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的雨季，是从我三婶子下葬那天开始的。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半个月。三婶子一辈子节俭，可老天爷却把雨水毫不吝啬地浇在她的坟头上。我奶奶说，这是老天都在哭三婶子。

雨季来得迟了些。

今年的雨季，是从我三婶子下葬那天开始的。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半个月。三婶子一辈子节俭，可老天爷却把雨水毫不吝啬地浇在她的坟头上。我奶奶说，这是老天都在哭三婶子。

三婶子姓王，叫王兰花，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南边开了间小面馆，叫”兰花面馆”。招牌是用木板手写的，可能是油漆当年没抹匀，字迹有点东倒西歪，但这反倒给小店添了几分烟火气。

我小时候放学经常去她店里混碗面吃。虽说她叫我三婶子，其实跟我家没什么血缘关系，只是多年前从山里嫁到城里，恰好就住我家院子后面的胡同里。我妈说，是看她一个外乡人不容易，就叫我喊她一声婶。

“小文，来了？饿了吧？坐下，婶给你煮碗面。”

每次去，不管店里有多忙，三婶子总会为我煮一碗加了肉丝和青菜的面，还会往里面打个荷包蛋。我每次想付钱，她总是摆手，“快去吃，钱算什么？吃饱了好好读书。”

面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她儿子的全家福，我叫他三表哥。照片里三表哥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旁边的媳妇也笑靥如花。每次我吃面时，总能看到三婶子擦桌子经过那张照片时，会停下来多看两眼，嘴角含着笑。

后来听我妈说，三表哥大学毕业就去了广东，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娶了当地姑娘，生了个胖小子，过年都很少回来。我问为什么不回来，我妈说：“人各有志，城里人谁不想往外走？”

那天是六月初，天气闷热得很。我正在城里的公司里加班，忽然接到我妈电话，说三婶子不行了，已经送到县医院。我赶到医院时，病房门口站着几个街坊邻居，脸色都不太好。

“癌症。”我妈小声说，“晚期了，什么都做不了。”

我愣在原地。

晚上，三婶子醒过来，看到我，眼神有点迷茫，似乎是在回忆我是谁。我叫了声”三婶”，她才恍然，想说话，但没有力气。

“别费劲了，”护士进来换吊瓶，随口说道，“肺癌晚期，还转移了，能撑几天就几天吧。”

我和我妈惊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没事…”三婶子的声音细若蚊蝇，“我早就知道了。”

我问三婶子要不要联系三表哥，她摇摇头，艰难地说：“不用…他们…忙。”

我妈叹了口气，走出病房打电话去了。

三婶子在医院住了三天就走了。人走的时候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更让人吃惊的是，没过几天，邻居们发现三婶子的房子卖了。那是她一辈子的积蓄买的，虽然不大，但在南城有套像样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买主是个开发商，据说要拆了重建商品房。

消息传开，我们都在想：三婶子怎么会卖房？钱去哪了？为什么临走前不告诉任何人？

这事很快就被更多的闲话盖过去了。有人说三婶子看病花光了积蓄；有人说她把钱给了远在广东的儿子；还有人说是开发商强买强卖。县城小，人们的嘴碎，什么都能编出一套道理来。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去奶奶家送菜。自从爷爷走后，奶奶一个人住在老院子里，死活不肯搬到我爸妈的新房子去。

“奶奶，今天蔬菜市场的芹菜特别新鲜，我给您买了些。”

奶奶坐在院子的竹椅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发呆。

“奶奶？”

她回过神来，看着我，眼神有点怪，“小文啊，来了。”

我把菜放进厨房，出来时看见奶奶还是那个样子，就问：“奶奶，您怎么了？”

“你三婶子…”奶奶慢慢说，“昨晚托梦给我了。”

我心里一惊。这种事我是不太信的，但奶奶那一辈人，对梦境看得很重。

“她说什么了？”我顺着奶奶的话问。

“她说…”奶奶迟疑了一下，“她说院子里有坛酒，是给她儿子留的。”

“什么酒？在哪个院子？”

“就她家院子啊，”奶奶有些激动，“她说埋在院子里的那棵梨树下面。”

我想起三婶子家确实有棵老梨树，每年开春时白花满枝，像是下了一场雪。但现在房子都卖了，院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拆。

“奶奶，那房子已经卖了，我们不能随便进去挖人家院子。”我试图劝奶奶打消这个念头。

“这我知道，”奶奶轻轻拍了下手，像是打蚊子，“但她说那是留给她儿子的啊。”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来我家敲门，非要我和她去看看三婶子的老房子。我拗不过她，只好请了半天假，陪她走到南城去。

三婶子的房子看起来还没动工，院子大门上挂了把新锁，门口贴了张告示，写着即将拆迁，闲人免进之类的话。

“这可怎么办呢？”奶奶站在门口，叹气道。

正不知如何是好，隔壁的李大妈出来倒垃圾，看见我们，惊讶地问：“文啊，你奶奶，你们来干啥？”

奶奶把梦的事情一说，李大妈摇头笑道：“你们老人家，还信这个？”

但见奶奶神色认真，李大妈又有些迟疑：“不过…那院子里的梨树确实挺奇怪的。”

“奇怪？怎么奇怪法？”我问。

“王家搬来时就有那棵树了，估计有几十年。可奇怪的是，这树结的梨，又小又酸，根本不能吃。”李大妈皱着眉，回忆道，“我记得有一次，王兰花她婆婆还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树下面埋了东西，不能动。我当时以为是什么迷信说法，也没放心上。”

我和奶奶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些发毛。

“那院子钥匙在谁那儿？”我问李大妈。

“听说是卖给龙盛地产的王总，他家就在城东头的别墅区。”

我记得这个王总，县里有名的开发商，据说和市里某领导是亲戚，仗着这层关系在县里地产界呼风唤雨。

思量再三，我决定去找王总。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一说明来意，王总的秘书就让我们直接去他办公室了。

王总四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不苟言笑。我把奶奶的梦和我们的请求说了一遍，心里直打鼓，觉得这事听起来太荒唐了。

出乎意料的是，王总听完后，沉默片刻，竟然答应了。

“其实，”他缓缓开口，声音比我想象的要温和，“王兰花阿姨卖房子时跟我提过那棵梨树。她说那是她婆婆的心爱之物，希望我们能尽量保留。当时我答应她尽量考虑，但实际上那位置正好是规划中的主干道，很难留下。”

王总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递给我：“你们去看看吧，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尽快拿走。下周我们就要开始拆了。”

拿着钥匙，我和奶奶又回到了三婶子的老房子。打开锁，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夹杂着灰尘扑面而来。

院子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梨树倒是老样子，树干上爬满了青苔。

“就在这下面。”奶奶指着树根部说。

我找来院子角落里的一把老锹，开始小心翼翼地挖。土很硬，可能很久没有松动过。挖了约莫半米深，锹碰到了什么硬物，发出”咚”的一声响。

我蹲下身，用手扒开周围的土，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坛子，看样子有点年头了。

“真有酒坛子！”奶奶激动地说。

我们把坛子小心翼翼地抬出来，擦掉上面的泥土。坛子不大，约摸能装两三斤酒，上面封着红蜡和黄泥。

“要不要现在打开看看？”我问奶奶。

奶奶摇摇头：“三婶子说是给她儿子的，咱们得先联系他。”

回家后，我通过当年的老邻居打听到了三表哥的电话。拨通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的男声。

“您好，请问是王建国吗？我是小文，您还记得我吗？我是…”

“小文？”他打断我，声音突然高了起来，“是叫你二叔公家的小文吗？”

“对，是我。”

“记得记得，你小时候经常去我妈面馆吃面。”他的声音温和了一些，却又很快变得低沉，“我妈…走了，我知道。我昨天刚从广东赶回来，现在在宾馆。打算明天去看看我妈的坟…”

“三表哥，”我斟酌着词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奶奶做了个梦…”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包括梦境、梨树下的酒坛。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断了。

“小文，”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哽咽，“谢谢你们。那个坛子…确实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明天能去你家看看吗？”

第二天上午，三表哥来了。他比照片上显得老了不少，眼角已有了皱纹。这大概是我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他。

我们把酒坛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三表哥看着坛子，眼眶红了。

“这是我奶奶…也就是我妈的婆婆的坛子，”他慢慢说道，“据说是我们老家流传下来的。”

他小心地揭开坛子上的封蜡和泥封。一股淡淡的酒香飘出来。但出乎意料的是，坛子里除了一点酒液，更多的是一叠塑料袋包裹的东西。

三表哥把塑料袋取出来，打开一看，我们都惊呆了——里面是厚厚的一沓现金和一些文件。

“这…这是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

三表哥翻看着文件，脸色越来越苍白。那是房产证、银行存折，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合同文件。

“房子…卖了一百八十万，”他喃喃自语，“存折里还有二十多万…”

我心里一惊：三婶子把卖房的钱和存款都埋在酒坛里了？

三表哥的手微微发抖，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建国收”。

他打开信，读了起来。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我和奶奶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良久，他抬起头，红着眼睛对我们说：“能借我一杯水吗？”

我倒了水给他，他喝了一口，似乎平静了些。

“我妈…早就知道自己有癌症了，”他的声音嘶哑，“大概是半年前查出来的，医生说可能撑不过三个月。但她一直瞒着所有人。”

我惊讶地看着他。

“她偷偷把房子卖了，把钱都留给我，还特意找了那个什么王总，让他别告诉任何人…”三表哥擦了擦眼泪，“信上说…她不想让我为她操心，更不想…不想我花钱给她治病。她说她这辈子没病没灾的，这次得病是命该如此，不想再拖累我了…”

我想起了那个总是笑盈盈的三婶子，不知道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一个人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上个月还跟她通过电话，”三表哥的声音哽咽，“她说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工作，别担心她。我还问她要不要来广东住一段时间，她说面馆忙，走不开…我竟然就这么信了…”

我奶奶拍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你三婶子这人啊，一辈子都这样，从来不肯麻烦别人。”

三表哥从信封里又拿出一张纸，是一份地契一样的东西：“这是…我奶奶留下的老宅地契，在山里老家的。我妈在信里说，想葬在那里，和我爷爷奶奶在一起…”

“你三婶子已经…已经下葬了，”我犹豫地说，“在县城的公墓。”

三表哥看着那份地契，久久不语。然后他抬起头，眼里满是决心：“我要把她迁回老家去。那里是她的根。”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像小时候一样，坐在兰花面馆的小板凳上，看着三婶子在面锅前忙碌的背影。

“三婶，”我在梦里问，“您为什么不告诉三表哥您生病的事？”

梦中的三婶子头也不回，只是专心地煮着面条：“当妈的，不就是希望孩子少操心、多顺遂嘛。”

第二天一早，我和家人陪三表哥去公墓处理迁葬的事情。办完手续出来，已是中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对了，”我想起一件事，“那坛酒…其实是真的酒吗？”

三表哥笑了笑，是那种带着一丝苦涩但又温暖的笑容：“是的，那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黄酒，叫’女儿红’。传统上是女儿出嫁时娘家酿的，等女儿生了孩子才能打开喝。我妈小时候，我奶奶就酿了一坛，后来我妈出嫁带到了这里。”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我妈一直没舍得喝，说是要等我儿子满月那天。后来我在广东结婚生子，她也没来得及带去…”

我们沉默地走在回城的路上。路过一片荒地，长满了野花，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艳。

“小文，”三表哥忽然对我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奶奶做了那个梦，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妈的心意。”

我看着远处的野花，想起兰花面馆东倒西歪的招牌和墙上那张全家福。那时的三婶子，每次擦过照片，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三表哥又说：“等我把我妈安顿好，我打算回县城，把面馆重新开起来。”

“真的吗？”我有些意外。

“嗯，”他点点头，神情坚定，“我向公司申请了调回省内的分公司。我想把面馆开下去，就叫’兰花面馆’，招牌还用原来那个。”

我们走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溪水叮咚作响。一只蜻蜓从水面掠过，又飞向远方。

回到家，奶奶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看着天空发呆，就像那天晚上一样。看到我回来，她招招手让我过去。

“小文啊，”奶奶慢慢地说，“你说那个梦，是真的托梦吗？”

我想了想，笑着说：“奶奶，这重要吗？”

奶奶也笑了，满是皱纹的脸上泛起柔和的光：“是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

夕阳的余晖洒在奶奶的脸上，也洒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上。树上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或许这世上，有些爱就是这样，不言不语，却又深入骨髓。像三婶子给我加的那个荷包蛋，像她卖房子留给儿子的钱，像她忍着病痛依然撑起的小小面馆。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过了大约半年，兰花面馆重新开张了，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招牌还是那个歪歪扭扭的木牌，但面馆翻新了，更大更亮堂了。三表哥和他媳妇一起经营，他儿子也从广东接了过来，在县里的小学上学。

那天我去吃面，三表哥给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里面依然有一个漂亮的荷包蛋。

“尝尝，”他说，“我妈的手艺，我学了好久。”

我尝了一口，眼泪不知怎的就下来了。那个味道，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墙上挂着一张新的全家福，三表哥一家三口站在面馆门口，笑得灿烂。照片旁边，多了一张三婶子的单人照，她穿着朴素的蓝色衬衫，笑容温和，就像我记忆中的样子。

窗外开始下雨了，是那种温柔的毛毛细雨。雨水打在窗户上，滑落下来，像眼泪，也像笑容。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