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曾有过三次上大学的机会，前两次都只是“虚晃一枪”，第三次才梦想成真。这一次成功，竟让我体验到了范进中举时灵魂出壳的感觉。这一年我已32岁，并有一个4岁的女儿。女儿生下来就寄养在重庆我父母家，而户口却一直跟着我在川北大巴山。正是女儿的户口问题将我的灵魂唤回了尘
如今的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这是很令我辈羡慕的。
我曾有过三次上大学的机会，前两次都只是“虚晃一枪”，第三次才梦想成真。这一次成功，竟让我体验到了范进中举时灵魂出壳的感觉。这一年我已32岁，并有一个4岁的女儿。女儿生下来就寄养在重庆我父母家，而户口却一直跟着我在川北大巴山。正是女儿的户口问题将我的灵魂唤回了尘世，使我不至于步范进的后尘。
还记得跨进满眼绿荫的华东师大校门时，接待我的高年级同学认错人，把给我带路的亲戚家小姑娘当成新生，而以为我是她的家长，好不容易才弄清楚新生是我而不是她。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我们班，一把“贯彻阶级路线”的“左”刀，便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劈”成两半。“一半”是“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另一半”是“孤立对象”和“打击对象”。据说市委工作组是带着理论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的。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的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我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我很害怕背上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见到我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决定找我谈话。
我向来很尊重这位文质彬彬的南下干部。记得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后，我和几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正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他打听自己能不能升上高中，他慈祥而和蔼地望着我说：
“像你这样的好学生我们怎能不要！”
那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中榜。而今这位校长找我谈话，还是往日的模样，只是眉宇间增添了几丝忧愁，口吻也绝无当年那么有把握：
“你不是说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大学也是祖国的需要嘛，你应该带头考好。考不上大学再下农村也不迟。”我知道，这是老校长在当时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势下，能够告诉我的全部心里话，寄托着他的祝愿和希望。
我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我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我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我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对我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我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当然是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志愿填高了。”我表示同意。在此之前，亲朋好友无不认为我没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志愿填高了。尽管是班主任主动叫我改填的，但毕竟是我亲自下的笔，我自不量力，只能咎由自取，随即“志愿”报名去了川北大巴山。
时隔七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这张致我于“死命”的志愿表，发现“中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这时我终于醒悟，班主任两次要我改填志愿，原来就是为了冠冕堂皇地给我制造一个“考不上”大学的理由。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卢作孚曾为母校做过很大贡献，母校的第一任校长周勖成，就是他请黄炎培先生推荐的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其后祖父又多次募捐支持学校的建设发展，并担任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母校这临门一脚，否则我就没有机会与华东师大结缘了。
我第二次“险些”上大学是在1972年初春。那是一段漫长冬季中短暂的春天。北京大学到我插队所在的达州地区，招收两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幸运地成了其中之一，体检了，填了表，左盼右盼却杳无音讯。末了县文教局局长委婉地向我解释，“上面”认为我的出身还没有“坏”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要求的标准，因为我的父母不是“黑五类”。过了不久，交白卷的张铁生靠“革文化的命”出了名，我从此不再希冀被“推荐上大学”。
正因为如此，1977年首度恢复高考，我并没有应试，因为我当时地处山乡，信息不灵，压根儿不相信可以自己报名考大学。直到“77届”高考揭榜，我才眼见为实，动了不妨一试的念头。哪知1978年却有新规定：1965年以前的高中毕业生一律没有高考资格。
就在希望的大门再次向我关闭的刹那，县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长去地区开会，我的一位中学同窗正好坐在他旁边。摆谈之间，副局长知道了我在中学的成绩，散会当天就马不停蹄赶回县里，叩开了我的家门，动员我参加高考，并给我吃了“定心丸”：“上面说了，根据你在中学的成绩和农村的表现，哪怕你是高64级、高63级，也一路给你开绿灯。”
可这一次轮到我的家人“不让”我上大学了。他们担心我如果再考不上大学，保不准会发疯，决定不给我寄复习材料。最后还是在重庆工作的大弟弟，悄悄跑回我的母校找来一本应届生的复习资料救了我的急。
那时离开高考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只有背水一战，放胆一搏了。报考理科已来不及，我就报了文科。白天要上班，我只有晚上开夜车。结果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政治更是考了96分。
可到了填写高考志愿表的“家庭成员”栏目时，写不写我的祖父，令我纠结了好一阵。曾经两次“考”大学，两次“名落孙山”，我不能不心有余悸。犹豫再三，为了不犯“隐瞒家庭出身”的嫌，还是写了一句话：“祖父卢作孚，原民生轮船公司经理”。
其实，祖父1925年创办的企业一开始就叫“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他始终坚持依靠社会之力，办好社会之事的理念，而我当时连他创办的公司叫什么名字都没搞清楚。
我不相信“生”源滚滚的重点大学会斗胆录取我，所以索性放过“重点大学”的五个志愿不填，只在“普通大学”的表格里填了排名榜上倒着数的五个学校，不料被县文教局作为废表发回来叫我重填，我只好挑了几个省内的重点大学填了上去，最后一栏没有省内学校可填了，我才填了华东师大。
没想到1977年高考时，四川把许多高分考生截留了，1978年来个矫枉过正，不按志愿顺序，一律让外地学校先挑选。于是我的志愿表便连跳几级，到了华东师大赴四川招生的政教系常务副系主任吴铎老师手里，使得我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全县第一个收到来自东海之滨的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以致于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种“极乐欲仙”的场景。
我和同学们就是这样带着伤痛，带着余悸，带着与知识的隔膜，带着对前途的迷茫，来到师大校园，开始了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教育。而每一位老师，无论是教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还是班主任、辅导员，都满腔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这批特殊学生，尽管他们自己也刚刚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可是却无怨无悔，把全部心血浇灌在我们身上。
其中有位历史老师，课讲得非常好，常有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蹭课，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文革”中他曾受到残酷虐待，被逼着吃人粪，可上课的时候，他从未提起这些伤心事，而是用明镜般的丰富史料开启了我们久闭的心扉。
当时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很正直务实，口碑甚佳。我们在校期间，他亲自给77、78级政教系的学生讲过一次大课，专题介绍校友王申酉为坚持真理奋勇抵抗暴政的英勇事迹。
王申酉是我校物理系1962级学生，“文革”开始不久，他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又对照马恩的著作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自己的思考写在日记里。后被同学告发，受到长时期残酷折磨，一直没有分配工作，谈了几次恋爱都没成功。但是他不改初衷，在给最后一位女朋友的信中，仍然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对“文革”及其发动者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洋洋洒洒写了六万字。
施平书记称这份情书是“优秀的博士论文”。然而，这份饱含对祖国对人民无限深情的“情书”却把他送上了刑场，他死于尚未肃清“四人帮”流毒的1977年4月。施平书记冒着风险三上中组部，终于给他平了反。我听了这堂课深受震撼。
二十多年后，我在香港买到了《王申酉文集》，读完写了篇文章《“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杂志《百年潮》上，向这位优秀的校友表达了我迟到的敬意。最近高兴地获知，年逾106岁的施平书记如今还健在，思维也很清楚。
政教系的学生当时有一个特殊待遇，可以在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借阅图书，我得以看了不少当时还被禁售的中外书籍，如前苏联历史学家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小弗雷泽尔等的著作，大开眼界。同时还在图书馆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雨果的《笑面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也获益匪浅。
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样让我终生难忘。我们曾一起听课，一起辩论，一起到图书馆抢位子，一起背笔记应对考试，一起下乡劳动，一起参加社调，一起实习当老师，一起逛公园，一起半夜看电影回来翻爬大门......上海同学还经常把家里可口的饭菜带来和我们外地同学一起分享。
上山下乡13年，经历了无数磨难的我，又回到了天真无邪的学生时代，在这个闻名全国的美丽校园里，度过了4年最幸福的时光。
我在大学校园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与吴铎教授异地重逢。我问他，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他回答说，抗战时他和他的家人乘我祖父公司的轮船去四川避难，他佩服我祖父的勇气。
他还告诉我：他的小学阶段最后一年，是在重庆寸滩小学度过的。寸滩是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寸滩小学坐落在长江边半山坡上。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听见民生公司轮船的汽笛；推开教室的窗户，就可以望见往来江上的民生公司船舶的英姿。在那时孩子们的眼里，“轮船”代表着国家的最新科技；民生公司、卢作孚，成为他们幼小心灵中的民族骄傲。
解放以后的1951年，吴铎老师作为重庆市的学生代表之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15次学生代表大会，又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出川的。1952年他参加新中国第二届全国高考，被录取到华东师大，也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到达上海的。
没有想到历经沧海桑田三十多载，他居然在1978年四川省的招生名录上，见到了卢作孚先生的孙系骨肉。这一见，唤起了他那数不清的儿时回忆……没想到“歪打正着”，幸好我在志愿表上“坦白交待”。直到现在，我与吴老师还保持着联系，衷心感谢他把我带到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
大学毕业后，我在华中农业大学教了两届本科四年级的专业课。1980年代中，跟随父亲响应号召下海，为促进“三通”和“三引进”做贡献。先是在武汉为国家创办了一家航运公司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并引进外资创办了首家国际租赁公司。
随后，协助北大引进外资创办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生产的生物药品“血脂康”，成为最受欢迎的国产降脂药。在那前后，我和父亲同学的子弟，还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率先打通了香港经广州到武汉转内地的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中央电视台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节目中，还提到了这件事。
工作之余，我怀着对文学的爱好写了不少散文，曾获三次冰心文学奖，其中一次是大奖。前后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水咬人》是请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作的序，并经中文系的校友王为松先生推荐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年退休后，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祖父的思想和实践。同时协助有关作家、学者、关注者和央视、凤凰卫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以及各种纸媒，进行卢作孚的研究和宣传。2012年与上海电视台合作做了一辑有关卢作孚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的节目，播出后很受好评。编导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这个节目获得上海广电局的书面嘉奖，这是该摄制组第一次获得这样的嘉奖。
我今年已七十有二，在喜逢上大学四十周年之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东师大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2018年5月22日写毕
来源：近代史飙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