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凯恩斯的预言尚未实现，但是最终他可能是对的。在过去，新技术使一些工作变得过时，但同时也使其他工人的生产率有所提高。同样，新技术创造了并且仍在创造全新的工作领域，比如网页设计、高科技工程、编程、数据分析等。老年人口需要更多的看护。但是，现在的机器智能发展速度如此

凯恩斯的预言尚未实现，但是最终他可能是对的。在过去，新技术使一些工作变得过时，但同时也使其他工人的生产率有所提高。同样，新技术创造了并且仍在创造全新的工作领域，比如网页设计、高科技工程、编程、数据分析等。老年人口需要更多的看护。但是，现在的机器智能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实际上，新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与其破坏的就业机会一样多，但是新工人将会是机器，而不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劳动力被裁员的速度可能快于为其找到新就业机会的速度;也就是说，瓦西里·列昂惕夫1979年预测的“技术性失业”可能正在变成现实。

如果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原本服务于现代长期停滞论者狭隘目标的收入均等化，就有必要成为未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确保被机器取代的工人能够拿到一笔替代性收入。在向工作密集度更低的未来过渡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而相关的资金应来自税收。这将引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在设计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应忽略这些问题。

超级全球化及其不满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通常会说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再全球化”，或者说在走了70年保护主义的弯路之后又回到了1914年之前的状态。三方面的变化打破了这种乐观的预测。第一个事件是1997—1998年出人意料的东亚金融崩溃，这发生在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这场金融崩溃凸显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缺陷。第二个事件是1998年在日内瓦和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民众反对全球化的开始。由经济民族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组成的松散联盟发出了一个一致的信号，即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将权力由民选的政府转给了跨国公司。这是一场以富裕国家为主抗议自由贸易的活动，尽管经常以抗议西方大企业剥削贫穷国家作为说辞。

第三个事件是2008年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体系崩溃了，这甚至更令人感到意外。这使得全球化会伤害富裕国家的感觉更为强烈。自2008—2009年大衰退以来，这些反对全球化的行动已经分裂为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结果，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民粹主义。

我们的政治语言很难跟上事态的发展。右翼和左翼之间仍然存在政治分歧，但是日益被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分歧掩盖。

大约2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不仅涉及经济和技术转型，也涉及政治和文化转型。互联网被认为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两个领域的游戏规则。通过改变人们相互交流的技术手段，它将改变人们相互联系的方式。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白，经济和技术变革始终领先于政治和文化变革。这就是传统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全球主义者通常希望文化能够适应经济相互依存的迫切需要，当它以不和谐的方式，甚至通常是以丑陋的方式予以回击时，他们会感到惊讶和失望。法国总统马克龙将民粹主义描述为“落后分子”的政治理念。确实如此，因为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文化层面。在内心深处，全球主义者认为反全球主义情绪是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社会病态，而不是对令很多人感到痛苦的事件做出的合理反应。全球主义者要求人们适应貌似不可逆转的经济变革，却不理解这其实是一种需要相互适应的过程。社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是它们并不像面团一样具有无限的可塑性。

因此，认为反全球化仅仅是由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推动的，这是错误的观点。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使经济学家对人性的理解越来越站不住脚。经济人这个只为“面包”而活的人，已经让位于将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这种更复杂的理解，对他们来讲，归属感和物质财富是相互关联的生存要素。因此，身份政治的兴起不仅是对丢失工作、工资下降和不平等加剧的抗议，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对文化变革的抗议，因为这种文化变革使人们熟悉的正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经济学如果既难以实现精神层面的繁荣，又无法兑现实现物质繁荣的承诺，这就必然导致来自民粹主义的毁灭性打击。

唐纳德·特朗普是迄今为止赢得最高职位的民粹主义者中最为重要的一位，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则是欧洲最重要的掌握大权的民粹主义者。但是，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普遍反对已经使全球化脚步放缓。贸易和资本流动从2008—2009年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与产出差不多，但是没有超过后者。自1993年以来，没有签订进一步的多边贸易协定;相反，双边协议数量激增。特朗普承诺废除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奥巴马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条约。特朗普宣布对来自中国和欧盟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很可能开启了新一轮贸易战。出于安全考虑，资本流动实际上受到了限制。在北美和欧洲，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受到限制。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是对国民经济学最令人震惊的回归。

问题的核心在于，正如马克思认识到的那样，市场体系的存续不仅要靠激发经济关系的系统性剧变，还要靠激发社会关系的剧变。剧变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至少有人声称会这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人为破坏，在短期内则会产生许多失败者。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体系如果要被普遍接受，就需要有国家遏制其过度行为，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其果实，并缓解人们遭受的苦难。创建民族国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点，然后国家会创造并促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我们一直在试图通过削弱民族国家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却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全球性国家，甚至没有认识到有必要这样做。难怪会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

卡尔·波兰尼出色地分析了19世纪同时出现的两种变化，即更高程度的市场化和国家针对市场化的后果提供的保护，工业革命初期为了保护儿童和限制劳动时间而制定的不计其数的工厂法案，就是他使用的主要案例之一。19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见证了这一双重变化的进一步扩展，即国际市场的扩张导致了福利国家的诞生，恢复了保护性关税，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而建立了中央银行。

然而，这种针对全球化后果的国家防护措施从未被纳入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这一缺陷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戛然而止。随着世界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分崩离析，同盟国作为二战中胜利的一方，建立了一套更为健全的国际机构和规则，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支撑自由市场秩序的复苏。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寻求放松管制的同时，也允许各国对贸易、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实施保护性的控制，而这种流动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停滞不前。当时建立的是一个“嵌入式”的自由贸易体系，这是1945年以后国内政治中的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国际上的反映。

然而，它远远不能提供一个主管世界经济的政府，正如联合国未能提供一个主管世界政治的政府一样。实际上，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当了自由世界的代理政府，苏联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也是如此。这种代理行为或多或少有其正当性，因为美国的霸权部分地被掩盖起来，而且美国提供的服务被受益者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由国家领导力、国际机构和市场组成的自由组合，在必要时由硬实力作为支撑，为30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足够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胜利了，这使全球化卷土重来成为可能。尽管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表现无法媲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很多年来，其吸引力遏制了商业阶层的力量。然而，自199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一直没有受到挑战。它废除或者削弱了战后秩序的保护主义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使战后秩序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由于受到乌托邦式理论的束缚和对历史的无知，自由市场思想家一直在为世界末日的到来做准备。

两难或三难困境

跨境经济一体化和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是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不可能三角”这一有趣概念的核心。他认为,民主、国家主权和经济一体化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可以拥有其中的任何两项，但是无法三者兼得。如果没有民主，国家主权可以与经济一体化结合在一起，19世纪就是如此，因为当时的选民太少，无法发起反抗。我们可以以牺牲经济一体化为代价，拥有国家主权和民主。我们也可以同时拥有经济一体化和民主，前提是有一个民主化的、可问责的超国家机构。这一观点太不现实了，因为在任何时候，统治者都必须关注自己的人民，而19世纪的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罗德里克这一提法的价值在于挑战了经济一体化不可逆转的普遍观点。他的三难困境解释了为何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严重受挫，并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无视民族国家及其选民这一现实状况并坚持对全球化的幻想，就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经济学已经走向了全球化，但是政治学仍然停留在国家层面。这两个行动领域之间的矛盾可以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要么我们创造国际性的社会契约，要么民族主义经济学卷土重来。

以欧洲为例

欧盟是当前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遭遇失败的典型例子。1957年的《罗马条约》使创始国致力于“四大自由”，即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自由。这些是经济与货币同盟的基石，并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欧盟的创立者将这一点铭记在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建一个国家或“政治联盟”的雄心壮志。但是，创建国家的目标并未实现。欧盟中央机构的权限及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但问责机制没有跟上步伐。建立起来的不是民主问责制，而是限制货币创造、财政赤字和不公平竞争等行为的规则。但是，强大的规则和弱势的国家明显相互矛盾。对“民主赤字”的抱怨不断增加，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欧盟的民粹主义运动。

这些规则在2008—2010年经受考验时，一触即溃。欧洲货币同盟这顶皇冠上的宝石始于1997年的单一货币区。保罗·德·格洛瓦指出欧盟存在两大设计缺陷，即缺乏财政转移机制和银行体系缺乏最后贷款人。结果，流动性危机演变成偿付能力危机，偿付能力危机又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

“这种变化可能会迫使各国进入一种糟糕的均衡状态，其特征是利率上升，从而引发过度的紧缩措施，进而导致通缩螺旋，而这又会加剧财政危机。”格洛瓦认为，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建立一个“预算联盟”。通过“将部分国家预算集中到由一个共同的政治机构管理的共同预算之中，各国预算赤字差异的扩大……就可以在经济衰退时转变为联盟层面的预算赤字”。但是，这样一种构造所需的“共同的政治权威远未实现”。

格洛瓦提到的两个设计缺陷可以归结为一个，即缺少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凯恩斯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设想的缺陷。

在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同时，人们一直期待着能够建立政治联盟或者说一个国家。实际上，更为悲观或者更为现实的欧洲主义者将欧洲货币联盟不可避免的危机视为对“国家”创建的一种鞭策，这是一场豪赌，将要证明的是一体化的力量要比分化的力量更强大。

在今天看来，未来如何发展仍悬而未决。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以及由此激起的民粹主义，欧盟委员会提议成立一家欧洲货币基金并设立欧洲财政部长一职。但是德国人反对这样做，他们更喜欢通过严格的规则来预防风险，而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分担风险，这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部分风险都会转嫁给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反对建立财政联盟。一位没有预算可用的欧洲财政部长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摆设而已。

欧盟特别是欧元区有效运转所需的明智的改革措施，很少具有可行性，因为欧盟和欧元区是以一种特别僵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自相矛盾的一点是，这一固定规则体系的运转依赖于处于领导地位的成员国德国根据其判断采取的行动。德国拥有这样的地位，但是还没有担任金德尔伯格式“保险人”的意愿。

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这场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经济一体化

实验面临内爆的威胁，对此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根据格洛瓦的观点，“一种是陷入绝望，并得出结论认为解散这一货币联盟是更好的选择。另一种反应是，确实，这将非常困难，而且成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试”。

格洛瓦教授未能解释的是，在存在如此明显的设计缺陷的情况下，欧元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标准答案是，这是允许德国统一的政治协议的一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即市场需要的是规则，而不是国家。

重新审视保护主义的理由

自19世纪以来，赞同自由贸易的一般假设条件很少受到质疑。蒂姆·康登的话简单明了，他告诉我们，“自由贸易对你有好处，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不断发展并实现了繁荣，它们的表现优于那些限制进口并限制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国家”。

历史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实现了繁荣。

目前对保护主义的定义是，“设置足够高的贸易壁垒以抑制来自外国的进口商品，或者将其价格提至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效率相对较低的国内生产商能够成功地与外国人竞争”。

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定义的根源在于比较优势理论。保护主义者会说，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保护本国人民免遭危险和不幸。如果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能造福他人，善莫大焉。这是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有力论据。但是，政府当选的原因不是以牺牲本国人民为代价来“造福全世界”。如果它试图这样做，很快就会感受到民众的怒火。贯穿自由贸易争论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从长远来看，自由贸易是最好的选择。它忘记了短期发生的事情会伤害一代人的生活，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

贸易保护主要有七个理由：

(1)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幼稚产业”的观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驳斥了李嘉图理论的静态性质。初始条件不一定是最终条件。国家政策可以通过培育最初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有意识地创造比较优势。张夏准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说明：“如果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遵循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理论，就不会有雷克萨斯了。今天的丰田最多只是一些西方汽车制造商的低级合作伙伴，而更糟糕的情况则是被扫地出门。整个日本经济也是如此。”

李斯特并不认为保护主义是一种永久性的制度：在试图保护的“幼稚产业”成熟以后，自由贸易应该成为通行的规则。然而，他忘记了经济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因为技术进步永远不会停止。今天的发达国家到处都是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它们都吵吵嚷嚷着要求获得保护。

(2)

新贸易理论或战略性贸易理论是幼稚产业论的一个分支。在标准的自由贸易模型中，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是模型的外生变量，并且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尼古拉斯·卡尔多和保罗·克鲁格曼等新保护主义者通过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将这些因素“内生化”了。简而言之，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先发者的优势不断累积。那些最先使用新工艺或生产新产品的人获得的报酬是递增的，这使得他们此后几乎不可能被淘汰。理论上，这可以证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都具有合理性。

可以看出，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垄断。这在当今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就现在来看，率先建立一种交通运输系统可能会使一个国家锁定在一种过时的工业技术上。

(3)

失业问题。自由贸易模型假设贸易前后都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处于失业状态是贸易保护的理由之一。这是一个很好的论点。

(4)

李嘉图提出的自由贸易的例子假定资本在国家内部是流动的，但是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他承认，如果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地流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不成立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专业化将由绝对成本决定，就像一个国家的专业化一样”。如果这些地区的成本没有竞争力，那么这些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必然会减少。李嘉图甚至希望财产所有者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国内，并满足于适当的利润。

两位作者在评论李嘉图的观点时写道：“这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问题。李嘉图表达的‘本土主义’传统已不再符合赌场资本主义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世界。”

时至今日，资本输出与技术输出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密切相关。这可能迫使资本输出国的高工资工人与国外使用相同技术的低工资工人竞争，这场竞争要么让他们失去工作，要么迫使他们降低工资。我们不应忘记，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抑制发达国家工资的增长。

(5)

“战略性产业”的观点。赞同保护主义政策是为了保障发动战争的能力。相比之下，自由贸易以永久和平为前提条件，并且声称这有助于实现永久和平。

(6)

保护多样性的观点。李嘉图的理论要求葡萄牙集中生产葡萄酒，而由英国生产布料。能够正确评价文化多样性的自由主义者，却没有理解文化多样性需要有经济多样性。

(7)

将保护作为报复或者谈判的筹码。关税或征收关税的威胁可能被用于达成“公平贸易”协议的谈判。只有在世界贸易中垄断某种筹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才有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经常使用保护主义工具，促使其他国家限制对美国的出口或降低自己的贸易壁垒。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声明可能有意无意地被用于同中国和欧洲达成的“有利的”贸易协议。欧盟也宣布针对特朗普《减税法案》实施保护主义的反制措施。

根据正统观点，所有支持贸易保护的有效论点都是“次优选项”，也就是说它们预先假定不具备能使自由贸易有益于各方的政治条件或者经济条件。但是也可能是这些条件多半不存在，此时支持自由贸易的一般前提也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自由贸易仍然是公认的原则，但是很多变相的保护主义仍在盛行。富国的目标是打着保护消费者的幌子保护自己的生产者，手段是对进口产品实施健康和安全标准，或者坚持进口商品要符合最低劳工标准，而穷国往往无法达到这一标准。中国和德国等国依靠低估币值来维持永久性的贸易顺差，这与传统的重商主义治国方略是一致的。

要求实施贸易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在于，随着金融投机力量的扩大，国内对教育程度较低者和低技能者的保护在逐渐削弱。结果就是不安全感大大增加。民粹主义者希望自己的国家在保护民众方面更有作为，同时限制金融势力对民众的伤害。传统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被重新点燃，因为他们认识到继续依赖来自中国和其他贸易盈余国家的信贷来资助美国购买其商品，正在掏空曾经强大的美国经济。

在不破坏世界经济的情况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控制”，这样的政治要求能否得到满足?

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凯恩斯在1941年的清算联盟计划中提出了一个支付系统，以确保世界能够安全地进行自由贸易。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一些国家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在他看来，这会使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出现通缩，而这些国家将通过提高关税或者货币贬值来应对。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定了凯恩斯的“债权人调整”逻辑。但是，作为对这位英国人的一种安抚，它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第7条中加入了一项“稀缺货币”条款，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限制从货币被宣布为“稀缺”的国家或者说经常账户出现了持续盈余的国家购买商品。债务国还将受到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保护，以避免资本外逃。凯恩斯明白，一个良好的支付体系对“有益的”贸易至关重要。

今天，美国可以合理地援引第7条来打压中国，而欧盟的一些成员国也可以合理地援引第7条来对付德国。长期以来，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目标，但是在特朗普政府中，这种言辞正在更积极地转化为实际行动。2017年末，美国公布了有关国家安全、国防和贸易的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随后，特朗普对洗衣机征收50%的进口关税，对太阳能电池板征收最高30%的关税。2018年2月中旬，美国商务部提议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征收关税，钢铁为25%，铝材为10%,而中国是世界上这两种商品的最大生产国。

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施(VladimirMasch)为“明智”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个更符合逻辑的补偿性自由贸易战略，这实质上相当于美国单方面启动《布雷顿森林协定》第7条。

美国政府将决定自己每年贸易赤字理想的最大数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将对每个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盈余施加限制。这将主要影响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在美国2016年67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中国为3190亿美元，日本为620亿美元，德国为600亿美元，墨西哥为590亿美元。

然后，盈余国将其对美国的出口限制在规定的数量内。各国可以超过其“配额”，只要它们支付实际出口的价值与允许它们出口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如果它们试图超过各自的配额并且不支付“罚金”，那么它们出超的部分将被阻止。

正如罗念慈(ChiLo)总结的那样：

从长远来看，中国和美国似乎都在努力将过去30年建立的全球化生产链转移至本土，为了实现这一点，中国通过进口替代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工业基础中外国所占的份额，而美国则是利用美国优先政策。这些举措即使能取得部分成功，也会造成伤害。

如果拟议中的欧洲货币基金包含一个类似《布雷顿森林协定》第7条这样的条款，比如允许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限制来自德国的进口，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将严重破坏欧洲的关税同盟。

1941年，凯恩斯在支持“永久”控制资本流动的同时，继续说道：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结束目前这个国际投资的时代。这一目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要有一种方法来区分(1)游资的流动和真正用于开发全球资源的新投资的流动;以及(2)从盈余国家到赤字国家有助于保持均衡的流动，与从赤字国家到盈余国家或者从一个盈余国家到另一个盈余国家的投机性或者逃离性资金流动。在未来，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允许资金由于政治原因、逃避国内征税或者其所有者预计会沦为难民而逃往国外。同样，也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接收四处流窜的资金，因为这些资金不但无法被安全地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反而有可能让资金接受国事与愿违地陷入困境。

时至今日，这些考虑仍然像在1941年一样有效，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和2010—2011年的欧洲金融危机都是热钱流动可能造成伤害的例子。当然，各国之间的热钱流动与热钱在国内的流动是相同的，只是主权国家有中央银行可以作为其银行体系的监管者和最后贷款人。最好的办法是拥有一套议定的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对资本跨境流动实行不同类型的限制。

前进、后退还是另辟蹊径？

当前的普遍观点是，不管民粹主义者如何反对，全球化的势头不可逆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全球供应链将我们锁定在自由贸易中。这种论调不足为信。转移到海外的产能都可以重新本土化。正如哈罗德·詹姆斯(HaroldJames)提醒我们的：

高度发达和高度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但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这种势头都已减弱;钟摆正在回摆。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式的大同世界被宗教改革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摧毁了，随后出现了分离主义、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一个更直接可能也更熟悉的先例，就是19世纪末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解体了。

关键在于“解体”这个词。如果你认为未来将遵循全球渐进式“一体化”的线性模式，那么很有可能出现某种解体。但是，某些地区以及出于某些目的已经实现了的一体化并不会就此消失。如果说“解体”意味着回归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均衡体系或者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治经济，那么欧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意义上的“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地区如何团结起来并最终团结一致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在这方面，欧盟仍将是一个履行自己承诺的典范。

现在从来不仅仅是过去的简单重复。2018年的民粹主义并非法西斯主义的翻版。首先，我们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争，而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军事化政治的真正温床。其次，从以前的历次灾难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全球领导人协调一致采取行动，阻止了2008—2009年的大衰退演变成另一场大萧条。最后，全球性问题已经出现，比如全球变暖和自然资源枯竭，这在100年前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共同应对。尽管对移民的限制肯定会加强，但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针对种族主义的禁忌依然存在。尽管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倒退，但是，甚至与刚刚过去的这些年相比，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具韧性。民众受教育程度更高，不那么顺从统治者的肆意妄为。这本身就会阻止回归到更原始的政治风格。

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全球化应该或者能够无视国民情绪而继续。身份政治告诉我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规则有其局限性，而我们忽视了这一点，这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局限是什么，但它必须是另外一种有所不同的经济学。具体而言，那些研究经济学的人应该详细说明一项体面的移民政策需要具备哪些经济条件。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