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直到邮递员小李来投递电费单时，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叠过期的广告单。他敲门，没人应。隔壁的刘婶听见动静，探出头来，说黄大妈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村里的黄大妈走了，走得悄无声息。

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直到邮递员小李来投递电费单时，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叠过期的广告单。他敲门，没人应。隔壁的刘婶听见动静，探出头来，说黄大妈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那天下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像是浸了水的旧棉絮。村委会的人撬开门锁，发现黄大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闹钟，秒针还在咔嗒咔嗒地走着，显示着早上四点二十三分。

一只破旧的塑料袋静静地躺在枕边，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一叠百元钞票，用红皮筋捆着。旁边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老赵，等我走了，你来我家一趟。”

没有多余的话，就这么简单直接，像是黄大妈平时说话的样子。

从村口拐进来，黄大妈的房子就在第三个巷子右拐，一幢两层的砖房，窗户上糊着褪色的报纸。我记得那报纸上有2003年的日期，是她儿子康子当兵走那年贴上去的。

康子，黄大妈唯一的儿子，十八岁参了军，二十岁那年在一次演习中牺牲了。听说是救战友时被炸伤的，英雄牺牲，村里开了追悼会。黄大妈抱着儿子的军装照片，眼睛干干的，一滴泪都没掉。

从那以后，黄大妈就成了村里的”怪人”。省吃俭用，捡垃圾，有时还会翻垃圾桶。村里人都说她疯了，可我看她眼神清明，走路稳当，不像疯的样子。

老伴走得早，儿子又没了，黄大妈却从没向村里要过低保。她靠着几亩薄田和种些蔬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从不欠人情债。

最近几年，村里人都富起来了，家家户户都换上了彩电冰箱，院子里停着小轿车。只有黄大妈家还是老样子，连厕所都是旱厕，夏天一股子酸臭味。

村长劝她改厕所，说国家有补贴。她摇头，说不用麻烦，她这把老骨头习惯了。

其实，谁都知道黄大妈不缺钱。康子牺牲后，国家每月都有抚恤金，村里还有专门的优抚政策。这些年下来，怎么也有不少钱了。可她偏偏舍不得花，只知道存着。

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守财奴，死了也要把钱带进棺材。

我和黄大妈的交情，说来也是奇怪。二十年前，我刚从县城中学毕业，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时候家里穷，交不起学费，眼看着就要辍学。

一天晚上，黄大妈敲开我家门，手里拿着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五千块钱。

“老赵家的，你儿子要上大学，这钱你拿去用。”她说完就走，连水都没喝一口。

我爸追出去，问她这钱哪来的，她说是攒的，反正康子也用不上了。

那时候，五千块钱能买下村里一亩好地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工作稳定了，托人带话要还钱给黄大妈。她却说：“不用还，你考上大学，我儿子在天上也高兴。”

从那以后，每年过年我都会带些东西去看她。刚开始她还会收些实用的，像毛巾、肥皂之类。后来连这些都不收了，说她用不完。她只收一样东西——挂历。每年我都给她带一本精美的挂历，她会小心翼翼地换上，把旧的收起来，叠得整整齐齐。

我偷偷看过她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本挂历，每一页都翻得很均匀，像是被人仔细阅读过一样。

村委会主任打电话叫我回村里一趟，说是黄大妈的后事。当我赶到村里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我的皮鞋上沾满了泥巴。

黄大妈的房子锁着，门前摆着几束白菊花，有人放了几包速食面和矿泉水，还有拆开的一包中华烟。我知道那是给康子的，村里人都知道黄大妈心里惦记着儿子。

村主任递给我一把钥匙，说是派出所同意让我进去看看，黄大妈的字条上写着我的名字，可能有话要交代。

推开那扇褪色的木门，一股霉味夹杂着老人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屋里东西不多，但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康子的军装照，下面是一束早已干枯的白菊花。

我环顾四周，不知从何找起。

“老黄家的，你要告诉我什么呢？”我喃喃自语。

目光落在那张方桌上，桌面上放着一本翻开的挂历，是我去年送的。挂历停留在七月二十三日，用红笔圈着，旁边写着”康子生日”三个字。

桌子下面有个铁皮箱，上面落了一层薄灰。我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摞摞整齐的纸，仔细一看，全是银行存折和存单。最上面一本存折，余额显示八十多万。

我倒吸一口冷气。黄大妈这些年究竟存了多少钱？翻看其他存折，金额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加起来至少有两百多万。

箱子底部还有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是一张地图，画得很粗糙，但能看出是黄大妈家的房子平面图。地图上有个红叉，标在厨房的位置。

我走进厨房，那是个狭小的空间，只有一个灶台和一个简陋的水槽。水槽边上墙面贴着几块花花绿绿的瓷砖，看起来格格不入，与周围老旧的墙面形成鲜明对比。

仔细观察，我发现其中一块砖的缝隙里有些不寻常的痕迹，像是经常被人触碰过。我用手指轻轻一按，那块砖竟然松动了。

我小心翼翼地取下那块砖，里面是个洞，塞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是一沓发黄的信件，最上面那封信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妈妈…”

是康子的信。

最早的信件日期是康子刚入伍时，字迹稚嫩，充满了对军营生活的新鲜感。后面的信逐渐成熟，谈论着训练、战友和理想。

我随手翻开一封：“妈，别担心我，伙食挺好的。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别太省了。等我立了功，回去就给您盖新房子…”

看着这些泛黄的信纸，我忽然明白了黄大妈为什么要省吃俭用。

信件底部还有一个小本子，翻开是密密麻麻的记账，记录着黄大妈这些年的收入和支出。每月的抚恤金，种菜卖的钱，零零碎碎的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让我震惊的是支出那一栏，每月都有一笔固定的款项：献血200元，捐款300元，助学金500元…

二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而那些钱，全都捐给了”烈士子女助学基金”。

我呆坐在黄大妈的小板凳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厨房窗户外，下着小雨，一只麻雀躲在屋檐下，抖动着湿漉漉的羽毛。

黄大妈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响起，那是去年冬天，她坐在这个板凳上，给我讲康子的事。

“康子从小就说，长大了要当兵，保家卫国。”她说着，脸上有藏不住的自豪，“他走的时候，我舍不得，可我不能拦着他。男子汉嘛，总要为国家做点事的。”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肯改善生活条件，那么多钱存着干什么。

她笑了笑，眼睛看向窗外：“我这把老骨头，用不着那么多讲究。钱嘛，总要花在刀刃上。”

当时我以为她是舍不得花钱的老脾气，现在才明白她说的”刀刃”是什么。

我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把发现告诉了他。

办完黄大妈的丧事后，我依照她的遗愿，将她的全部积蓄捐给了”烈士子女助学基金”。捐款仪式上，我讲述了黄大妈的故事，台下许多人都哭了。

时光飞逝，转眼又过了五年。

我从省城回到村里，看到村口立了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上面刻着”黄梅英烈士母亲纪念碑”。碑前总是摆着新鲜的花束。

黄大妈的老房子被改造成了”拥军爱民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不少学生来参观。

厨房里那块砖被镶嵌在一个透明的展示柜里，旁边是康子的军装照片和黄大妈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黄大妈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却格外明亮。

我常想，黄大妈这一生，是不是太苦了？她本可以过得更好一些，可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有时候，我会梦见黄大妈和康子。梦里，他们坐在一起，笑容灿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村里人不再叫她”怪老太婆”，而是尊称她为”英雄母亲”。

去年冬天，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个叫小何的大学生。他在信中说，是黄大妈的助学金帮他完成了学业，现在他已经是一名军医，正准备去边疆服役。

“我不知道黄奶奶长什么样子，”他在信中写道，“但我知道她的儿子康子是个英雄，她自己也是英雄。我想，这世上最伟大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坚持。”

我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钱包夹层。那里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是黄大妈和康子的合影，是我从她家墙上取下来的。照片上，年轻的黄大妈搂着穿军装的康子，母子俩笑得那么灿烂。

我常想，黄大妈这一辈子，值不值？

或许在旁人看来，她是个不懂享受的傻子。可在我眼里，她活出了自己的选择，活出了一种大爱。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黄大妈站在她家门口，朝我招手。我走过去，看见她身后站着康子，穿着笔挺的军装，冲我敬礼。

“老赵，我不傻，”梦里黄大妈对我说，“我知道钱是怎么花的。”

她指了指天空：“他在看着呢。”

我醒来时，枕边湿了一片。

窗外，天刚蒙蒙亮，一轮红日从远处的山头缓缓升起，晨光洒满了整个村庄。

现在，每当我回村里，总会去黄大妈家看看。房子由村里专人打理，常年保持着她生前的模样。

厨房的墙上，那块曾经藏着秘密的砖已经被取下，做成了纪念品。但我知道，真正的秘密不在那块砖后面，而是在一个母亲的心里。

有时候，我会在黄大妈家的小院子里坐上一整天，看着孩子们来来往往，听着讲解员一遍遍讲述黄大妈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有的还会偷偷抹眼泪。

我想，黄大妈应该会满意的。她的钱，确实用在了”刀刃”上。

每年清明节，村里都会组织一次祭奠活动。人们会带着白菊花，来到黄大妈和康子的墓前。两座墓紧挨着，一大一小，上面都种着同样的松树，枝叶相连，像是在密语。

我常常想，如果有来世，黄大妈和康子还会是母子吗？她还会这样守护着他吗？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墙砖后面藏着的，不仅是信件和存款，还有一个母亲对儿子永不磨灭的爱，和对那些与儿子同样年轻生命的无声关怀。

村口的老槐树依然在，每到夏天，开满洁白的花。树下，常有老人乘凉，讲述着黄大妈的故事。

故事在流传，精神在延续。

这，大概就是生命的另一种方式吧。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