有发作过，但心跳太慢，而且心率不齐，所以近十年来他带着起搏器。然而他还是强壮和精力充沛的。

虽然我不能一眼就看到光明在前面，但我必须强使自己去往好的方面着想，而不是去细想可能发生的（大概不会发生的）灾难。

首先，这是哈里森的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我从未看到有哪一项行动计划使他更激动、更入迷。和他去年 8 月所说的相反，他既没有动手写他的回忆录第二卷，也没有写那部关于战争的书。

我们取消了意大利之行。除了睡觉以外，在工作时间内，他分秒必争地阅读有关长征的材料，晚上他梦见的很可能也是长征。他的热情也多少感染了我。我知道这次旅行对我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中国革命并不能使我怎样激动。从形势上看，我相信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除了 “文化大革命” 耽误的那几年外，中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教育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医治疟疾等多种疾病和消除吸毒、以及让普通老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方面，都创造了奇迹。

展望我们即将进行的长征，用科尔・波特的话来说，“丝毫不使我激动”，而是使我感到惊恐。

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心里多少是有点数的。不管个人生活如何困难，大概总不会比我们以前在蒙古和西北地区的遭遇更困难。有了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1972 年我们第一次旅行时，从北京到西安，然后赴延安、安阳、林县、武汉、长沙、韶山，又回到北京、上海、广州，去的都是些大城镇。我们住的是旅馆和现代化的宾馆，只有参观个别公社或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中途，我们才去过农村。我们大部分时间

雅安原来是一个名叫西康省的省会。后来西康省一分为二，一部份划归四川，一部份归西藏，所以，雅安现在只不过是四川的一个城市，但看上去还是象个省会的样子。街道两旁大树林立，修剪得象欧洲的城市一样，流经这里的那条江宽阔而重要。当年从山上砍下的原木随着江水漂流而下，但现在没有这种迹象了。

我们午饭后立即离开成都，车开得很舒适平稳。平坦的稻田渐渐地为丘陵地区所取代。这里海拔高度 3,000 英尺。我们乘车经过百丈，这是 1935 年 11 月张国焘和国民党打过仗的城镇，张国焘遭到惨败，死伤超过一万人。

他对他的部下说，他希望夺取成都去 “吃大米”，正好同毛泽东关于放弃城市、集中力量于农村的战略相反。张撤退后，回头北上，没有试图再南下。

杰克看到一张标语，上面写着：“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光荣”。

1951 年这里发现了一个石棉矿，因此得名。上午 8 点 30 分左右我们分乘三辆车离开雅安。一辆吉普坐着当地的人员和一位医生在前面领路，哈里森、我、我们的女医生和张先生乘坐一辆丰田游览车。所有其他的人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其中包括杰克。

另一位是郭先生，他从渡口起就一直陪同我们，是位很诚恳的人。在渡口我们告别了李小姐，就遇上了这批四川的接待人员。还有王先生，就是在那次剧烈步行中说我 “疯” 了的青年。还有其他几位。

我们乘车经过的地方，都是我根本没有指望在四川省要去看的，潮湿、雾朦朦的，到处是山，象江西或贵州一样，山上还开着一些杜鹃花。我原以为四川一年到头是干燥和尘土飞扬的，但现在却是雨季刚开始。我们曾攀登到海拔 6,000 英尺的地方，现在又回到大渡河旁。关于大渡河我们听的、读的和谈论过的都很多了。

我看到了许多同美国的花相象的花 —— 毛茛、夏枯草、野玫瑰和类似蔷薇的花。还有长在最高处的杜鹃花及其同类花，还有我们曾在贵州见过的淡紫色百合花。

我们到达这里时已是三点左右。稍事休息，即乘三辆客车和一辆吉普（我不了解其他那些人是谁）去参观太平天国最后一个将领翼王石达开的纪念碑。

以太平天国起义著称的宗教政治运动，是由广州附近小村庄里的一个传教士发起的，他经过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受一个美国传教士伊萨卡・罗伯茨所给的新约圣经某些内容的影响，

他在梦幻中见到了 “圣母”，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访问了天堂，上帝命令他将世界从罪恶中解放出来。他争取了一个堂兄弟帮他宣传教义，很快得到很多信徒，他们走遍农村，宣传将人们从赌博、鸦片和满清恶魔的统治下拯救出来。

从 1850 年到 1864 年，太平军在全中国得到数百万支持者，控制了 18 个省中的 16 个省，并建都南京。他们有纪律严明的军队，实行天国制度，并提出土地改革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土地虽属于上帝所有，但分给农民使用。

但太平天国起义运动没能持久。领导人太不坚定，无法维持统治；他的追随者开始争吵、内讧。同时清朝军力增强，经过在众神的末日①那天的烧杀之后，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

由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军和清朝大军于 1862 年在紫打地（1902 年的一次山崩将这个城镇冲走了）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战斗。当时石达开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孩子，部队忙于办喜庆。他们被敌人包围了，所有出路被封锁，翼王投降了。他手下的人有的自杀，有的被杀害投入大渡河。正如我前面写过的，石达开被送到成都，凌迟碎剐至死。

蒋介石要想使红军和太平军一样，扬言要把他们消灭在同一地方，但没有成功。

我们住在宾馆的二层楼，房间外边有一个长长的阳台。中国陪同也住在这里，但他们都在另一处吃饭。我们三人在一间没有摆床和面盆的卧房里吃。一个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两人都穿着浆过的白色上衣，是派来为我们服务的，但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召唤他们。

上午我们乘车去安顺场，离古镇紫打地不远。江边有座纪念年轻红军战士的头像，是从一大块石头中雕刻出来的。这是一座现代的雕塑，强劲而又朴实，用栅栏将头像围在一个小方块里，底座周围种有美丽的鲜花。

在我们今天走过的同一条路上，头像的雕塑者被一块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当时才三十二岁。并不是由于山崩造成的，不巧的是他从车里出来，正好一块岩石滚下来砸在他的头上。他永远也看不到他自己的这件不朽作品了。秦将军认识这位雕塑家。

1935 年红军必需渡过大渡河，当时除了离安顺场 90 英里的泸定有座桥外，其它地方都没有桥（今天在安顺场和泸定之间，我们数了一下，共有 15 座吊桥，两座可通行小汽车和卡车）。泸定桥建于 1701 年，悬架在河面上，长 370 英尺。9 条铁索拴在河岸两边的岩石上，作为桥面，上面铺着木板，两侧各有两条铁索作为桥栏。这条称之为 “皇道” 的从北京到拉萨的主要道路，把北京、西安、成都、泸定桥、康定、拉萨连接起来；当时尼泊尔到北京进贡也走这条路。

1908 年，谢伟思的父母在这个仍然是穷乡僻壤的地区作过一次徒步旅行和野营，当时他的母亲写道：“…… 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参差不齐地铺在桥上的木板和联结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象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造得很不精细。然而，这里的地位重要，如果有人当场浮想连翩的话，他定能想象到百十年来在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上曾经通过上千的 有 趣 的 车队。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 —— 单薄得象蛛丝一样的桥上安全地渡过了这条汹涌的通河（大渡河的旧名）。它隐藏在中国这个偏僻的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谢伟思的父母步行过桥，一个女伴坐着轿子，可是半路轿杆断了，因此，她走了余下的一段路。动物过桥要有人在前面领着，后面还得有一人稳住它。

显然，在只有三条船的情况下，红军渡河需要好几天，所以决定进行急行军。他们连续走了 90 英里，既没有吃饭，也没有休息，有时还得与偶然遭遇上的敌军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战士们用绳子系在一起，以免万一走路边睡着了，从峭壁上掉下去。在一处地方，红军发现了河对岸的国民党军正向桥头发进，这说明守桥敌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

红军知道敌人的暗号，他们用一个号兵向敌人发出信号，声称他们是国民党的友邻部队，刚刚消灭了一股 “赤匪”。晚上这股敌军士兵宿营，而红军则继续前进，拂晓时赶到泸定。经过一天的侦察，下午 4 点向泸定桥发动了猛烈进攻。二十二名志愿人员参加了突击，仅有三人牺牲，桥就被拿下来了。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想办法渡过去的。在吊桥上行走特别令人提心吊胆，它使人左右摇摆前后晃动，何况泸定桥是高高架在汹涌奔腾的河水之上。虽然有自己一方的战士轰击桥头来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但是他们手拉铁索，一把一把一颠一簸地往前移动时，还是遇到敌人的枪击，桥面上的木板已被撬走了，桥头燃烧着大火。哈里森认为也许是这场火掩护了正在发动进攻的战士，使他们得到一点隐蔽。

他们总算想办法渡过了河，夺取了桥头堡。没有投降的国民党军逃跑了。整个战斗历时两个小时。这又一次证明，那些年纪轻轻的战士决心要摆脱多少世纪来一直榨取着他们血汗的制度；决心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人民能生活、工作并有其他机遇的国家；

而决不能让农民、工人象过去那样，永远忍受着完全不能表示意见、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境遇，永远受地主和封建制度的驱使和虐待。现在在这里，我每天都遇到代表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省的男男女女；医生们都是训练有素和专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