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市场规模和经济激励被视为影响科学方向的主要因素（Acemoglu Linn, 2004；Jaravel, 2019），但从微观视角出发，创新者所处的差异化信息环境和社会背景也可能使其接触到不同的思想，最终直接影响创新者的内在动机和研究决策。探明这种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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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市场规模和经济激励被视为影响科学方向的主要因素（Acemoglu Linn, 2004；Jaravel, 2019），但从微观视角出发，创新者所处的差异化信息环境和社会背景也可能使其接触到不同的思想，最终直接影响创新者的内在动机和研究决策。探明这种由“社会特征”和“身份认同”衍生出的影响渠道与科学方向之间的因果关系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创新者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女性、少数族裔、低收入人群等在创新者群体中的占比本来就少，这种具有内生性的不平等现象将导致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存疑和最后得出的科学方向存在偏向性。如果系统性分析各个创新者所处的特有社会背景，就能在原有样本的基础上识别弱势群体因结构性限制而出现的独特创新动机，揭示其科学方向选择背后的真实逻辑，避免将弱势群体的创新特征归因于数量不足或需求小众。
基于此，VATT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lias Einiö、犹他大学戴维埃克尔斯商学院助理教授Josh Feng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Xavier Jaravel利用美国和芬兰消费者、创新者信息和创新成果数据全面描绘了“创新者-消费者”间的同质性关系，并在Romer（1990）的基础上，将多个产业部门、消费者偏好异质性、创新的社会接触机制和创新领域进入壁垒等因素纳入模型中，进一步检验了创新者的社会经历对科学方向、生活成本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者更倾向于创造与自己背景相似的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与其他群体产生社会接触也会对创新者的研究方向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与经济激励带来的影响相独立。此外，创新领域机会不均等会拉大不同群体间的生活成本差异，长期内抑制经济增长。
本论文所用数据库包括：（1）初创企业数据库（Crunchbase）；（2）专利数据库（美国专利商标局和PATSTAT数据库）；（3）行政税务数据库。
收集美国和芬兰多维度互补数据集研究在不同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创新：（1） 手机应用软件数据集 。记录了2017年4月-2019年6月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性别、收入和居住州等详细信息以及手机应用软件使用情况。同时将初创企业信息与每个应用程序相关联的企业名称、位置和创始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匹配。（2） 消费品数据集 。记录了2004-2016年4-6万名消费者条形码级消费品支出数据，以及生产商制造消费品的生产数据。同样地，再将初创企业信息与有关生产企业和创始人的信息进行匹配，形成“消费者—消费品—企业—创新者”的完整链条。（3） 美国、芬兰行业层面数据集 。包含行业层面上消费者与专利发明人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创业情况、父母收入等信息，并借助行业代码将消费类别、专利分类与行业进行匹配。数据描述性统计显示，两国创新者和消费者的特征均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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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创新者-消费者同质性”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对“创新者-消费者同质性”展开估计：
其中，i 为企业销售的产品，InnovatorType ij 为产品发明者的社会特征，为企业产品 i 所在市场的消费者特征，根据不同的特征指标分别估计二者的性别、父母收入和年龄的同质性，例如对于性别同质性而言，InnovatorType ij 是女性发明者的二元指标，为企业 j 产品 i 面向女性的销售份额。 在产品层面上，为产品类别 k 的固定效应，用于评估同质性主要存在于产品类别内部还是跨类别之间。在行业层面上，j 表示行业，i 不存在。（一）基于手机应用数据的“创新者-消费者同质性”
（1）在初创企业开发的手机应用中，当创始团队从全男性转为全女性时，女性用户的总使用时长占比将高出9.2个百分点。（2）女性用户使用软件占比呈“两极分化”势态，超90%的美妆、母婴类软件的使用者为女性用户，而在工具、科技类软件中，女性用户占比低于10%。这种现象称为“同质性”，即在某些专业的手机应用或产品中，创新者性别与目标用户性别高度匹配。（3）在仅女性风投投资的应用中，女性用户占比比仅男性风投的应用高16个百分点，风险投资者的性别也将影响用户构成。
（二）基于消费品数据的“创新者-消费者同质性”
（1）在性别层面，女性企业家创立的初创企业、女性专利发明人占比更高的制造商更倾向于向女性消费者销售产品。（2）在年龄层面，在创立企业时创始人年龄每增加1岁，面向消费者的平均年龄增加0.135岁。
（三）行业层面的“创新者-消费者同质性”
（1）性别：更多女性专利发明人所在行业、同一行业内创始人为女性的企业更受女性消费者欢迎，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和行业内差异。即使未来女性进入创新体系的壁垒减轻，性别同质性也不会消失，因为其源自于创新者与消费者的自然匹配，而非外部限制。（2）家庭背景（收入）：家庭更富裕的创新者更倾向于服务高收入消费者。（3）年龄：年龄较大的专利发明人和企业家更倾向于服务年长消费者。
准实验设计：社会接触与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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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研究已经证明创新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普遍的、长期的同质性特征。作者预期：社会接触可能从供给侧出发重塑创新者动机，引起创新方向的转变，且这种社会机制可以独立于经济激励发挥作用。
（一）整体思路
作者收集了1999-2013年5万余名芬兰大学生相关信息数据，将同校同专业同届同学（同侪）界定为其在早期教育阶段的社会接触，并对这些学生成为企业家后服务的消费者特征进行分析。
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准实验设计：
其中，个体 i 于 s 年进入学校 k 的专业进行学习，Y i 代表企业家个体 i 所服务市场的消费者特征，代表个体剔除自身后的同侪特征平均值，这种特征包括了同学性别和其父母收入。此外，还控制了个体 i 自身特征 X i 、学生及其家庭的预先特征 W i 以及学校-专业固定效应 a 、学校-入学年份固定效应。为排除样本数据偏差，本文还限制了群体规模并进行了证伪检验。（二）结果
表6行A第（1）和（2）列显示，全样本和女性样本中，女性同侪的接触增加对创新方向没有显著影响，第（3）列显示，对于男性企业家而言，早期接触的女性同侪数量增加，后续面向女性消费者的销售额将明显提升。这表明创新者与消费者的性别同质性并非完全由性别偏好或市场需求决定，而是取决于创新者在成长过程中对不同性别的社会接触程度。
行B显示，同侪父母收入增加，企业家所在行业的收入弹性也将相应提高（列4），且这一效应主要由高收入背景的同侪驱动（列6显示父母收入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家，估计系数为正显著，且系数值约为全样本的2倍）。但如果低收入家庭学生接触了高收入家庭的同侪，同侪父母收入增加对其行业收入弹性无显著影响（列5）。因此，创新者与消费者的同质性与成长过程中的社交圈密切相关，高收入人群能向下延伸，但低收入人群却较难向上跃升。综上，企业家学生时代的同侪效应能有效解释创新者与消费者间的性别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表明社会接触是影响创新方向的重要因素。
行C第（1）-（3）列显示，早期接触女性同侪可能导致收入小幅下降，其中男性企业家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负显著。第（4）-（6）列显示，接触不同收入背景的同侪对平均收入无显著影响。上述结果表明社会接触对创新方向的影响独立于经济激励，否则早期接触女性或高收入同侪将导致后续收入增加。
对生活成本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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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别间的生活成本差异
本文在Romer（1990）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群体平均分为男性M和女性W，并假定每个人的效用源于两种产品部门的消费，消费的满足度则取决于该部门的产品种类数量，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生产者或创新者，生产能力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创新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同时引入消费偏好差异、社会背景差异、创新进入壁垒等多种因素，分析其对不平等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前述检验认为，个人的职业或创新方向更多受到社会接触的影响，从而偏向特定需求群体。因此，假设男性较女性天生更容易接触创新，那么在社会驱动机制下，大量的男性企业家能够生产更多男性偏好产品，而女性企业家数量少，偏好的部门产品开发不足、种类少，市场供求机制下价格更高，加之女性所得工资可能少于男性，最终导致女性的生活成本更高。提出如下消费差距公式，即性别消费差距=性别工资差距×性别生活成本差距：
其中，和分别为男性收入和女性收入，，表示女性收入与平均工资的比例；生活成本差距为，和分别表示男性、女性偏好部门的产品种类数，表示男性与女性对男性偏好部门的偏好差异，表示产品替代弹性。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上述模型和有关数据展开反事实分析。首先，模拟支持女性创新的政策效果，结果见图4面板A.i.和A.ii.所示：
（1）当所有女性都能接触创新时，则生活成本差距将从18.7%降至0.5%，经济增长率将从2%升至3.44%。
（2）若仅让前1%的顶尖女性接触创新，生活成本差距将下降至4.86%，增长率升至 2.91%。
其次，模拟出台减少同质性的政策能否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结果见图4面板B.i.和B.ii.所示：
（3）若创新方向完全不受性别同质性影响，那么生活成本差距从18.7%下降至0.23%，经济增长率几乎保持不变。
（4）若仅降低同质性程度，例如增加男性学生接触女性同学的机会，则会使生活成本差距从18.7%降至12.12%，经济增长率几乎保持不变。
最后，本文通过改变产品替代弹性、创新能力分布等核心参数值展开稳健性检验，得出结果较为可靠。
（二）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生活成本差异
本文根据收入划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排名前20%和后20%）后，保持模型其余部分不变，重新展开分析。基准结果表明，高收入群体购买力强，偏好的产品种类丰富，价格更低，其生活成本比低收入群体低14.25%。
但如果通过政策进行干预调整：
（1）若低收入群体创新进入壁垒完全消失，那么生活成本差距将从14.25%降至4.51%，经济增长率从2%上升至3.34%。创新机会均等化能够有效改善社会经济效率。
（2）若创新方向完全不受收入同质性影响，则生活成本差距将下降10.0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几乎不变。
（3）若仅降低同质性程度，生活成本差距下降1.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无明显变化。
综合不同性别、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生活成本差异测算结果可以发现，创新领域进入壁垒和各个群体间的同质性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未来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增加弱势群体参与创新的机会。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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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与消费者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等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同质性。有相似经历的创新创业者往往因为身份认同，更能切身体会到消费者的实际所需，这种同质性特征将直接塑造科学创新方向。不仅如此，创新者早期的社会接触或社交网络也会改变其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与以往的经济激励带来的作用大不相同。此外，创新群体单一化将导致弱势群体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并阻碍经济发展。若政策能够缓解创新领域进入壁垒、降低创新者-消费者同质性程度，就能有效降低不同群体间的生活成本不平等现象。
在笔者看来，该论文：（1）从理论层面上出发，模型构建和研究结果突破了“创新仅由经济理性主导”的框架，同时将消费者偏好、创新领域进入壁垒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中，使得纯经济模型与复杂的社会系统联系起来，拓宽了领域研究。（2）从实践层面上出发，结论强调了弱势群体参与创新的重要性，不仅能催生更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福利水平，还能提升整体创新效率，缩小群体间的差距。这为制定创新政策、促进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参考。
Abstract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unequal access to innovation careers for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and inequality? Leveraging novel linked datas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land, we document that innovators create products more likely to be purchased by consumers like them in terms of gend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ge. We find that a key explanatory channel is that social exposure causes a shift in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independent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Incorporating this “social push” channel into a growth model, we estimate that unequal access to innovation careers has a large effect on cost-of-living inequality and long-run growth.
来源：老夏看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