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瞧了眼坐在小板凳上的父亲,仅点了点头,又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不敢多言。
"你爸今年也不上桌吗?"饭菜端上来时,三姑悄声问我。
我瞧了眼坐在小板凳上的父亲,仅点了点头,又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不敢多言。
八十年代的冬天比北方还冷。
我家那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电风扇早已收进了橱柜,取而代之的是烧得通红的煤炉。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个除夕之夜,我依然能感受到窗外呼啸的北风,屋内浮动的人情冷暖,还有那股子混合着冻白菜、煤烟和酒香的过年气息。
我出生在松江区的一个普通家庭,算是半城半乡的地界。
母亲李巧云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每天清早六点就起来,踩着人家才刚刚睡醒的天色去上班,在当地也算是个体面工作。
父亲张德明则是邻镇农村出身的拖拉机手,那双被机油和泥土浸染的粗糙大手,如同他的性格一般坚实而朴拙。
他靠着一股子倔劲儿和勤劳,被大队推荐进了县农机站,成了挣工资的"吃商品粮"的人。
父母亲他们相识在一九六四年农机站和供销社联合组织的联欢会上,据说当时父亲愣是站在舞台边上看了母亲一晚上,连上厕所都不敢去,生怕错过了什么。
后来经人介绍,在1965年的春天结了婚,那时候结婚可简单,一床被子、两个枕头、三五个搪瓷缸子,再加上母亲单位发的一张结婚证,就算是成家了。
我从小就知道,外婆孙桂兰心里看不上我父亲。
倒不是说父亲人品不好,而是在外婆眼中,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咔叽布衣服,说话还带着浓重乡音的女婿,实在配不上自己城里长大、初中毕业的女儿。
这种心结,在我记事起就已经埋下了。
外婆家的老式座钟好像就是为了提醒这一点似的,每隔半小时就"当当"敲响,仿佛在提醒所有人:在这个家里,阶级观念和城乡差别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聚在外婆家的两间砖瓦房里吃团圆饭。
那张贴了红色塑料皮的方桌上,永远只摆八双筷子——外公外婆、大舅一家三口、二舅夫妻俩,再加上母亲和我。
而父亲,总是在厨房或角落里搬个小板凳,端着那只缺了口的搪瓷碗,默默地吃。
"你爹也真能忍。"大舅的媳妇陈梅香经常这么说,眼神里带着几分怜悯。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但母亲总是装作没听见,只顾着给我夹菜或者帮外婆添饭。
"你爹就是个面人儿,捏啥样就啥样。"三姑有次偷偷拉着我的小手说,"不过老实人有老实福啊,你记住姑的话。"
她是外婆的妹妹,比外婆少了些势利,多了几分心软。
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问母亲:"为什么爸爸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
那个夏天,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大街上还能看到各种标语,人们的思想也是半新不旧的。
母亲正在用搪瓷盆浸泡着一堆衣服,闻言愣了愣,随即低下头继续搓洗着:"你外婆就这脾气,你爸也习惯了,你别多问。"
她的手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在肥皂水中泛着白。
就这样,年复一年,除夕的饭桌上总少了父亲的位置。
他像个局外人,却从不抱怨,只在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时,才会凑过来,坐在电视机旁的小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屏幕,脸上露出罕见的笑容。
现在想来,那小小的屏幕或许是他唯一能与这个家平等相处的地方。
直到1986年那个变故的冬天,一切才有了转机。
那年冬天特别冷,似乎是为了印证电视里播报的"气温创新低"的新闻。
霜雪覆盖了松江的每一个角落,街道上行人寥寥,只有供销社门前排着长队的人们,为了购买限量供应的年货而搓着通红的手。
除夕前一周,外公突发脑溢血,好在送医及时才保住一条命,但左半身瘫痪了。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没有现在的CT机器,还是靠出租车拉到县医院,才算保住了命。
外婆整日里照顾外公,一个月的功夫,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像是被雪水漫过的土地,刻下了深深的沟壑。
除夕当晚,我们照例去外婆家吃年夜饭。
母亲带着我和父亲先去的,帮着外婆准备饭菜。
外婆家还是烧煤球炉子,灶台上那口大铁锅已经用了二十多年,锅沿都磨得发亮。
父亲默默地劈柴、生火、挑水,把院子里的积雪清理干净,又修好了外婆家跳闸的电路。
那个年代的电线都是明线,布满灰尘,但父亲却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他摸黑在屋檐下鼓捣了半天,终于让那盏昏黄的灯泡重新亮了起来。
我记得他从梯子上下来时,脸和手都被煤灰蹭黑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
"今年这雪真大啊,德明。"外婆罕见地和父亲搭话,声音里少了往日的生硬。
"是啊,比七九年那场还大呢。"父亲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回答,眼睛却不敢直视外婆。
我注意到外婆看着父亲的眼神有些不同,混合着审视与一丝难以察觉的感激。
但当晚的餐桌上,父亲的位置依然没有。
他仍是在角落里,坐在那个已经被他坐出形状的小板凳上,端着饭碗,默默地吃着。
电视里播放着春晚的彩排节目,欢声笑语与屋内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当我埋头吃饭时,"嘭"的一声巨响震得我一哆嗦。
外婆家那个装满腌菜的大缸突然裂了。
寒冬腌制的白菜和萝卜洒了一地,混着陶缸的碎片和腌制的卤水,瞬间充斥着整个堂屋。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外婆急得直跺脚,两手一拍大腿。
这缸菜可是要吃到来年春天的,在那个物资还不算丰富的年代,这些腌菜可是过冬的重要储备。
"妈,别急。"父亲放下碗,声音里少有的镇定。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蹲下身仔细检查那些碎裂的陶片,又用手指蘸了蘸流出的卤水尝了尝,舌头被咸得直咂摸。
"缸是修不好了,但菜还能救。"父亲果断地说,眼睛里闪着光,"需要一个新缸,我去找。"
大年三十的晚上,哪里去找卖陶缸的?
大商场早就关门了,就连供销社也早早地挂上了"节日休息"的牌子。
大舅摇摇头,叼着一支"大前门":"算了吧,明天再说。"
但父亲已经裹上那件打了补丁的蓝色棉袄出了门。
外面北风呼啸,雪花纷飞,路灯在风中摇曳,投下斑驳的光影。
母亲担忧地站在门口张望,脸被寒风吹得通红;外婆也愁眉不展地看着窗外,手里攥着一块手帕,不停地搓着。
"他能去哪儿啊?"外婆小声嘀咕,语气里竟有几分担忧。
两个小时过去了,窗外的雪越下越大。
当我们都以为父亲是去了哪个亲戚家躲清静时,院子里传来了吱呀的推车声。
父亲满身是雪,就像个雪人一样,推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一个崭新的陶缸。
"你看看你,成啥样了!"母亲赶紧迎上去,心疼地掸着父亲身上的雪。
父亲却只是咧嘴一笑,那笑容在雪夜里格外明亮。
"在哪儿弄来的?"大舅惊讶地问,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老钱家。"父亲喘着粗气,呼出的白雾在空气中凝结,"老钱是做陶器的,我知道他家后院还有几个存货。"
"这大雪天,你怎么去的?"二舅也围了上来。
"走着去的呗,从小道抄近路,走了三里多地去求他开门,好说歹说才把人家喊起来。"父亲说着,搓了搓已经冻得发紫的手。
我们齐心协力把新缸搬进屋,缸沉得很,几个大人合力才挪动。
父亲又仔细地把地上散落的腌菜一一捡起,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重新装进新缸里。
他的手冻得通红,甚至有几处被碎陶片划破了,但他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依然仔细地压实每一层菜,最后找来一块圆石头盖在上面。
"这样,菜就不会坏了。"父亲拍了拍手上的水,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满足中带着几分自豪。
外婆愣在一旁,望着父亲忙碌的背影,那双见证了大半个世纪沧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欲言又止。
客厅里的座钟敲响了九下,像是在提醒着什么。
外婆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德明,你...坐下一起吃吧。"
屋子里霎时安静下来,连电视机里的笑声都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父亲愣在原地,不确定自己是否听错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停在半空中,无所适从。
"妈?"母亲惊讶地看着外婆,眼睛里闪着泪光。
"搬把椅子来,坐下一起吃。"外婆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有些颤抖,但语气却异常坚定。
大舅和二舅对视一眼,随即二舅起身,搬来了平时堆放杂物的那把椅子。
那是父亲第一次坐在外婆家的饭桌旁。
虽然已经快吃完了,桌上只剩下几盘剩菜,但对他来说,这个位置等了整整二十年。
我注意到,当父亲小心翼翼地坐下时,那把椅子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仿佛也在诉说着这一刻的不易。
外婆给父亲盛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那是她亲手包的,馅料很足。
"尝尝看,合口味不?"外婆问道,声音里有着不易察觉的紧张。
父亲接过碗,轻轻地"嗯"了一声,小口小口地吃起来,仿佛在品尝什么珍馐。
那一刻,我看到母亲偷偷擦了擦眼角。
客厅里的电视正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演员的笑声格外响亮,但在我耳中,却远不如父亲安静吃饭的声音那般清晰。
吃完饭,父亲主动收拾碗筷,动作熟练,仿佛已经做过千百遍。
外婆坐在炉子旁,目光追随着父亲的身影,若有所思。
过了正月十五,外公的病情有了转机,但医生说需要长期调养。
外婆年纪大了,照顾起来力不从心,常常一不小心就扭到腰或者磕碰到。
没想到父亲主动提出让外公外婆搬到我们家住。
那天晚上,他拿着一张草稿纸,上面画着房子的格局,认真地跟母亲商量。
"咱家虽然只有两间房,但院子宽敞,我可以帮着照顾岳父。"父亲用铅笔在纸上画着,声音里带着罕见的坚定。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眉头微皱:"你认真的?这样你就没地方住了。"
"当然是认真的。"父亲点点头,眼神坚定,"他们年纪大了,一个人住不方便,再说了,这些年..."
他顿了顿,没有把话说完,但母亲却懂了,她的眼圈有些发红。
就这样,外公外婆搬到了我们家。
父亲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他们,自己和母亲挤在了小屋里,甚至连原本放在墙角的那台缝纫机都搬到了厨房。
每天早晨,父亲都会早起给外公按摩瘫痪的腿脚,帮他翻身、擦身、喂药。
他买了一本《家庭护理》的小册子,晚上下班后就着煤油灯一页一页地学习。
县医院的李医生教他怎么按摩、怎么帮助外公做康复训练,他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写满了整本。
下班回来,还要帮外婆劈柴、担水,修理家里各种老化的电器。
那个年代的电器质量不好,总是出问题,但父亲总能想办法修好,让它们又能用上几年。
春天来临时,父亲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了外婆爱吃的青菜和萝卜。
他特意去集市上买了几包"洋种子",据说是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
每天下班回来,总要去地里看看,细心地除草、浇水,对待那些幼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还特意从农机站借了工具,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坡道,方便外公坐轮椅出来晒太阳。
坡道不宽,但很结实,用几块旧门板和砖头垒成,上面还刷了防滑漆。
一到天气好的日子,父亲就推着外公出来晒太阳,有时候还会从单位借来收音机,让外公听评书。
"德明这人实在。"我听见外婆对来访的三姑这么说,语气里有了几分赞许,"要不是他,我和你姐夫这把老骨头怕是撑不下来。"
有一次,外婆生病了,发高烧到三十九度。
那天正好赶上了季度考核,父亲是组长,按理说不能请假。
但他二话没说,背起外婆就往医院跑,那气势,连平日里眼高于顶的院长都不敢拦他。
那天下着小雨,路又滑,父亲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摔得青紫,但他连停都没停,咬牙又背起外婆继续往前赶。
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父亲二话不说,掏出所有积蓄交了住院费,又骑着自行车回家取换洗衣物,连续三天三夜守在医院里,寸步不离。
母亲轮班来医院照顾,叫父亲回去休息,他却摇摇头:"你照顾小芳上学,我在这里就行。"
外公的身体渐渐好转,能用拐杖慢慢走动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外公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父亲蹲在一旁,两人正在下象棋。
那副象棋是父亲自己刻的,用树桩做的棋子,虽然粗糙但很有味道。
"将军!"外公得意地喊道,手指敲打着棋盘。
"哎呀,我又输了。"父亲摇头苦笑,作势要掀棋盘。
外公哈哈大笑,那笑声响亮而畅快,和他刚搬来时的郁郁寡欢判若两人。
我站在门口,没有打扰他们。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公和父亲有说有笑的样子,就像多年的父子,而不是隔着一道无形墙壁的姻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如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默默地抽出新芽,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转眼到了1987年的除夕。
这次,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外婆亲自张罗着年夜饭。
母亲单位分了一台二十一寸彩电,摆在了堂屋正中央,显得特别气派。
院子里挂满了红灯笼,大门上贴着崭新的春联,那是父亲亲笔写的,字迹遒劲有力。
饭桌上,父亲的位置被安排在了首席,这是按辈分给家中男主人的尊重。
他有些局促,总想往边上挪,被外婆瞪了一眼才安分下来。
"德明,尝尝这个红烧肉,我特意按你喜欢的口味做的。"外婆夹了一块肉放在父亲碗里,那动作自然得像是做了几十年。
父亲有些局促地接受了,脸上的表情既紧张又欣喜:"妈,您尝尝看合口味不?"
外婆笑了,那笑容让她的脸一下子年轻了十岁:"我尝过了,可香了。"
那顿饭,吃得格外香甜。
年年过节,母亲都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但今年外婆接过了这个活,从贴春联到蒸年糕,事事亲力亲为。
饭后,父亲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包装纸是鲜艳的红色,扎着金色的丝带,一看就知道是从百货商店专柜买的。
"妈,这是我和巧云给您买的,冬天戴着暖和。"他递给外婆。
外婆接过盒子,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是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柔软精致,据说是从上海进的货,要凭票才能买到。
外婆轻轻抚摸着围巾,眼里闪着泪光,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德明啊,我对不起你。"外婆突然说道,声音哽咽,"这些年,我...我太不像话了。"
父亲赶紧摆手,脸涨得通红:"妈,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我知道您是为了巧云好。"
"我错了。"外婆坚定地摇摇头,目光直视父亲,"这些年,我看人只看表面,看出身,没看到你这个人的本质,没看到你这颗心。是我眼拙,委屈了你。"
屋子里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彩电里春晚的声音被调小了,只有歌声若有若无地飘荡着。
父亲有些不知所措,只是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妈,您别这么说。"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发颤,"我没觉得委屈。能娶到巧云,是我的福气。"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和母亲,又落在外公外婆身上:"能有这样的一家人,我已经很满足了。"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
我看见她伸手握住了父亲的手,紧紧地,像是要把这些年的亏欠都补回来。
外婆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父亲:"德明,这些年没给过你压岁钱,今年补上。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
父亲连忙推辞,手举得老高:"妈,这不合适..."
"拿着!"外婆态度坚决,双手将红包塞进父亲手里,"你是我女婿,是我儿子,理应有的。"
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红包,郑重地放进了口袋,眼眶湿润。
"来年,我们把院子扩一扩,再盖两间房。"他岔开话题,用手在空中比划着,"让大家住得更宽敞些。"
外婆点点头,眼里满是欣慰与期待。
看着他们相视而笑的样子,我忽然明白,原来家人之间的隔阂,竟然可以在不经意间消融。
那年春节过后,外婆像变了个人似的,处处维护父亲。
村里有人提起我父亲农村出身的事,外婆第一个跳出来反驳:"我女婿勤快本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歇过一天,比那些油嘴滑舌的城里人强多了!"
父亲也像开了窍一样,变得更加细心。
他知道外婆爱喝菊花茶,每次上街都会顺便买一些回来;知道外公喜欢下象棋,就托关系从县文化馆借来棋谱,让外公研究。
1988年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了!"他兴奋地宣布,从怀里掏出一张红色的证书,和一枚镀金的小奖章。
外婆第一个迎上去,仔细地看着那张证书,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好啊,好啊!我女婿就是有出息!"
那天晚上,外婆特意做了一桌菜,还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酒。
父亲喝得脸红耳赤,最后竟然拉着外婆跳起了舞,把我们都逗得哈哈大笑。
1989年,我上高中时,母亲单位分了一套新房,比原来的大了一倍,有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小阳台。
搬家那天,父亲坚持要把外公外婆一起接去。
"家里地方大了,岳父岳母住得更舒服。"父亲说,声音里带着自豪。
外婆摇摇头,眼里带着婉拒:"我们老两口不去添乱了,你们小两口过自己的日子吧。"
"妈,您这说的什么话。"父亲放下手中的箱子,认真地说,"您和爸是我们的长辈,一家人住在一起,那才叫家。"
他顿了顿,眼神真挚:"这些年,是您和爸照顾了我们一家。现在,该我们照顾您了。"
最终,外公外婆还是搬去了新房。
父亲特意把朝南的主卧让给了他们,又在阳台上安装了护栏,方便外公锻炼身体。
阳台上摆满了各种花草,有外婆爱的月季,也有外公喜欢的兰花,每天清晨,阳光洒进来,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生机。
1992年的夏天,外公去世了。
在外公的葬礼上,父亲像送自己的父亲一样操办了一切,前前后后忙活了七天七夜。
他亲自联系殡仪馆,挑选骨灰盒,安排悼念仪式,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
"德明待我和你爸,比亲儿子还亲啊。"葬礼结束后,外婆拉着母亲的手说,眼泪流个不停。
外婆拉着父亲的手,哽咽着说:"有你这个女婿,是我和老头子的福气。"
父亲只是轻轻拍着外婆的手背,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爱。
之后的日子,外婆和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父亲工作更加忙碌,但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问外婆今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亲所在的农机站也开始企业化改革。
作为技术骨干,他很快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工资也涨了不少。
他第一件事就是给外婆买了一台收音机,让她可以在家听戏曲。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去你家,我就想给妈买个收音机,但那会儿我穷啊,买不起。"父亲某天晚上对母亲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
母亲笑着摇摇头:"那会儿我妈也不会收你的东西。"
"现在不一样了,"父亲笑道,眼里闪着光,"现在我是她儿子。"
现在,外婆已经九十多岁了,依然和我们住在一起。
每年过年,她都坚持要父亲坐在上座。
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到外婆对邻居王婶说:"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看不起我女婿。还好上天给了我机会改过来,不然我这老太婆死了也闭不上眼啊。"
今年除夕,我们又聚在一起吃年夜饭。
父亲已经退休多年,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他坐在餐桌主位,外婆坐在他右手边,两人有说有笑,谈论着今年电视上播的新节目。
看着这一幕,我忽然意识到,有些偏见需要时间来消融,有些情感需要岁月来证明。
就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不管风吹雨打,依然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
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父亲顶着风雪去找陶缸的背影。
也许正是那一刻,冰封已久的心结开始融化。
不是因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陶缸,一碗腌菜,一声问候,一个位置。
晚饭后,父亲和外婆坐在阳台上聊天。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勾勒出温暖的轮廓。
我端着两杯热茶走过去,听见外婆说:"德明啊,这些年苦了你了。"
父亲笑着摇摇头,神情平和而满足:"妈,哪有什么苦不苦的。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气。"
外婆拍了拍父亲的手,那只手已经布满了老年斑:"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当初要不是我固执,你也不用受那么多委屈。"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父亲用另一只手轻轻覆盖住外婆的手,轻声说,"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在夕阳下的剪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有些情,不需要轰轰烈烈;有些爱,在平淡中最见真章。
就像父亲对外婆的包容,外婆对父亲的愧疚,都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沉淀,最终化作了一家人之间牢不可破的羁绊。
席位,不仅仅是一个人坐的地方,更是一份认可,一种尊重。
父亲用二十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那个位置,不仅是在饭桌上,更是在外婆的心里。
而外婆花了二十年时间,终于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来不是由出身决定的。
那个曾经被放在角落的小板凳,如今早已不见踪影。
但它见证的故事,却会一直流传下去,讲述着一个关于等待、包容与和解的家族故事。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