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铁骑席卷中原，江山稳固后想建交日本，日本为何不屑一顾？

摘要：1266年至1269年间，他连续六次派遣使臣赴日，要求日本“通好”。这些使者带着蒙古帝国的威名和忽必烈的亲笔信，试图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让日本主动臣服。信中写道：“日本素称小国，宜速来朝，以保平安。”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铁骑踏碎南宋最后的抵抗，中原大地尽归其手。

此时的元帝国，疆域横跨欧亚，铁蹄所至，无不臣服。然而，当忽必烈将目光投向东海彼岸的日本时，这个弹丸小国却以近乎傲慢的姿态，屡次拒绝了他的橄榄枝。

面对强大的元朝，日本为何敢如此强硬？

对于元朝远征日本失败的历史国人基本都知道，其实忽必烈并非一开始就选择武力。

1266年至1269年间，他连续六次派遣使臣赴日，要求日本“通好”。这些使者带着蒙古帝国的威名和忽必烈的亲笔信，试图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让日本主动臣服。信中写道：“日本素称小国，宜速来朝，以保平安。”

然而，日本镰仓幕府的回应却如一盆冷水——要么拒收国书，要么直接斩杀使者。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从来的政治理念，日本虽小，却深谙“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还有就是对元朝蛮夷的歧视。

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北条时宗，面对元朝的威逼，选择了最极端的沉默。他既未回信称臣，也未厉声反抗，而是冷眼旁观，想看看的这个草原来的人要干什么？

而幕府内部很多人要和元朝干一架，他们打心底瞧不上元朝，甚至还有人提议：“若元军来犯，我等当以命相搏。”这种近乎偏执的倔强，背后是日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他们自诩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元朝不过是“蛮夷僭越”。

在通讯落后的13世纪，信息差成了致命的推手。元朝的崛起速度远超日本想象——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忽必烈灭宋，不过数十年。而日本对蒙古的认知，仍停留在“草原蛮族”的刻板印象中。镰仓幕府甚至将元使的威胁视为“虚张声势”，认为“大海相隔，元军岂能飞渡？”

还有就是高丽的“两面派”角色。作为元朝附庸，高丽既不敢违抗忽必烈的命令，又不愿成为攻日的前哨。他们暗中阻挠元使渡海，谎称“海上风暴频发”“日本贫瘠无利可图”，甚至故意误导航线。当忽必烈坚持直接与日本交涉时，高丽又暗中向幕府传递消息，暗示“元朝野心不止于称臣”。这种夹缝中的操弄，让元日的误解愈加深重。

更深层的冲突，源自文化认同的撕裂。日本对唐宋的崇拜深入骨髓——他们学习唐朝律令、模仿宋朝禅宗，甚至将宁波的贸易船视为“神风”。但元朝的建立者，却是他们眼中的“草原蛮族”。一位日本禅僧曾写道：“蒙古非华夏正统，如豺狼踞庙堂。”这种文化优越感，让日本宁愿与南宋遗民秘密贸易，也不愿向元朝低头。

北条时宗的沉默，实则是内外交困下的孤注一掷。当时的镰仓幕府并非铁板一块，朝廷公卿与地方武士矛盾重重。若对元朝示弱，反对派很可能借机发难，甚至勾结外敌颠覆幕府。1274年，当元军首次登陆九州时，日本国内就有势力暗中欢呼：“此乃天赐良机，可借元军之手除灭北条！”

北条时宗最后的选择堪称“悬崖边的舞蹈”。他一边斩杀元使以示决心，一边动员全国武士修筑石墙、囤积粮草。面对元军的火器与毒箭，日本武士被射成马蜂窝。博多湾之战中，偏执者武士竹崎季长仅率四名家臣追击元军，身中数箭仍高呼“宁死不负主君”——这种近乎疯狂的忠诚，让元军将领惊叹：“倭人轻生死，实难力敌。”

最后在神风的帮助下，北条的赌局赢了：对内，他借外患凝聚人心；对外，他赢了不可一世的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