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作画，即由两人或多人共同绘制的画作，是我国传统绘画中一个特殊的品类。一般认为最早的合作画始于五代。据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载：“南唐李后主有与周文矩合作《重屏图》，见《清河书画舫》。关仝画山水入妙，然于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见《德隅斋画品》。
合作画，即由两人或多人共同绘制的画作，是我国传统绘画中一个特殊的品类。一般认为最早的合作画始于五代。据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载：“南唐李后主有与周文矩合作《重屏图》，见《清河书画舫》。关仝画山水入妙，然于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见《德隅斋画品》。此皆后世画人合作之始也。”
我国现代艺术大师齐白石也曾画过许多合作画，其中由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的两幅尤其值得注意。透过这两幅合作画，可以窥见齐白石从“北漂”之初备受冷落，到经过“衰年变法”以后被广泛接受认可的曲折过程。
一只蜜蜂话酸辛
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着一幅《花卉虫鸟》，画面有罗惇曧（号瘿公）题记：“植支枇杷，茫父蔷薇樱桃，梦白画眉，师曾竹石，白石补蜂，瘿公题识。时庚申九月廿四日畹华生日也。”这是1920年农历九月廿四日（公历11月4日）梅兰芳（字畹华）生日那天，凌庠（号植支）、姚华（号茫父）、王云（字梦白）、陈衡恪（字师曾）以及齐白石共同为梅兰芳祝寿的合作画。
审视画面不难看出，参与合作的其他几位画家所作内容，要么处于画面中心，要么占据较大尺幅，唯独齐白石所补之蜜蜂不但处于画面边缘，而且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这幅画，齐白石只字未提，但对于“合作绘画”，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北京旧有一种风气，附庸风雅的人，常常招集画家若干人，在家小饮，预先备好了纸笔画碟，请求合作画一手卷或一条幅，先动笔的，算是这幅画的领袖，在报纸上发表姓名，照例是写在第一名。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对前述合作绘画活动的一个注解——凌植支第一个动笔，齐白石最后一个上手，地位谁尊谁卑，一目了然。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参与这次合作绘画的各位人士当时的身份。凌植支，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出身，清宣统元年（1909）为江苏省谘议院议员，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1917年任财政部参事。此次聚会之后不久，他于1922年先后任职代理财政部次长、代理财政部总长。姚茫父，1903年中进士，同年获任工部主事，不久保送日本留学，1907年学成归国，供职于工部及邮传部，191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王梦白，早年在吴昌硕指导下学画，1919年到北京任司法部录事，并任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系主任、教授。陈师曾，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清末民初大诗人陈三立之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兄长，鲁迅的挚友，梁启超评其为“现代美术界第一人”。
齐白石呢？他本是湖南湘潭穷苦农民出身，小时候只念了半年私塾，后来当过木匠，又自学绘画，靠着为乡民画像为生；27岁拜乡绅胡沁园为师，才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诗文与绘画；40岁以前没有出过湖南省界。1917年，由于家乡连年兵乱匪患，齐白石来到北京，尝试卖画刻印以谋生。1918年兵乱加剧，齐白石遂决心从1919年起到北京定居谋求发展。在人文荟萃的京城，他只能算是一个新人。
为了谋生养家、为了艺术事业，齐白石必须要融入京城的文化圈子，但是他的草根出身使他备受冷遇。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回忆1917年那次进京：“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虽也虚与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得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
槐堂风雨忆相逢
除了出身以外，齐白石的绘画风格也是他受到排斥的一个原因。齐白石后来回忆起1919年的情形，“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
需要注意的是，齐白石这里说他的画“不为北京人所喜爱”、“很少人来问津”，所指的只是花卉画这一个品类，至于他的“看家本领”工笔草虫，则一直是受到欢迎与认可的。这在他1920年农历五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可以找到证据：
余十八年前为虫写照，得七八只。今年带来京师，请樊樊山先生题记，由此人皆见之，所求者无不求画此数虫……
陈师曾可谓齐白石艺术道路上的“贵人”。齐白石画梅花，除了取法宋朝扬补之，也参酌同乡尹和伯的笔意，大体都是工笔的路子。陈师曾对他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齐白石听了他的话，改换画法。
据胡佩衡《齐白石画法与欣赏》，陈师曾在自己的画室里挂着白石老人的作品，他曾对胡佩衡说：“齐白石的《借山图》，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画家能画得出来的。可惜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应该特别帮助这位乡下老农，为他的绘画宣传。”
陈师曾说要为齐白石的绘画做宣传，绝非空谈。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1922年5月，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日本东京举行，陈师曾将齐白石的作品带去参展，大获成功。从此以后，齐白石的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1923年9月，陈师曾猝然去世，齐白石得知消息，伤心不已，多次写诗悼念陈师曾，其中《题陈师曾画》写道：
槐堂风雨忆相逢，岂料怜公又哭公。
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
幸有梅郎识姓名
上述合作画是为梅兰芳而作的。梅兰芳当时刚满26岁，年纪虽轻，但早已名扬天下。在陈师曾之外，梅兰芳是另一个让齐白石特别感恩的“贵人”。《白石老人自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查齐白石《庚申日记并杂作》，此事发生在1920年农历七月廿一日。他去应酬的并非“一个大官家”，而是梅兰芳的搭档、戏剧演员姚玉芙。这件事给齐白石的刺激很大，以至于在同年农历八月廿八日，当好友齐如山将所藏一幅梅兰芳书法作品请齐白石题跋时，他仍耿耿于怀：
余尝读渔洋先生句云，文人从古善相轻。余以为工于技艺者更有甚焉。独梅郎兰芳不然……梅郎因如山兄识余后未尝再见，一日姚玉芙娶妇，以书约余喜酌，梅郎先至，余入门，梅郎呼曰齐先生至矣。余于归途戏作句云：“记得先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呼姓名。”梅郎知余沦落而不相轻，尚能记得有齐先生，可感也。如山兄索跋，因及之。
面对冷落乃至鄙视的目光，光气愤是没有用的。齐白石之所以能够“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陈师曾的提携是一方面，更多则取决于齐白石自己的不断思考与艰辛实践。1919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齐白石在同乡黄镜人家看到黄慎（瘿瓢）真迹《桃园图》，以及花卉册子八开，大为震惊，对自己的画法进行了对比反思：
此人真迹余初见也，此老笔墨放纵，近于荒唐，较之，余画太工致板刻耳。
看到黄瘿瓢真迹直接成为了他“衰年变法”的导火索,八月廿三日，齐白石在给方叔章作画的题记中就表露了毅然变法的决心，并将其记在当天日记里：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自注：为方叔章作画记）
这里所说的“变”，主要是指从工笔花卉转变为写意花卉。除上述黄瘿瓢之外，齐白石还针对性地师法了明清时期著名画家徐渭（号青藤老人）、朱耷（即八大山人，又号雪个）和石涛（号大涤子）。在1920年农历九月廿一日的日记中，齐白石有这样的记录：
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能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余想来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惜我不能知也。
这则日记写于前述合作绘画活动的三天之前。很显然，由于齐白石的“变法”尚在进行之中，新的绘画风格尚未定型，所以在这次合作绘画中，他最保险的做法仍是祭出自己最拿手、也最受认可的工笔草虫，于是便有了那幅大画中的小小蜜蜂。
两年后的1922年，齐白石的花卉画已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他的名声也已今非昔比。1922年农历七月初四，梅兰芳喜得一子。八月里，梅兰芳宴请众好友，大家按惯例合作绘制了一幅花卉横幅，款题：“畹华得子，宴客缀玉轩，合画此幅为贺。白石秋海棠，半丁芙蓉，师曾双钩白芙蓉，茫父菊，梦白紫薇，拱北凤仙花，直支瓜。以落笔之先后记之。壬戌秋八月，师曾。”
仍然是上次那些画家（只多了陈半丁、金拱北），出场次序却大不一样——齐白石不仅首先落笔，而且所画的秋海棠居于画幅中央。这里应该不仅仅是梅兰芳捧场的因素，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同行对齐白石“衰年变法”成果的一种认可。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