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到底好在哪里?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4-11-22 01:05 4

摘要:邵艺辉导演新作《好东西》是其作品《爱情神话》的平行篇。两部影片的创作内核是一致的:如果说《爱情神话》旨在打破世间“神话”,那么《好东西》所强调的“好东西,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则是在告诉观众,每个人都要坚持自我,不要让生命困于“道理”“规则”等束缚之中。这无疑

◎余小鱼

邵艺辉导演新作《好东西》是其作品《爱情神话》的平行篇。两部影片的创作内核是一致的:如果说《爱情神话》旨在打破世间“神话”,那么《好东西》所强调的“好东西,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则是在告诉观众,每个人都要坚持自我,不要让生命困于“道理”“规则”等束缚之中。这无疑是新一代女性导演跳脱传统模式,对现代都市生活新颖而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没有“爱情”也没有“神话”

《爱情神话》和《好东西》都从爱情的出现开始,都在爱情消逝时结束。前者结尾,众人在追思老乌的聚会上集体观看碟片,房间里的男男女女本指望从中看到浪漫的倾诉,却被费里尼支离破碎的情节弄得意兴阑珊。显然,此处的情节已成为一个双关语:既是祭奠逝去的老友,也是祭奠一去不返的爱情。

《好东西》里的一众角色在寻寻觅觅、兜兜转转之后,也没有在爱情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尽管王铁梅接纳了小马,但两人终究只停留在“在家一起看电影”的关系;尽管小胡希望能和小叶“认认真真在一起”,但小叶已经认清了这段感情的实质。至于前夫在王铁梅周围“添乱”,对她来说更是无关紧要的生活小插曲罢了。

同样把镜头对准现代都市女性,同样尽可能给女性观众提供认同快感和个性主张,《好东西》和多年前的“小妞电影”却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后者是通过讲述一个皆大欢喜的浪漫故事来提供慰藉,以此维系和稳定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那么在当下这个个体化、原子化趋势明显的时代,爱情显然已经不能成为解决生活难题的万能方案了。这也是《好东西》《爱情神话》总能让观众感到亲切的原因。

必须要指出的是,导演邵艺辉并不“反对”爱情,正相反,其电影中的角色总是在调侃嬉笑中处理着情感关系,享受自由和主动的快感,也是一种立场表达。在《爱情神话》中,白老师的儿子白鸽修眉、化妆、护肤,而他的女朋友洋洋大大咧咧,被老乌说成“像个男孩子”。他们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个人形象,反映的就是导演对当代人所受规训的明确拒绝。

在《好东西》中,小叶先是故意在大楼保安面前谎称自己是“后妈”,又在小胡面前谎称自己已婚且有个9岁的孩子。表面上看,这是小叶对自由个性的追求,事实上却是当代社会“神话”对都市女性的另类精神束缚——年轻人就一定要很“酷”很“洒脱”?另类精神束缚的受害者当然不只是女性,就连潇洒的鼓手小马试图亲近王铁梅时,也会不自觉地学习情色电影中的“招数”——可谁又规定,男性一定要用某种行为表现“男子气概”呢?

因此,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是:现代人需要的既不是心灵鸡汤式的“爱情”,也不是对自身做出规定性要求的各类“神话”,而是一种不受束缚的状态,是个人生活的多样性。

拒绝“刻板”也拒绝“对立”

观影过程中,当王铁梅的前夫把“结构性问题”“你读了几本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当小马在饭桌上一本正经地说出“我们都有原罪”时,身边的观众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如此轻松的观影氛围真是久违了。但另一方面,关于本片,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

之所以会有争议,或许因为有人误解了本片的用意,这恐怕也和当下影视创作的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正不断走向开放,各种观念、意见之间的张力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舒缓或消解,对性别话题的探讨自然也应该转向更细腻的人性化探寻。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部分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刻板化”,这也间接造成了舆论场中的撕裂与对立。无论是都市爱情题材,还是古偶题材,都不乏为表达女性话题而表达女性话题的作品,女性人物的设定成为一种迎合消费心理的空洞而悬浮的能指,使角色失去了普遍意义或代表性。有的作品一边强调女性的“坚强”“独立”,一边又大肆渲染角色的颜值作用,以及在异性面前发挥的魅力攻势。

回过头来看本片,我们更能体会其可贵之处。《爱情神话》和《好东西》一样,都有一段非常出彩的“饭桌戏”。在前者中,三个女人用“剩菜”“大锅饭”等隐喻调侃与白老师的关系,颠倒性地把白老师置于欲望对象,却丝毫没有用女性魅力攻势“争宠”的意思;在后者中,是小马和前夫在饭桌上展开滑稽的“雄竞”。当他们脱口而出一个又一个学术名词时,其实就已经构成了最深刻的反讽——那些时时刻刻在表演如何“关心女性”的人,就和那些一心赚取流量和热度的影视剧一样,只是把女性当作盈利的目标和工具。

而当下女性题材影视剧的另一大误区,就是将男人与女人对立起来,或是人为地去设计一种宣战。事实上,不仅是女性,男性也是现代商业社会中等级、拜金、消费主义的受害者。

尽管《好东西》中王铁梅的前夫有虚伪的一面——他对王铁梅宣称要结扎,结果却只停留在“口头咨询”;王铁梅和女儿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他却在完事之后才姗姗来迟,但他又何尝不是所谓“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他不甘于在家做“煮夫”,希望用事业证明自己,却在跳出家庭、婚姻后一事无成,遭人诟病。说到底,和女性一样,男性同样很容易被困在社会性的偏见里。

所以导演开放、宽容的创作态度无疑值得被珍惜。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所追求的生活目标都应该是真我的“生命自由”。正如电影中的小叶虽然是个“恋爱脑”,导演却没有盲目跟随一些“大女主剧”的潮流,对其大加批判,反而肯定了她的勇敢与活力。或许正如邵艺辉所言,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共同构筑更和谐有爱的相处模式,“如果能换成更包容更友善的交流方式,也会让氛围变得更加融洽”。

《好东西》的格局一点也不“小”

尽管《好东西》和《爱情神话》为导演积累了不错的口碑,但仍有些问题无法被忽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影的格局是否“太小”?是否只是“小资情调”的又一次自娱自乐?

当下,影视剧作品的表达方式正变得越来越“反历史”,观众也更关注自我感受而非“宏大叙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情绪几乎成了人们感知社会和与他人交流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情绪价值”为什么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但如果缺少思考的深度、细致的叙事,所谓“情绪价值”也有可能沦为抽象的情绪宣泄,比如“爽剧”;或者成为片面的个人感受,比如无病呻吟、自怨自艾。换言之,如果单有情绪,我们还是很难把自我和他人、个人和群体连接在一起。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细致的个体叙述建立起坚实、丰满的意义感。《好东西》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蒙太奇,就是作为录音师的小叶给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播放各种声音片段。她猜“暴风雨”,其实是妈妈煎鸡蛋的声音;她猜“沙漠”,其实是妈妈刷鞋的声音;她猜“龙卷风”,其实是妈妈晾晒衣服的声音;她猜“挖掘机”,其实是妈妈收拾房间的声音……

一部文艺作品,能否让观众真正聆听、注意、读懂那些可能在生活中被遗忘、忽略的声音,感受到那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个体故事,就决定了它能否让个体和大众有效地连接。

以此而言,《好东西》的格局其实一点也不“小”。从《爱情神话》到《好东西》,所有人物的爱欲投射不是指向不明就是空无着落,这当然也是一种隐喻——与其说导演一直在讲述男女情感的错位,不如说她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所凭依的无助状态。我们甚至可以期待,邵艺辉在未来的探索,或许能为陷在消费主义和热搜话题里的电影开辟一条新路。

当然,如果说《好东西》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它和《爱情神话》一样,在影片的后半段把叙事中心完全落在了同性情谊。这种做法固然讨巧、温暖,但未免失之于单薄、简单。至于电影的结尾王铁梅得到的安慰——“人不可能完美,做得不好也可以原谅”,也有浓重的心灵鸡汤痕迹,和整部作品洒脱的情感基调并不匹配。

也许,对导演的下一部作品来说,不一定非要输出那么多观点,也不一定非要讲述那么多道理,轻松上阵,反而可以为观众带来更多“好东西”。

来源:明月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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