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织布时,纬线来回穿梭,经线常而不变,故“经”又指常道,常行不变的义理、法度,如天经地义。可以奉为典常、规范的书称为“经”。上古时本来没有“经书”一词,由于儒家学说作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因而儒家学派常用的六部古典文献《诗》《书》《礼》《乐》《易》《春
古代文学体裁大全
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泛指中国古代典籍,是古人将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即:经、史、子、集,
经:经书,是指儒家经典著作;
史:史书,即正史;
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
集:文集,
经
织布时,纬线来回穿梭,经线常而不变,故“经”又指常道,常行不变的义理、法度,如天经地义。可以奉为典常、规范的书称为“经”。上古时本来没有“经书”一词,由于儒家学说作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因而儒家学派常用的六部古典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就被称为“六经”。
经部收录了儒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注疏:注和疏的并称。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经学史及小学类:经学史即经学历史,小学类分训诂、字书、韵书。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并使用。
史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
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
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
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
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
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
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正史: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清乾隆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不久,又将《清史稿》合编其中,合称《二十六史》。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史料、著作等。如《左传》。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
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断代史: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
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之一。以历史事件为纲,将重要史实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别史,图书四部分类中史部的一目。指不属于正史、杂史的史书。
杂史,旧时区别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的一种史书体载。或记一时见闻,或记一事始末,或只是一家私记,但均带有历史掌故性质。
史评: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是评论史事方面的专著;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则多载对史书的评论。
诏令奏议:诏令,文体名。古代帝王、皇太后或皇后所发命令、文告的总称。包括册文、制、敕、诏、诰、策令、玺书、教、谕等。奏议,文体名。古代臣下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的统称,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等。
传记:亦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史钞:摘抄一史或合抄众史的书籍。《宋史·艺文志》始有“史钞”一门。有专抄一史者,如《汉书钞》、《晋书钞》之类;有合抄众史者,如《正史削繁》、《新旧唐书合钞》之类。此类史书,博取约存,对读者有一定的方便。
载记:旧史为曾立名号而非正统者所作的传记,以别于本纪和列传。
时令:图书分类目录名。宋以前有关时令的书籍,都入子部农家,但诸书所载,上自国家典制,下至民间风俗,不仅仅限于农事,故《中兴馆阁书目》,另列时令一类。清代修《四库全书》,沿用宋人旧例,仍立时令一目。《玉烛宝典》、《四民月令》。
地理:地志县志,记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等文字。
职官:历代官制。如《唐六典》、《周官》。
政书:政书,是记录典章制度的书籍,政书之名源于明代钱溥的《秘图书目》。政书可分成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另一种是记述单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后世史书多以“志”来记述各朝典章制度。
目录:目录分类学的著述。
子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
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
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
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
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
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儒家: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後亦指崇尚黄帝、老庄之说者。
释家:释家即佛教。
法家:战国时的学派,为九流之一。以尚法明刑为主,以李悝、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
兵家:古时对军事家或用兵者的通称。亦指研究军事的学派。
农家: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
杂家: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
术数:术数,谓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也称“数术”。
医家:即医学。
艺术:泛指六艺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术技能。
书画:书法图画
谱录:记载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等的表册
类书:辑录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有魏文帝曹丕命儒臣所编成的《皇览》。
蒙学:学童启蒙书籍。
集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
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总集:指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
别集:相对总集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
楚辞:为骚体类文章。
词: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
诗文评:收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书籍。
曲:一种韵文形式,盛行于元代。
小说: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诗词曲赋
诗
古代诗歌全是韵文,即押韵的文体,中国有美感强、气势劲力和情感抒发真挚的主要审美性。
古代自由诗
古代自由诗指的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不要求格律(对仗、平仄)的古文诗,唐朝之前、之后的都算。古代诗从杂言发展的五言、七言。代表诗作集有《诗经》、《古诗十九首》、《乐府诗集》等。
格律诗
随着南朝诗歌理论的发展,唐朝中期形成了绝句、律诗为主体的近体诗,也就是格律诗。近体诗讲究平仄、对仗,押韵必不可少。绝句四句,有五言、七言;律诗八句,有五言、七言;多于八句的近体诗叫做排律。绝句代表作有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望庐山瀑布》、杜甫《绝句》;律诗代表作有杜甫《蜀相》、王唯《山居秋暝》。李白、杜甫是古代格律诗乃至古代诗歌的两座高峰。
唐中期以后直至民国初期,格律诗一直是古代诗的主流。唐诗辉煌,后代无出其右。
词
词起源自何时,尚无定论。词兴于唐,盛于宋,后世作品也有很多。词对平仄、押韵要求更高,断句字数有定而各异。词代表人物有苏轼、柳永、晏几道、欧阳修、辛弃疾、纳兰性德等。代表作有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柳永《望海潮》等。
曲
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始于宋代,鼎盛于元,为元代儒客文人智慧精髓,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
元杂剧和散曲合称元曲,元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
元曲四大悲剧:《窦娥冤》关汉卿《梧桐雨》白朴《汉宫秋》马致远《赵氏孤儿》纪君祥
元曲四大爱情剧:《拜月亭》关汉卿《西厢记》王实甫《墙头马上》白朴《倩女离魂》郑光祖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天净沙·秋》
白朴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水仙子·咏江南》
张养浩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珠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爱杀江南!
《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卖花声·怀古》
张可久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赋
赋起源于战国,最早是诸子百家的散文中。赋是韵文,赋以壮丽、华美、浩大为文学界的高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其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尤其浩大。汉以后汉赋继续发展,尤以左思的《三都赋》为上。唐朝古文运动改革骈文,形成文赋。以赋的形式,不拘骈偶。作品中以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为上作。
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辩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
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说
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陈情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序、践
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赠序
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跋
跋(文体)一般指后记(写在书籍或文章之后的文字)
后记是指写在书籍或文章之后的文字。多用以说明写作经过,或评价内容等,又称跋(bá)或书后。有时作者故意用后记的形式对某个问题提出引人深思的看法,让读者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唐代韩愈作《科斗书后记》便有后记之称。古人多用书某书或某文后这一题名,如宋代欧阳修即有《书梅圣俞稿后》,曾巩有《书魏郑公传后》,王安石有《书李文公集后》,都以书后为题。偶或用读某书或某文后题这一名称,如唐代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便名之读后题。后世所谓题跋,都是后记。后记实际是列在书后的序文(见序),但与序文稍有不同。其差异之处在于后记或跋,篇幅往往小于序,在内容方面往往不需如序说得那么全面,体制规模也都小于序文。
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记
古代的一种散文体裁,可叙事、写景、状物、议论、描写。一般以游记为主,主要记述旅途见闻,描绘山水风光等,有时也借此抒发个人心志和愿景。
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陶渊明《桃花源记》、柳宗元《小石潭记》
杂记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书:
即书信,古代又叫“尺牍”“尺素”“信札”,写给特定对象,用来交流感情、传递信息。例如:诸葛亮《诫子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吴均《与朱元思书》
传
传奇,小说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奇特、神奇,故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故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如明戏曲作家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清初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
《古文辞类纂》序
姚鼐(nài),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
其类十三,曰:
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
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
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
【原文】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
【译文】
我(姚鼐)年少时从伯父姜坞先生和同乡刘耕南先生那里听闻古文写作的方法,当时只略微探究其中的义理,并未深入学习。后来在外为官数十年,越发没有闲暇,仅把幼年所听闻的内容记在心里罢了。乾隆四十年,我因病请求辞官回乡,此时伯父已去世,未能再见。刘先生年已八十,仍擅长谈论古文,见面必定讨论古文之道。又过了两年,我来到扬州,有年轻人向我询问古文写作的方法。
【原文】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译文】
文章本无所谓古今之分,只求恰当罢了。若能做到恰当,那么从六经到今日的文章,其内在的道理是一致的。知晓文章恰当的原因,那么即使古代文章距今久远,今人取法学习时,仍如同衣食一样不可舍弃;不知其恰当的原因,却因不合时宜而摒弃,那么保存一家之言,以供后来者参考,或许有待时日吧。
【原文】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译文】
于是我将所听闻和研习的内容,编排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全书分为十三大类,分别是: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同一类别中用途不同的文章,再分别编为上下两编。
【原文】
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类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译文】
论辩类文章,源于古代诸子百家,他们各自依据所学著书立说,昭示后世。孔子、孟子的学说与文章,已达至高境界。自老子、庄子以后,各家学说有正有偏,文章也有精巧与拙劣之分。如今一概不收录先秦诸子的著作,而从汉代贾谊的文章开始收录。大致而言,韩愈的论辩文取法于六经和孟子;柳宗元借鉴了韩非子、贾谊的风格;苏洵的文章夹杂着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笔法;苏轼的论辩则兼收《庄子》的玄奇。学习古人至善的文章,能与古人精神契合;稍逊者,仅能模仿外在形貌。可惜啊!柳宗元的才华本可达到至高境界,却未能完全实现,这是寿命所限啊。
【原文】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译文】
序跋类文章,上古圣人创作《易经》,孔子为其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等传文,用以推论根源,阐发深意。《诗经》《尚书》都有《序》,《仪礼》各篇后有《记》,均为儒家学者所作。其他诸子著作,或作者自序其意,或由弟子撰写,如《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都是如此。我编纂古文辞,不收录史传类序跋,因其数量过多难以尽录。仅收录司马迁、欧阳修的表志叙论数篇,这些是序跋中最精美的。汉代刘向、刘歆奏请校勘群书时各有序言,后世不全流传,流传者或为伪作,如今仅存刘向《战国策序》一篇,可借此了解大概。此后目录类序言,以曾巩(子固)的最为优秀。
【原文】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涌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译文】
奏议类文章,源于唐尧、虞舜及三代圣贤向君主陈言的文辞,《尚书》中已完备收录。周代衰落以后,列国臣子为国家谋划的文辞,情意忠诚而文辞优美,皆秉承上古谟诰的传统,为学者广泛诵读。《春秋》内外传中记载的此类文辞暂不收录,仅收录战国以后的作品。汉代以来,这类文章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等不同名称,其实属于同一类别。只有对策虽为臣下向君主进言,但其文体稍有区别,故置于下编。苏轼、苏辙应制举时所进呈的时务策,又附于对策之后。
【原文】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译文】
书说类文章,起源于周公告诫召公的《君奭》篇。春秋时期,列国士大夫或当面交谈,或写信往来,其宗旨是一致的。战国时期的说客游说当时的君主,若已归顺为臣,则其文归入奏议类;若已离开本国,或游说他国君主,则归入此类。
【原文】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译文】
赠序类文章,老子说:“君子以言语赠人。”颜渊与子路分别时,就以言语相互赠别。梁王在范台宴请诸侯,鲁君斟酌言辞进献,这是表达敬爱、陈述忠告的情谊。唐初开始出现以 “序” 为名的赠人文章,作者渐多。至韩愈,才真正得古人赠言之意,其赠序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洵的父亲名序,因此苏氏避讳 “序” 字,这类文章或称为 “引”,或称为 “说”。如今一概依照其文体,编纂在此类中。
【原文】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译文】
诏令类文章,源于《尚书》中的《誓诰》。周代衰落时,文诰仍有留存。周昭王的制诰,能整肃诸侯,其收揽人心的效力胜过三军,可见其重要性。秦朝最为无道,但其诏令文辞却很雄伟。汉代至文帝、景帝时期,诏令的意旨与文辞都臻于完美,后世无法超越。光武帝以后,君主虽有善政意图,但文辞气势何其衰微淡薄!檄文与诏令皆为上级告谕下级的文辞,韩愈的《鳄鱼文》属于檄令类,故一并附于此类。
【原文】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译文】
传状类文章,虽起源于史官记载,但与史传的意义不同。刘大櫆先生说:“古代为显达官员、名人作传,是史官的职责。文人作传,仅为泥瓦匠、种树者之类的平民。若人物稍有声名,就不当为其作传,而应撰写行状,上呈给史官。”我认为刘先生的话是对的。虽然如此,古代国史立传,不太拘泥于人物品位,所记事迹还很详尽。此外,实录记载大臣去世时,必定概括叙述其生平善恶。如今实录不记载臣下事迹,史馆规定凡官员未获赐谥或非死于王事者,不得立传。乾隆四十年,更定只有一品官才赐谥。如此一来,史书中有传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我收录古代传状类文章,并记录这些缘由,使后世文人得以参考选择。韩愈的《毛颖传》,虽是游戏之作,但其体裁属于 “传”,故也附在此类。
【原文】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译文】
碑志类文章,其文体源于《诗经》。内容以歌颂功德为主,刻于金石之上以传后世。周代有石鼓刻文,秦朝在巡狩所经之地刻石记功,汉代人作碑文又增加序文,序文的体裁,在秦朝《琅邪台刻石》中已具备。茅坤(顺甫)批评韩愈碑文的序文与司马迁史传不同,这是不懂文章体要的言论。金石之文,本就与史传体例有别。如韩愈作文,何必以效法司马迁为高呢?“志”就是 “记” 的意思。无论将石刻立于墓上,还是埋于墓穴中,古人都称为 “志”。为之作 “铭”,是用以记述内容的文辞。但又担心观者不能详尽了解,故加上序文。后世有人认为立于墓上的石刻称 “碑” 或 “表”,埋于地下的称 “志”,又将 “志” 与 “铭” 分为两部分,仅称前序为 “志”,这些都是误解了 “志” 的本义。就连欧阳修也未能分辨清楚。墓志文数量较多,今另分为下编。
【原文】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译文】
杂记类文章,也属于碑文的一种。碑文以称颂功德为主,杂记则所记事情大小各异,主旨各不相同,因此有的杂记有序文和铭诗,完全采用碑文的体裁,也有记事而不刻于石上的。柳宗元的记事小文,有的称为“序”,其实属于 “记” 这类文体。
【原文】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译文】
箴铭类文章,三代以来就有这种体裁,是圣贤用来自我告诫的文辞,其语言特别质朴而意蕴深刻。如张载作《西铭》,难道只是道理精妙吗?其文章本身也难以企及啊。
颂赞类文章,也是《诗经・颂》的支流,不必刻于金石之上。
【原文】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意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译文】
辞赋类文章,是《诗经》中风雅体裁的变体。楚人最擅长作赋,并非只有屈原而已。我曾认为,《渔父》及楚人以弋射之术游说襄王、宋玉应对楚王询问的遗文,都是虚构之辞而无实事,都属于辞赋类。司马迁、刘向未能辨别,将它们作为史实记载,其实并不恰当。辞赋固然应当有韵,但古人也有不押韵的。只要内容在于托物讽喻,也就称之为“赋”。汉代校书时设有《辞赋略》,其分类十分恰当。昭明太子《文选》,文体划分琐碎杂乱,其文体命名多有可笑之处。后世编集者,有的不知其浅陋而沿袭旧例。我如今编选辞赋,一概以汉代《辞赋略》为准则。古文不收录六朝人作品,因其文意浮靡。唯独辞赋,晋宋时期作品仍留存古人的风韵格律。至齐梁以后,辞藻越发骈俪而气势越发卑弱,故不予收录。
【原文】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译文】传状类
哀祭类文章,《诗经・颂》中有相关作品,《国风》中的《黄鸟》《二子乘舟》,都是其源头。楚人所作哀辞最为精妙,后世只有韩愈、王安石的此类作品值得称道。
【原文】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译文】大凡文章的体裁分为十三类,而构成文章的要素有八种,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是文章的精髓;格、律、声、色,是文章的外在形式。然而如果舍弃外在形式,那么精髓又如何得以寄托呢?学习古人文章的人,必然首先接触其外在形式,进而领悟其精髓,最终掌握精髓而超脱形式的束缚。文人效法古人最为高明的是韩愈,他完全改变古人文章的外在形貌,虽有模仿之处,却无法寻其痕迹。其他人虽然擅长学习古人但未能摆脱形式的束缚,扬雄、柳宗元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因为他们的文章形貌过于相似古人。但如果因此就摒弃他们,认为其文章不足道,那就太过了。然而若说这不是学文者的一大弊病,也是不可以的。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编纂序目。
来源:厚德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