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由安禄山、史思明及其子嗣发动的叛乱，不仅摧毁了盛唐的繁荣，还开启了藩镇割据的百年乱局。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由安禄山、史思明及其子嗣发动的叛乱，不仅摧毁了盛唐的繁荣，还开启了藩镇割据的百年乱局。

而叛乱的最终落幕，则与史朝义的败亡密切相关。作为安史集团的末代领袖，史朝义的结局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唐廷军事策略与叛军内部分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史朝义的崛起与困境

史朝义是史思明之子，其父史思明在安禄山死后接过叛军大旗，一度重创唐军。然而史思明因偏爱幼子，引发史朝义的不满。761年，史朝义杀父自立，但这一行为加剧了叛军内部的分裂。

史朝义缺乏其父的威望与军事才能，加之唐廷联合回纥发动反攻，叛军节节败退。至762年洛阳之战，史朝义主力被唐军歼灭，仅率五千残部逃往河北。

二、败亡之路：众叛亲离与走投无路

史朝义的败亡过程充满戏剧性，其核心原因在于部将的集体倒戈：

1.田承嗣的背叛：史朝义退守莫州时，大将田承嗣假意支持，劝其前往幽州（范阳）调兵，实则暗中与唐军联络。史朝义前脚离开，田承嗣即献城投降，并交出史朝义家眷。

2. 范阳闭门不纳：史朝义逃至范阳，原部下李怀仙已降唐，守将李抱忠拒不开城，并直言“天不佑燕，唐室复兴”，瓦解了叛军最后的士气。

3. 穷途末路：史朝义东奔广阳、欲投契丹，却在温泉栅（今河北丰润东）被李怀仙追兵围困，最终自缢于林中，首级被献予唐廷。763年正月三十日，其头颅送至长安，标志安史之乱终结。

三、唐廷的绥靖策略与历史代价

唐代宗李豫为尽快结束战乱，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仅追究史朝义一人，其余叛将如田承嗣、李怀仙等均被赦免，甚至获封节度使，继续掌控河北。这一策略虽加速了叛军瓦解，却埋下藩镇割据的隐患：

①河朔三镇的形成：李怀仙（卢龙）、田承嗣（魏博）、李宝臣（成德）等安史旧部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形成“河朔故事”——节度使职位世袭，赋税自留，军队私有，中央权威荡然无存。

②妥协的代价：唐代宗为应对吐蕃威胁，无暇镇压藩镇，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杜牧曾痛批此举“阔视大言，自树一家”，为后世藩镇之祸埋下伏笔。

四、安史之乱的历史余波

1. 社会经济的崩溃：战乱导致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杜甫诗中“园庐但蒿藜”的惨状成为时代缩影。

2. 军事与政治结构的转型：唐廷为制衡藩镇，强化神策军等中央禁军，却加剧了宦官专权；经济上依赖江淮财赋，运河体系成为维系国运的命脉。

3. 民族与边疆危机：吐蕃趁虚而入，一度攻陷长安，唐朝被迫以“防秋兵”依赖藩镇御边，陷入恶性循环。

结语：宿命与选择的交织

史朝义的败亡，表面是个人能力的不足与部将的背叛，实则是安史集团失去民心与合法性的必然结果。而唐廷的绥靖政策虽换来短暂和平，却以中央集权的瓦解为代价，最终使唐朝陷入“虽无亡国之君，而有亡国之局”的困境。

安史之乱的终结并非盛世的回归，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序曲——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疆危机交织，共同将唐朝推向缓慢的衰亡之路。正如清人张洵佳所言：“乱机何时开，开自唐藩镇。”

来源：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