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役的历史就像山丘一样古老，甚至某些山丘正是由劳役创造的。我们的世界遍布坟丘，即人工垒成的土堆或石堆，通常矗立于王公贵族的墓穴之上，它们的修造需要巨量的劳动力投入。

封面图 |《激战》剧照

关于税收的段子，古今中外有一大箩筐，常被引用的是富兰克林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无可避免，死亡和税收。」

对美国国税局的调侃也广为流传：在美国，用国税局的名义发邮件诈骗，成功率很高，以至于每年国税局都会提醒纳税人谨防诈骗。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税收的评价更加直接：「税收就是政府本身。」

事实上，除了那些需要直接缴纳的税，还有很多不被称为税的税。

如果从这些「改头换面」的税收的角度看我们的过去，你会看到历史上常被忽略的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尽管总会被拿走一些，但人们一直在努力创造更多。

统治者很早就发现，其他人的艰苦劳动乃至生命是唾手可得的资源。

1. 劳而无获

劳役的历史就像山丘一样古老，甚至某些山丘正是由劳役创造的。我们的世界遍布坟丘，即人工垒成的土堆或石堆，通常矗立于王公贵族的墓穴之上，它们的修造需要巨量的劳动力投入。

例如英格兰境内的西尔布利山(Silbury Hill)是欧洲最大的坟丘，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却是座神秘的空坟，有专家估计它的建造需要1800万工时的艰苦劳动。

古代的许多伟大帝国也大量利用劳役。

据说在第四王朝时期统治埃及的法老胡夫持续20年每年驱使10万名工人劳作3个月，以修造吉萨大金字塔。事实上，在古埃及语言中，劳动力与税收是同义词。

劳役在古代中国也被广泛使用，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就利用劳役兴建若干庞大的公共工程，包括长城、运河，以及全国性的道路和驰道网络。

劳役也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核心。对骑士阶层而言，封建义务就是强制性的军事服役，通常还要带上一名随从，加上有足够威慑力的装备。「征服者威廉」的最大封臣则需要每人带上50名左右的骑士。

对农民而言，则意味着从事田间劳役、修整道路等。时光荏苒，这些义务被转化为更明确的类似税收的项目，但转化过程的时机与性质各有不同。

英格兰出现变化的时间相对较早。法国的贵族则在继续呼吁免除直接纳税的义务，因为他们在原则上仍必须参与军事服役。同时农民的义务即所谓徭役，仍是主要的抱怨对象。在奥地利统治的区域，劳役持续到1848年。

这种现象至今仍在延续。卢旺达保留了名为乌姆干达的多个世纪以来的社区劳动传统，要求每个月的一个周六从事无偿劳动。近期对10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们都普遍存在以劳动来充当实物支付的做法。

2. 富人的战争与穷人的肉搏

有一种形式的劳役把这些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引发了其他议题，也对税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征兵制度。

进入近代以后，法国人在1793年革命战争之初引入了大规模征兵制度，然后于1798年建立了永久性的常规征兵制度。很快又发展出了广泛的保险制度，以便在某个男性劳动力被征兵抽签选中时，为投保人弥补相应的替代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当时没有引入征兵制度，而是借助自己的财力扶持盟国承担大部分陆战任务。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引入征兵制度，南方邦联于1862年5月实施，北方联邦于次年3月效仿。

英国在1916年引入征兵制度，当时常备军兵力损失严重，愿意填补缺口的志愿兵太少。与此同时，和平时期服兵役的要求——为期仅为几年，主要是参与训练——到19世纪末在许多大陆国家已经成为惯例。有时候，兵役可以被免除。美国南方邦联一开始允许被征召者寻找替代者，即雇用其他人来为自己服兵役，但这种做法后来被废止。北方联邦一开始既允许找人替代，也允许缴纳300美元来免服兵役，该数额不算小(相当于今天的约5000美元)，但年轻的约翰·洛克菲勒与后来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都筹到了这笔资金。

反对征兵制度的某些人声称，只有志愿入伍才能吸引社会中的「最优秀分子」，因为志愿兵更具爱国精神，战斗力也会更强。

征兵制度还遭到另一个视角的批评：志愿军队是动员资源更有效率的办法，因为对社会经济贡献较低的人(以他们从其他行业能获得的收入衡量)会认为参军的吸引力较大。

不过完全依赖志愿兵会面临一大问题：赢得战争的收益(或输掉战争的成本)具有公共品的许多特征，也就是说，很难不让没有做出贡献的人分享战争收益；但同时，参与战争的成本是高度个人性质的，代价还可能非常大。因此志愿军队的规模通常来说总是太小。

原则上，这可以通过支付足够高的薪水来解决，但会很花费金钱和时间。英国在1916年处于战败和混乱的危急时刻，无法再考虑这种途径。

效率不代表一切。以交钱代替服兵役的方式后来被视为本质上缺乏公平，违反了「横向公平」的原则，即大致相同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用这种观点来看，不应该只根据父母拥有的财富多寡来判断某个年轻人是否适合服兵役。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871—1873年在任)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相比富人来说，穷人更能忍受兵营的恶劣条件，为此付出的牺牲更少，但结果表明这种观点对他的选举不利。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乃至其他主要参战国，一战时期及之后都不再允许替代服兵役。

不过兵役还是有其他豁免情形，包括根据年龄和婚姻状况(这反映了不同维度的横向公平，如已婚男子在这方面不同于未婚男子)，以及从事战争需要的某些熟练工种的人，例如英国在二战期间对贝文男孩(Bevan boys，被强制征召的煤矿工人，因劳工部长贝文而得名)的兵役豁免。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免服兵役的情形很多，大约41%的可征兵男性得到了豁免，要么因为身体或精神缺陷，要么因为是可怜寡妇的独子、体弱多病父母的依靠、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鳏夫等。

富人好像总是能找到规避高税收的办法，以此类推，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能够逃避兵役。例如在1917年，美国媒体频繁抱怨亨利·福特的儿子与报业巨头斯克利普斯(E.W.Scripps)的儿子获得了缓服兵役的待遇，事情吵得沸沸扬扬。

与有些人的推测不同，富人在入伍后未必总能得到更轻松的岗位，例如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中有12%的普通士兵阵亡，而军官的阵亡比例达到了17%。

20世纪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引发了关于公平话题的深刻讨论，为税收累进性在战后的显著提升赢得了民意支持，启发了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新思想，并永久性地改变了政府的规模与角色。

在征兵时，正如任何税收征管官员所能预见的那样，总会出现逃避问题。其中有非法的直接逃避，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19%的联邦军队征召对象没有到体检处报到；在一战中，美国有12%的征召对象逃逸。

还有合法的逃避手段，在婚姻可以作为免服兵役的条件时，人们无疑会赶紧结婚。某些被征召者则带着假冒的妻子和借来的婴儿到征兵处以逃避兵役。

另外还有过度积极的应征带来的问题，这是税务部门很少遇到的情形，例如，偶尔会有妻子推着丈夫去征兵处报名，只是想为家庭保证一笔正常的收入。毫无疑问，也有些妻子是巴不得将丈夫送往某个危险而遥远的地方。

政府应对征兵中不配合现象的策略，与现代税务当局采用的许多办法相似。某些逃避手段会被识破并拒绝，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睾丸上缩」者可以免服兵役，但附带条款规定:「有意识地收缩不属于免服兵役的范围。」

当然，冒着受惩罚的风险直接逃避兵役才是主要问题，而政府也有手段促进民众的遵从。

例如在一战期间，美国设计了一套征兵制度，使服役看起来跟志愿入伍乃至参与选举非常相似，至少在初期阶段是如此。各地的民间志愿者在给年轻人做征兵登记时，采用了酷似登记选票的办法，比如，征兵登记处就设在每个选区的投票点。

另外，正如某些国家如今会公开纳税记录以增强对税收遵从的公众压力那样，美国在一战中也会公布登记者的姓名，从而变相宣布哪些人没有登记。

民间惩罚措施也随之出现，其中最令人难堪的是英国的「白羽毛」运动，妇女们为了谴责没登记者，会给他们寄去乃至公开递交一根象征懦夫身份的白色羽毛。

对违规者处以罚款或其他处罚的威胁，是各国政府确保税收遵从的主要手段之一。更普遍地说，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学会了把执法变成一项挣钱的事业。

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法令宣布，偷窃牲畜将被处以最高可达所盗取财物价值30倍的罚款。

在古罗马，任何人如果被发现破坏供水系统，将被处以10万赛斯特斯的高额罚款。

统治者对于背叛变节行为可能感到欣喜的少数理由是，惩罚措施往往不仅极其严厉，而且有利可图，包括没收罪人的全部财产(英国直到1870年仍在实施)。

罗马帝国提比略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就因为利用伪造的变节指控来创收而声名狼藉。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府会没收被送上断头台者的财产，当时对处决犯人有一种流行的委婉说法，即「他们将被送到革命广场(行刑的地点)去铸造钱币」。

与之类似，在1531年同罗马教廷的决裂中，亨利八世对英格兰的教士处以11.8万英镑的巨额罚款，开辟了一笔新的财源，处罚的理由是蔑视王权，因为教士们拥护教皇的裁决。这个金额比他在决裂前的正常年度总收入多出了30%。

通过罚金获取收入的前景可能激励执法部门过度执法，在美国南方及其他地方穿越城市街道的人偶尔会感受到这一点。

例如仅有1万多居民、4平方英里大小的佐治亚州多拉维尔小镇，在2013年收获的各种罚款多达220万美元，几乎是当地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许多对罚款乐此不疲的小镇分布在美国I-75高速公路沿线，那是通向迪士尼乐园的要道，游客众多，表明这又是一个有千百年历史传统的对「外人」征税的典型案例。

20世纪60年代，在同样位于佐治亚州的卢多维西镇，据称当地警察藏身于一家理发店，人为操纵市中心的交通信号灯，以便抓获因突然变灯而猝不及防的司机。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促使当时的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Lester Maddox)采取特殊行动，树立广告牌提醒司机远离卢多维西镇。今天佐治亚州禁止超速罚款超过警察局预算40%的上限(对过分的违规行为除外)。

不过，对鲁莽驾驶的过分查处仍在各地上演。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帕默镇在2015年仅有2023名居民，却在一个月内开出了1080张超速罚单。

超速罚单令人恼火，但罚款斩获的资金有时候非常惊人。例如有个案例的罚款金额达到2060亿美元。那是在1998年，美国最大的四家烟草公司同46个州的总检察长达成的和解金，后者试图借此追讨香烟造成的健康损害。

包裹这剂苦药的糖衣是，那几家公司被免于追究因烟草造成的私人侵权责任。不过「烟草大和解协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罚款。比如，赔偿金额并未与过去的烟草销售额挂钩，四大烟草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包括该产业的新来者)都需要按照协议规定支付赔偿金。另外所有相关方都很清楚，和解金的真正负担不会像罚款的本来意图那样，落到烟草公司及其股东或高管头上，而是会转嫁给未来的烟民。这些赔偿金实际上是对未来香烟销售的税收。

和解协议规定了未来25年需要缴纳的具体金额(会根据通胀和销量调整)，再根据各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按比例分摊。所以一家公司的销售额越大，需要支付的赔偿金越多，这完全符合税收的特征。

但这种安排满足了各方面不将之称作税收的要求:

各州希望把自己的行动标榜为对「大烟草公司」的胜利，而非增税……采取胜诉费收费模式的律师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损害赔偿金」，但不能分享增长的税收。烟草公司希望把自己的让步描述得很痛苦，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通过牺牲顾客的利益，同意提高烟草税，以换取诉讼的终止。

最后还有两个展示人类在发明改头换面的税收上拥有无穷创造力的例子。

1. 买下那个工作岗位

卖官鬻爵，即出售公共职位并将其转化为个人财产，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谴责过这种现象。但从16世纪早期开始，这种现象在欧洲蔓延开来：英国程度较轻，西班牙更为普遍，法国则无孔不入。

卖官鬻爵在法国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台四处延伸的国家机器。

1522年甚至设立了一个名为临时收入司库(Parties Casuelles)的专门政府机构，负责监督这个日益复杂的体系。到17世纪30年代，法国国王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一乃至更多是来自卖官鬻爵。

尽管此后它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旧政权末期的1789年依然不可小觑，整个法国约有1%的成年男性的职位是花钱买来的。

当时有各种公职适合大小不一的钱袋子，从巴黎的码头工人到最高等级的贵族。其中最主要的类型在1771年可能占各种可出售职位总价值的四分之三，涉及18%的公职人员，这类职位会给在职者提供定期报酬，因此类似于以年金形式偿付的政府借款，职位报酬通常会以要价的某个百分比公开标出。

更类似的一点是，大多数出售的职位还带有某些财政特权，例如可以免除盐税或者土地税，后者是当时最主要的间接税，其免除尤其受到珍视，这至少代表着一种身份。

整个卖官鬻爵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庞大的隐性政府举债操作。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1777年-1781年以及1788年-1790年7月初事实上的财政大臣，估计国王为这些职务支付的报酬约为其全部偿债支出的20%。

卖官鬻爵的目的就是筹款，对这点几乎毫无掩饰。1637年的一项法令说得很清楚：创设这些职务主要是为了获得其带来的资金……而非出于增加官员数量的必要性。

然而，卖官鬻爵付出了沉重的政治成本。司法机构和直接税征收机构的官职被大量出售，等于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的债权人，他们既不愿意重组隐性债务(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又抵制取消税收优惠。

在传统上，改革方案必须在高等法院登记，而这个机构主要被买官上位者占据。1648年的改革尝试直接引发了首次投石党运动(17世纪中叶的法国内乱)。腐败的巴黎高等法院在1787年11月没有批准布里耶纳的税收改革，最终推动了三级会议的召开，继而点燃了大革命。法国旧政权的税收改革遭到扼杀，主要是因为短视的国家债权人的强力阻挠，而非专制君主不愿意尝试。

法国的卖官鬻爵现象于1789年8月4日的漫长夜晚，在国民大会纷乱争吵的会议之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令人唏嘘的是，作为这个不光彩制度的结局的象征，果断地通过法令终止它的国民大会竟然有约一半的代表是依靠它获得的官职。

由于这项崇高的举动，这些人还将获得赔偿。然而不太令人愉快的是，到这个过程结束时的1794年，对他们的赔偿将以指券来发放。

很少有国家像法国旧政权那样彻底地拥抱卖官鬻爵制度，不过，英国对荣誉头衔的利用有着相似的味道。

此类荣誉一直被当作实物形式的报酬，例如，因为有望获得某种头衔，一代代的公务员收敛起对上司的轻蔑，并愿意接受比其他地方更低的工资。

另外头衔也在以现金形式出售，而且并不总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劳合·乔治与托尼·布莱尔首相都在这方面卷入过非议，前者为个人利益出售荣誉头衔，后者则把给工党提供巨额借款者纳入非世袭爵士的提名。

很少有人记得某些荣誉头衔本身就是为出售而创立的。

詹姆斯一世出售的骑士资格的数量可谓前无古人，他还在1611年创立了「从男爵」爵位，标价1095英镑。刚开始他承诺出售的爵位数量会有限制，但与许多没能抵制住诱惑的君主一样，他后来食言了。1622年，只需要220英镑的抄底价格就能买到「从男爵」爵位。

2. 对愚蠢征税

「对愚蠢征税」，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说法，据说出自伏尔泰。他指的是博彩，从中国的汉朝起就成了一种政府收入来源。

伏尔泰认为，只有在参与者总体上亏钱的时候，博彩的组织者才能够盈利。然而，参与者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会高估自己获胜的概率或者仅从博彩过程中就能够获得享受。

有意思的是，伏尔泰本人曾通过参与博彩发了财，他和一位擅长数学的朋友发现彩票价值被低估了，便通过购买了所有的彩票而获利。

无论愚蠢与否，博彩对大众的广泛吸引力在多个世纪以来促使政府参与其中，由此获得的利润与税收很相似，而且具有显著的累退性。

英国人在美洲的首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于1607年开始兴建，部分资金就来自詹姆斯一世开办的博彩业。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与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也都利用博彩业来筹集资金。

法国人亦不遑多让，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在没有找到其他事情可做的时候，开办了第一家政府经营的博彩业。

美洲殖民地很快跟上潮流，利用博彩收入来支持公共工程的兴建，包括桥梁、图书馆、道路和灯塔等。到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殖民地已有大约160家博彩机构在发行彩票。但广泛的滥用权力行为，包括对公共部门官员的贿赂，导致美国在1894年封禁了博彩业。直到1964年，新罕布什尔州在一次全民公决后打破了这一禁忌。截至2019年，美国有44个州允许经营博彩业，2015年的销售总额高达739亿美元，利润约为209亿美元。

人类的愚蠢（假如这算得上的话）确实可以成为令人眼馋的财源。

改头换面的税收还有很多。事实上，政府做的许多并没有增加财政收入的事情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税收。

例如，1351年的英格兰《劳工法》禁止劳动者索要并禁止雇主支付高于黑死病流行之前1348—1349年的名义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一笔税收，金额等于他们的现行市场工资水平与瘟疫前水平的差距，税款全部归他们的雇主所有。从理论上讲，价格管制与税收是大同小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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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冯仑风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