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大后，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任命张群为外交部长，希望从东北问题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恢复中国领土。但是，日本以“广田三原则”为基础调整中日关系，企图在“防共”基础上，实行“经济提携”，对华北“完成分治政治”，使其从中国割离，成为日本控制的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具体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形势与国民党内的处理争议

五大后，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任命张群为外交部长，希望从东北问题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恢复中国领土。但是，日本以“广田三原则”为基础调整中日关系，企图在“防共”基础上，实行“经济提携”，对华北“完成分治政治”，使其从中国割离，成为日本控制的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具体策略是：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拉拢驻守平津一线的西北军高层将领宋哲元等策动所谓“华北自治”，建立亲日地方政权，以便从中操控，为鲸吞华北作好先期准备。同时，日军加紧侵犯绥远等地，对驻守华北的西北军施压，配合政治策反动作。这样，中日关系更趋恶化，民族危机更形深重。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强烈感召下，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事变爆发后，全国政治形势遽变。12月13日，中共立即作出回应。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中共的应对策略，“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4日，中共提出联合张、杨共同抗日的具体构想：

（1）立即宣布西北抗日联军之组织，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2）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以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3）十七路军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

（4）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

并积极争取阎锡山及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看来，事变之初，中共立即争取主动，趁势揭橥抗日义旗，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与非蒋系的实力派缓和关系，并结成抗日军事同盟，推举阎锡山、张学良为联军统帅，以推动国共关系的重大调整，将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目的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变后，张、杨即与中共积极联络，谋求结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以对抗蒋系中央军的压迫，共图自保。其他各地方实力派，素与中央不洽者，虽通电拥护中央，皆官样文章。或另有私电与西安联络，或表同情，或愿为后盾，真假难辨。遂为中共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条件。

此时，国民党中央突然失去权力中心，如何处理西安事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12日晚，中常会临时会议及中政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议：

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何应钦负责。

同时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张学良背叛党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其实，中枢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仍有争议。据冯玉祥日记载：当晚部分党政要员在何宅密议，和战意见分歧：“协和（李烈钧）主张蒋介石安全为主；陈璧君主安全；陈公博亦然；朱益之（朱培德）主打；何敬之（何应钦）主打；叶楚伧主打；戴季陶主打。”

可见，围绕处理西安事变，中央党政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这些背景在党内由反蒋军人派组成。如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等，“皆可引为同路”。在党外主要是中共。张、杨借此背景，“必认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故中央对策宜持坚定，示以武力，或尚可安全；如示张、杨以弱，则“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第二种意见，不相信张学良通电会发生效果。认为“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明余地”。而且，张学良在事变之初，除向全国通电外，曾以个人名义向党政要人各有私电，其中有保证蒋介石安全之承诺。因此，主张缓和，应该“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策”。结果，两说“激辩甚久”，遂决定同时进行。一方面由主战派向西安施以军事压力，一方面派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亲赴西安营救。

12月16日，中政会第三次会议决议：“（1）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2）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次日，何应钦、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总司令”和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12月24日，颁布《讨逆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称：“国民政府为讨伐西安叛乱，特任讨逆总司令，指挥国军，统辖讨逆军事。”讨逆军事结束时，“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该部遂经国府授权、成为处理西安事变的最高军政机构。据此，何应钦立即指挥中央军向西安集结，准备讨伐张、杨，中国面临新的内战危机。

这时，陈璧君等暗中向在国外的汪精卫通报消息，催促汪氏重返中枢，企图趁火打劫，从中渔利。12月22日，汪精卫在归国途中发表谈话称：“此次赴欧，系为养病，而归来系为急难。”为应付目前问题，“须先与中央同人充分交换意见”。关于西安事变善后，汪主张“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不过，汪氏直到1月12日才归国，蒋介石早已安然回京，汪氏趁危入主中枢计划落空。

12月23日，孔祥熙、丁惟汾、冯玉祥、叶楚伧、陈果夫5人临时中常会决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未回京以前，推林森委员代理。”同时决议紧急加推居正为中常委，并决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未回京以前，推居委员正代理。”此举，是中常会集体的临时决策，以稳定党政中枢、避免中央党权失控。这样，和战争议暂时息止。

蒋介石调整“安内攘外”政策

1935年后，由于中日战争不断升温，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攘外”逐渐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方针。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会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并称，“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他进而解释说：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牺牲的时候。

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坚持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如今日本侵占东北，正在侵吞华北，并亟欲吞并中国，这是国民党“决不能容忍”的，只有“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抗日御侮，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这番讲话标志着国民党对日外交方针上的某种转变。

不过，什么时间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语意模糊。对此，中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质疑道：“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希望。我敢说最近的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在蒋氏看来，“攘外”虽然比“安内”可能更加迫切，但是，由于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武力“攘外”难以成功，因此，解决的方案仍然离不开外交途径。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内争”指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对外”指“剿共”与抗日，至于二者的先后顺序，则首先要“剿共”，然后才谈抗日。不过，党内派系林立，内斗不绝，执政无能，加之国力虚弱，因而难以应对内忧外患。蒋介石对党政中枢灰心失望，叹曰：“比之宋末、明末且有过之。”但日本步步紧逼，迫使蒋介石调整对日方针。1935年1月，蒋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敌乎?友乎?》，首次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外交政策。他说：“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是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此文被视为蒋氏对日方针转向的重要文献。

1935年11月，张群出任外交部长，执行新的对日政策。但是，1935-1937年期间，日本驻华大使虽然三度易人，但“日本对外政策似未有根本改变”。1936年5月，张群表示：“本人受任外交部长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由于中日之间外交方针的巨大差异，双方外交没有交集，屡经交涉未果。9月18日，蒋介石致电张群曰：“中国既有正式政府，决不允其有例外之要求。”一个星期之后，蒋介石日记写道：

察倭寇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乃未料启衅之后，决无和谈之时，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

可见，蒋氏对日态度转趋强硬，“攘外”的政策选择也加速向军事方面倾斜，对日外交的立场则更加坚持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更倾向加快侵华战争步伐，因而严重威胁国民党政权的生存，致使蒋介石无法继续全力“剿共”，必须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对日战争的“长期准备”上，对日外交的目的则增加了争取时间、加速抗战准备的策略性考量。

国共和谈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5 年以后，日本侵华骤然加快，中国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这种情形促使蒋介石寻求整合全国的抗日力量。五大后，蒋介石对日态度出现较大转变，外交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他试图建立联苏反日的军事同盟因，而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希图通过政治手段整合中共。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35年8月发表了《八一宣言》，12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在抗日的大局上有了部分共识。于是，两党的秘密接触开始启动。这是双方盱衡国难，从民族存亡的高度作出的正确战略抉择。

和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接触试探阶段，1935年底到1936年12月。这一阶段，蒋介石通过官方和民间途径，分别派颜惠庆、董健吾、谌小岑、邓文仪、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和中共进行接触。根据蒋介石的意见进行初步会谈。期间，国民党的对日外交渐趋强硬。中共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

第二阶段：西安谈判，1937年2月至3月中旬。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部分接受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对中共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试图在抗战的形势下整合中共势力。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然把“剿共”作为“安内”的终极政治目标。不过，由于抗日需要，决定了对中共“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即在军队方面“必须统一编制”，“彻底取消所谓'红军’”；在政权方面，强调政权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纲领，“根本停止阶级斗争”。决议案开出了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随后，两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与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会谈，和谈朝着实质性合作方向推进。

第三阶段：1937年3月至9月。蒋介石与周恩来等经过杭州会谈、庐山会谈、南京会谈等一系列谈判后，9月22日，指示中央社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两党终于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达成妥协。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史实表明，蒋介石出于保卫民族国家的爱国理念，为挽救国民党及其政权的生存，在中共及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终于从对日妥协转向抗战，对推动全民族抗战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蒋氏的谈话是对中共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认同。“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来源：鱼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