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热度还未散去,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遍神州大地,我们这个小镇也开始有了些许变化。
"前嫂子,我要结婚了。"我将一叠红色的请柬递过去,心里七上八下。
她愣了一下,接过请柬,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1992年秋天,我三十岁,终于要成家了。
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八年前说起。
那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热度还未散去,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遍神州大地,我们这个小镇也开始有了些许变化。
我哥带着媳妇从县城回来,住进了我们家东边那两间青砖平房。
嫂子叫孙玉兰,是县棉纺厂的工人,比我哥小两岁,圆圆的脸,说话轻声细语,一双手总是忙个不停。
父亲常夸她是"贤内助",邻居王大娘更是逢人就说:"老周家娶了个勤快媳妇,小伙子有福了。"
我那时刚从技校毕业,在镇上的拖拉机修配厂当学徒,每天骑着半旧不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早出晚归。
早饭常常是嫂子留下的稀粥和咸菜,放在一个搪瓷碗里,上面盖着褪了色的蓝白花格子餐巾布。
冬天的早晨,炕桌上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面上还飘着几根香葱,那香味能顺着门缝钻到我的梦里。
"小勇,多吃点,干活有劲。"嫂子总是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那个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围裙几乎成了她的标志。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平淡却也温暖,像是一杯不加糖的老白干,入口微苦,回味却醇厚。
直到1986年那个夏天,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份平静。
我哥在县运输队开车,拿着全镇人羡慕的"铁饭碗",每月能挣六七十块钱,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那天晚上,我哥驾驶着一辆老解放卡车运货回来,在县城外那个常年不修的S形弯道上翻了车。
车上没有别人,只有我哥一个人。
等路过的卡车司机发现时,我哥已经没了呼吸,卡在驾驶室里,手还紧紧握着方向盘。
噩耗传来,我和父母几乎瘫倒。
嫂子哭得昏死过去,被邻居王大娘一把搂在怀里,使劲掐人中才醒过来。
"老周,老周,你怎么就丢下我去了呢?"嫂子趴在我哥的遗体上,哭得声嘶力竭。
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院子里站满了人,却出奇地安静,只有嫂子的哭声和母亲的抽泣声交织在一起。
办完丧事,嫂子像变了个人,整日沉默寡言,眼睛里的神采不见了,整个人瘦了一圈。
头四十九天,她每天都要在我哥的遗像前坐上一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
父亲看不下去了,劝她:"玉兰啊,你还年轻,才二十七,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嫂子只是摇头,擦着眼泪说:"爹,我在这个家呆习惯了,不想走。"
按照老规矩,嫂子可以在婆家守寡,也可以从新改嫁。
但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年轻寡妇要是不再嫁人,总会被人指指点点,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闲言碎语。
更何况,嫂子和我哥没有孩子,留在我家,将来怎么养老?
我家虽不富裕,但父亲是个明白人,从不拿老观念束缚人。
"玉兰,你留下我们欢迎,你要是有合适的人家,我和你婆婆也不会拦着。"父亲拍着嫂子的肩膀说,眼角有泪光闪动。
嫂子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从学徒工升了正式工,成了修配厂的技术骨干,每月能拿到四十多块钱工资。
嫂子在家帮着干农活,傍晚时分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大团毛线,织起了毛衣。
起先是给我和父母织,后来左邻右舍看嫂子织的毛衣针脚细密,式样好看,就托她帮忙织,每件给五块钱工钱。
渐渐地,嫂子在镇上有了些名气,成了远近闻名的"毛衣师傅",常常是一个月的订单排得满满的。
1988年,国家包产到户政策让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村里不少人建起了新房。
我们家也盖了新房,把原来的老屋拆了,另外翻新了嫂子住的那两间平房,换上了红砖墙,青瓦顶,还添了一扇木格子窗户。
嫂子执意要出钱,父亲没同意,我偷偷塞给她一百块,她硬是拿出两百块放在我枕头下面。
枕头下的钱压得我睡不安稳,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塞回了嫂子的针线盒里。
傍晚回来,那钱又出现在我的工作服口袋里,夹着一张纸条:"小勇,这是我应该的,别推来推去了。"
看着纸条上嫂子秀气的字迹,我鼻子一酸,不再推辞。
那段日子,常有媒婆上门,说要给嫂子说亲。
镇上的王寡妇就是个活广播,见人就说:"老周家的寡媳妇,长得俊,人又勤快,就是命苦了点,哪家要是能娶去,那是捡了个宝。"
每次媒婆来,嫂子总是婉拒,说:"我在这挺好,不急。"
父亲和母亲也不强求,只是私下里和我说:"你嫂子这么好的人,总要有个归宿。"
我心里有些愧疚,总觉得嫂子是为了照顾我们才迟迟不改嫁。
那时的农村,电视机还是稀罕物,隔壁李叔家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饭后,半个村子的人都挤在李叔家的院子里看《西游记》。
嫂子从来不去,她宁愿一个人在家织毛衣,听着那台老式的"红灯"收音机里传来的评书或戏曲。
转眼到了1990年,嫂子已经三十一岁,我二十八岁,还是个光棍。
邻居们开始议论:"老周家的小子怎么还不娶媳妇?不会是......"
那些没说完的话,在炊烟袅袅的村子里传得飞快。
在我们镇上,像我这个年纪还不成家的男人不多,村里人背地里嘀咕,说我和嫂子"有问题"。
每次听到这种闲话,我都气得牙根痒痒,恨不得和那些长舌妇理论一番。
但嫂子总是拦着我说:"由他们去说吧,咱们自己清楚就行,跟泼妇较什么劲。"
真相是,我攒钱要买一台"永久"牌摩托车。
那时候,一辆崭新的"永久"摩托车要两千多块,几乎是我两年的工资。
我想着有了摩托车,就能去县城相亲,选择面更广些,也不用再吃"闭门羹"了。
前年我去相过两次亲,因为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女方嫌我穷,都没成。
那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我从厂里骑着自行车回来,累得腰酸背痛,刚进院子,就看见停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摩托车,车把上系着一个红绸带。
我惊呆了,使劲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走错了家门。
"小勇,回来啦?"嫂子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脸上带着我许久未见的笑意。
"嫂子,这是......"我结结巴巴地问,手指颤抖着指向那辆闪着新漆光泽的摩托车。
"给你买的,你不是一直想要一辆摩托车吗?"嫂子擦了擦手上的水,走到我身边,"这几年我织毛衣存了点钱,加上你哥的抚恤金,够买这个了。"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嫂子脸上的笑容让我想起了她刚嫁过来时的样子。
嫂子继续说:"你该找对象了,有了这个,往返县城方便,相亲也有面子。"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心里有一股暖流涌动,却又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
摩托车启动的声音在村子里格外醒目,我骑着它在村里转了一圈,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
村长的儿子老张站在自家门口,冲我竖起大拇指:"小周,发达了啊!"
我笑着回应:"托嫂子的福!"
那辆摩托车确实帮了大忙。
我开着它去县城相了几次亲,最后认识了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李红霞。
李红霞比我小两岁,是县城人,家里有三姐妹,她排行老二,模样周正,性格开朗,最重要的是,她爱笑。
每次我去百货公司,她总是隔着柜台冲我笑,那笑容像春风一样温暖。
我和李红霞处了一年,期间我每周都骑着摩托车去县城看她,摩托车的后座上常常载着嫂子织的毛衣,说是送给红霞的。
红霞每次收到嫂子织的毛衣,都爱不释手,说从没见过这么精细的针脚。
1991年底,我和李红霞决定结婚。
1992年春节后,我带着她回家见父母,特意挑了个好日子,还买了两条"中华"烟和一瓶"西凤"酒。
嫂子听说我要带对象回来,特意做了一桌好菜:红烧肉、清蒸鱼、白斩鸡、醋溜白菜、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道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桌上摆着父亲珍藏多年的青花瓷碗,是我结婚前的排场。
嫂子还从橱柜里拿出珍藏的茅台酒,说是我哥当年结婚时朋友送的,一直没舍得喝。
李红霞很会来事,一进门就叫"爸"、"妈",还拉着嫂子的手叫"嫂子"。
嫂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好好好,我们家小勇总算是有着落了。"
吃完饭,李红霞主动和嫂子一起洗碗,我在院子里吸烟,听见厨房里传来她们的笑声,心里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那晚上,母亲拉着李红霞的手,问东问西,嫂子则坐在一旁,时不时帮李红霞解围,俨然一家人的样子。
"小勇他从小就倔,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你以后可得多担待。"嫂子边给李红霞倒茶边说。
李红霞笑着回应:"嫂子,我知道,他跟我说过,小时候为了一只小鸡,能跟全村的孩子打一架。"
听着她们的对话,我心里暖洋洋的,仿佛看到了未来幸福的影子。
婚期定在九月,我和李红霞忙着筹备婚事。
县城的房子已经定下了,是单位的福利房,九十平米,两室一厅,要交一万二的购房款。
"文革"后的第一波房改政策让我们这些厂里的老职工有了买房的机会,虽然要掏空几年的积蓄,但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我这些年的积蓄加上借的钱,还差三千块。
正发愁时,李红霞说她家里能拿出两千块,但我不想一开始就欠丈母娘家的人情债。
就在我发愁的时候,嫂子拿出一个粗布包,里面是一沓现金,整整一万块。
那布包是我哥生前用过的军绿色挎包,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几个褪色的黄字。
"嫂子,这是......"我眼睛都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
"这么多年,我有工资,还织毛衣,也没什么花销,都存着呢。"嫂子说,"你拿去,当陪嫁钱。"
"不行,这太多了!"我连连摆手,一万块在当时可以买下半个院子了。
"你哥走得早,没能照顾你,这些年是你照顾我。"嫂子眼圈红了,声音有些颤抖,"我没有孩子,你就像我的弟弟,也像我的儿子。这钱你拿着,置办新家,好好过日子。"
嫂子的话让我心里酸涩不已,这些年来,她始终把我当成家人,而不是一个负担。
"我听说,你媳妇单位要调整,可能会下岗。"嫂子又说,"有这钱,你们可以开个小店,多条出路。"
我愣住了,没想到嫂子连这都打听到了。
百货公司那边确实有风声,说是要改制,可能会有人下岗,但李红霞没太当回事,她年轻,业务能力强,觉得自己不会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嫂子,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心里满是愧疚。
嫂子笑了笑,眼里有一种释然:"我能有什么办法,就这么过呗,年轻时吃点苦,老了才有福。"
这话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嫂子已经三十三岁了,这些年一直守在我们家,青春都耽误了。
她本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过上普通女人的生活,但她选择了留下来,照顾我和父母。
我把这事告诉了李红霞,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嫂子对你真好,不过这钱太多了,我们不能全要。"
李红霞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在医院当护士,家教甚严,最讲究的就是清清白白做人。
最后,我们决定只拿四万块,剩下的六万还给嫂子。
嫂子不肯收,我们推来推去,嫂子硬是塞回给我们,说:"你们新婚,用钱的地方多。我一个人,够花了。"
就这样,我们拿了四万,用来付了房款,添置了家具家电,还剩下一些准备开店用。
婚礼前一周,我回家取最后一些东西,发现嫂子在收拾她的房间。
屋子里的东西不多,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还有几个装满毛线的纸箱。
"嫂子,你这是......"我一脸疑惑地问。
"我租了县城西边的一间房子,准备过几天搬过去。"嫂子一边叠被子一边说,声音平静得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为什么突然要搬走?"我惊讶地问,心里涌上一股失落感。
嫂子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说:"你要成家了,我住在这里不方便。再说,县城有个毛衣厂招工,我想去试试。"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一方面,我理解嫂子的考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她离开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家。
"嫂子,你不用搬,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真诚地说,眼眶有些发热。
嫂子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我知道。但人总要往前看,你有自己的生活,我也该有我的。"
她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红木匣子,里面是我哥的照片和一些遗物。
"这个你帮我保管吧,我带着太沉了。"嫂子说着,双手捧起匣子递给我。
我接过匣子,沉甸甸的,像是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和情感。
看着嫂子坚定的眼神,我忽然明白,这些年她一直在等,等我长大成人,等我有自己的家庭,然后她才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婚礼那天,嫂子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那是她专门去县城时装店买的新衣服,花了六十八块钱,在当时算是很贵的了。
她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画了淡妆,站在来宾中间,笑得像个小姑娘。
邻居王大娘看了直夸:"玉兰越来越俊了,跟城里人一样气派。"
嫂子帮着招呼客人,张罗酒席,忙前忙后,亲戚们都以为她是我的亲嫂子,谁也看不出她和我哥已经阴阳两隔。
我和李红霞敬酒时走到她面前,她举起杯子,眼里闪着泪光:"小勇,嫂子祝你和红霞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只能用力点点头,生怕一开口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李红霞拉着嫂子的手说:"嫂子,以后常来我们家住,家里永远有你的房间。"
嫂子点点头:"一定,一定。"
婚后,我和李红霞在县城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每个周末,我都会骑着那辆"永久"摩托车回家看望父母和嫂子。
有时候嫂子不在家,父亲说她去县城了,在毛衣厂上班,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比在村里织毛衣强多了。
李红霞果然在第二年下岗了,那是1993年,国企改革如火如荼,不少人失去了"铁饭碗"。
但我们早有准备,用剩下的钱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部,卖日用百货和零食饮料,生意还不错。
嫂子搬到了县城西边,在毛衣厂上班,周末有时会来我们家吃饭,带着她织的毛衣,说是送给李红霞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1994年春节,嫂子来我家过年,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
那天,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毛衣,脸上的笑容比往常更灿烂。
"我可能要再婚了。"嫂子在饭桌上轻声说,眼睛里闪烁着不安和期待。
我和李红霞同时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一时没反应过来。
嫂子继续说:"是毛衣厂的车间主任,姓林,四十岁,离过婚,有个十岁的儿子。人挺老实的,对我也好。"
我回过神来,举起杯子:"嫂子,恭喜你!你值得幸福。"
嫂子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我担心你不同意,毕竟......"
"嫂子,你为我们家付出太多了,我巴不得你找到好归宿。"我真诚地说,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李红霞也笑着说:"嫂子,早该为自己考虑了,我们都替你高兴。"
嫂子擦了擦眼泪,从包里拿出一个存折:"这是当年你还给我的六万块,加上这些年的利息,现在有七万多。我和林师傅商量好了,这钱给你们当嫁妆。"
我一听就急了:"嫂子,你要再婚,这钱应该留给自己才对啊!"
嫂子摇摇头,眼神坚定:"林师傅家里有房子,条件不错,不缺这个。再说,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我刚要再推辞,李红霞拉了拉我的衣袖,小声说:"收下吧,别伤了嫂子的心。"
看着嫂子期待的眼神,我接过存折,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年,嫂子为我们付出了太多,这钱对她来说,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份心意,一种割舍,一个新的开始。
"嫂子,那我和红霞也得表示表示。"我说着,起身去柜子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是我和李红霞商量好的,准备给嫂子当添妆钱的。
嫂子看了一眼,笑着把信封推了回来:"不用了,你们自己留着吧,我不缺这个。"
我们相互推让,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嫂子的七万块我们收下三万,用来准备开一家修车铺;我们的一万块嫂子也收下,用来添置一些家电。
那晚上,我和李红霞聊到很晚,谈起嫂子再婚的事。
"你说,嫂子这些年为什么一直不改嫁?"李红霞问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可能是为了照顾我和父母吧,毕竟我哥走得早。"
李红霞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呢?"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追问道:"什么意思?"
李红霞笑了笑:"没什么,女人的心思,男人有时候真的猜不透。"
三个月后,嫂子和林师傅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我作为嫂子的弟弟,全程张罗,从买酒席到安排座位,事事亲力亲为。
婚礼当天,嫂子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头上别着一朵红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林师傅是个老实人,长相普通,但眼神中透着踏实和可靠,对嫂子很是体贴。
他的儿子小林很懂事,一口一个"阿姨"叫得亲热,嫂子眼里满是慈爱。
看着嫂子在新郎身边幸福的笑容,我的心里既高兴又有些失落,就像送别多年相伴的亲人。
婚后,嫂子搬到了林师傅家住,是县城北边的一栋旧楼房,三室一厅,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林师傅的儿子小林很聪明,嫂子对他视如己出,给他织了一件又一件的毛衣,帮他辅导功课,关心他的生活。
小林也很黏嫂子,常常跟在她身后帮忙干家务,邻居们都夸林师傅娶了个好媳妇,儿子有了好妈妈。
每逢周末,我和李红霞会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去看望他们。
两家人常常一起吃饭,聊天,就像一个大家庭。
嫂子看到我儿子,总是抱在怀里舍不得放下,眼里满是慈爱。
林师傅会拿出珍藏的茅台酒,和我边喝边聊,从政策聊到生意,从体育聊到家长里短,像是多年的老友。
小林则缠着李红霞讲故事,两人一来一往,笑声不断。
看着这温馨的场景,我心中的某个角落,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渐渐化为了一种平和的亲情。
1996年,我用那三万块钱在县城南边开了一家修车铺,专修拖拉机和摩托车,生意很快做起来了。
嫂子和林师傅有时会带着小林来帮忙,嫂子负责收银,林师傅帮着修车,小林在一旁递工具。
有一次,一个老客户看到嫂子,好奇地问我:"这是你嫂子吧?听说她改嫁了?"
我笑着回答:"是啊,这是我嫂子,那是她现在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儿子。"
老客户一脸惊讶:"你们关系还这么好?现在这年头,亲兄弟都为了点钱闹得不可开交,你们倒好......"
我看了看正在收拾工具的嫂子,轻声说:"她永远是我嫂子,也是我的亲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嫂子在林师傅的呵护下,脸上的皱纹少了,笑容多了。
她常说:"以前总觉得欠了小勇的,现在总算还清了。"
我每次都笑着说:"嫂子,是我欠你的太多了。"
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了长江流域,我们县城虽然没有被淹,但也受到了影响。
林师傅所在的毛衣厂因为设备被水浸泡,停工了三个月。
嫂子和林师傅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大半,生活变得拮据起来。
得知这个消息,我二话不说,从银行取出两万块钱,送到了嫂子家。
嫂子坚决不肯收,说:"小勇,我们不缺钱,工厂很快就会恢复生产的。"
我看了看她家简陋的家具和小林穿着的旧校服,心里不是滋味:"嫂子,这不是施舍,是借给你们的,等工厂恢复了再还我也不迟。"
最后,在林师傅的劝说下,嫂子勉强收下了一万块,但坚持写了借条,说一定会还。
半年后,毛衣厂恢复了生产,林师傅和嫂子的日子才慢慢好转起来。
嫂子第一时间把钱还给了我,还特意做了一桌好菜,说是感谢我的帮助。
我笑着说:"嫂子,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
嫂子眼眶湿润了,点点头:"是啊,都是一家人。"
回想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始终记得嫂子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得到多少,而在乎付出多少。付出的越多,心里越踏实。"
是啊,嫂子用她的付出,教会了我爱与责任的真谛。
那十万块钱,不仅仅是金钱的往来,更是亲情和爱的传递。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可以用真诚和善良,温暖彼此的生活。
2000年,我和李红霞的修车铺已经扩大成了一家汽修厂,有十几个员工,年收入近十万。
嫂子和林师傅的儿子小林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将来可以接我的班。
我的儿子也上了初中,常和表哥小林一起踢球、下棋,两个孩子的感情比亲兄弟还亲。
每年春节,两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桌上的菜肴越来越丰盛,话题越来越广阔,但不变的是那份浓浓的亲情。
嫂子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丝,但笑容依旧温暖如初。
她常说:"命运给了我两次机会,让我拥有两个家庭,两份幸福。"
而我总是回答:"嫂子,是你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生活。"
坐在满是亲人的饭桌前,看着嫂子和林师傅相互依偎的身影,我心中充满了感恩。
那个曾经在我哥离世后哭得昏死过去的弱女子,如今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个曾经为了照顾我和父母耽误了青春的女人,如今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平凡而真实,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情。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这些小人物,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我们的幸福篇章。
而那十万块钱,不过是这篇章中的一个小小注脚,真正珍贵的,是那份超越血缘的亲情和爱。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