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养儿防老，可没说谁来养老人啊。＂这句话是我邻居王大妈看着我推母亲轮椅时说的，话音里带着几分玩笑，却扎得我心疼。

＂养儿防老，可没说谁来养老人啊。＂这句话是我邻居王大妈看着我推母亲轮椅时说的，话音里带着几分玩笑，却扎得我心疼。

我叫周建民，那年五十三岁，个子不高，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的犁刀一寸寸翻过。

在九十年代末的一场改制浪潮中，我从工作了三十年的国营纺织厂下了岗，拿着那薄薄的一沓离职补偿金，站在厂门口，风吹得我直打哆嗦。

那时母亲刚刚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弹，甚至连说话都含糊不清，端碗喝水都成了奢望。

＂建民，养老院我是不会去的，死也不去。＂母亲用她那只还能活动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照顾你这么多年，现在就想在自己家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家是个六十多平米的老楼房，还是当年单位分的福利房，墙皮脱落，水管常漏水，冬天连暖气都不太热。

妻子赵淑芬在百货公司做营业员，每天早出晚归，工资勉强维持家用。

儿子周小军是我们的骄傲，从小学习不用操心，刚考上省城大学，每月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像是一座山压在我们身上。

我只能选择放弃找工作的念头，在家照顾母亲。

那段日子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清晨五点，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醒了。

母亲的床单又湿了，这是第三次了。

＂娘，没事，咱换一下。＂我轻声说着，心里却在算那日渐增多的洗衣粉钱。

给母亲翻身、擦洗、喂药，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

母亲曾经是纺织厂的优秀工人，手指灵活得能在几秒内接好断线。

如今，她连勺子都握不住了。

早上七点，我推开窗户，楼下的早市已经热闹起来。

菜贩子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声、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交织成这座小城的晨曲。

我拿着布兜下楼，在菜摊前精打细算。

＂小周，又来买菜啊，你娘身体咋样啊？＂卖菜的李大娘递给我一把青菜，＂这把算半斤。＂

我知道她多给了，却只能报以感激的微笑。

回家的路上，总会碰到三五成群去公园锻炼的老人，他们有说有笑，背挺得笔直。

我看着他们，不禁想到自己的母亲，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上午十点，给母亲喂过早饭，擦过脸，我开始清洗床单和尿布。

那股尿骚味总是挥之不去，无论我用多少肥皂用力搓洗。

楼道里的味道引来了邻居的抱怨。

＂周建民，你就不能把你妈送养老院啊？这味道熏死人了！＂对门的刘师傅皱着眉头说。

我低着头，手上的动作没停：＂刘师傅，对不住，我一会儿拖干净。＂

午饭通常是简单的面条或稀饭，省钱又容易咽下。

有时，母亲嘴里塞满了食物却忘记咽下去，我就得小心地提醒她：＂娘，咽下去，慢慢来。＂

下午，我会给母亲读报纸，虽然不确定她是否听得懂。

＂今天上海的股市又涨了，要是咱们有钱买股票该多好。＂我装作轻松地说，视线却不经意间落在墙角那个装满药瓶的纸箱上。

每一个瓶子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销。

晚上六点，妻子下班回来，看到我在灶台前忙碌，便会无声地叹口气，然后默默地接过锅铲。

＂今天单位又说可能裁员，百货公司生意不好做啊。＂她揉着太阳穴说，眼神里满是疲惫。

我们的对话越来越少，仿佛怕一开口，所有的苦楚和委屈就会像决堤的水一样涌出来。

深夜，我们躺在床上，中间似乎横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妻子开始频繁加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知道，她是在逃避，而我却无法指责她。

＂老周，你不能这么下去啊。＂一天，我的老同事李师傅带着两瓶啤酒和一袋花生米来看我。

他坐在我家那张掉了漆的木椅上，看着我憔悴的面容摇头：＂你看你，瘦了一大圈，黑眼圈都快掉到嘴边了。＂

＂有啥办法呢，总不能把老人扔了不管吧。＂我苦笑着，眼睛却不自觉地看向母亲的房间。

李师傅灌了口啤酒，压低声音：＂你就不能让你妹妹帮忙照顾几天？她不是在县城当老师吗？＂

我摇摇头：＂她家里有公公婆婆要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哪有精力啊。＂

况且，自从母亲生病后，妹妹来得越来越少了。

每次来，她都会带些水果和营养品，但待不了多久就匆匆离开，留下一句＂哥，辛苦你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

北风呼啸，老旧的窗户缝里灌进冷气，纸糊的窗户被风吹得啪啪作响。

我用旧报纸和废纸板堵住缝隙，却还是抵不住寒气的侵袭。

母亲总是说冷，我只能给她穿上我的旧毛衣，再加上厚棉被。

暖气时有时无，我们只能靠一个小电炉取暖，电费单像是一把无形的刀，每月都要在我心上割一刀。

一天晚上，母亲突然高烧不退，额头烫得像烧红的铁。

我慌了神，楼下的公用电话又坏了，医院太远，出租车在这个偏远的小区又叫不到。

我抱着母亲，站在楼道口，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楼下理发店的张老板正好关门回来。

张老板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留着板寸头，脸上总挂着笑，嘴里经常叼着根牙签，是个地道的东北人。

＂哎呦，周师傅，这是咋地了？＂他看到我抱着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锁。

＂我妈发烧，得送医院。＂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等着，我开三轮车送你们去！别急，别急，一会儿就好。＂

张老板的三轮车是送货用的，硬邦邦的，但此刻却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寒风中，三轮车穿过漆黑的街道，车灯在夜色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光。

路上坑坑洼洼，母亲被颠得直哼哼，我的心像是被刀割一样疼。

医院的急诊室永远是那么忙碌而冷漠。

挂号、交钱、检查，每一步都像是一场战斗。

＂老人家中风后遗症，加上肺部感染，需要住院观察。＂医生看了看检查单，头也不抬地说。

＂住院得多少钱啊？＂我忐忑地问。

＂押金先交五百，后续看情况。＂护士冷冷地回答。

五百块，这几乎是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张老板看出了我的窘迫。

＂周师傅，你别担心，我这有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先救人要紧。＂

那晚，是张老板陪我们守到天亮。

他帮我跑前跑后，买药、打水、叫护士，忙得不亦乐乎。

天亮时，母亲的烧退了，我的心却更加沉重。

＂张老板，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我搓着手说。

＂哎，说这个干啥，咱们都是邻居。＂张老板摆摆手，＂再说了，你一个人照顾老人家确实太辛苦了，以后有啥事喊我一声，我就住楼下，跑得快。＂

回家的路上，张老板又说了一句话，像是随口一提，却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周师傅，你不能这么孤军奋战啊，咱们胡同里老张家不也有个瘫痪老人吗？他们家几个子女轮流照顾，一人一周，省事多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我就这一个妹妹，还在县城，哪有那条件。＂

＂那不一定非得是亲戚啊，＂张老板挠挠头，＂咱们小区不是有好几家都有老人需要照顾吗？大家互相帮衬一下，不也挺好。＂

这句话，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

接下来的日子，张老板时常来家里坐坐。

他坐在我家那张掉漆的凳子上，嘴里叼着牙签，跟母亲说着家长里短。

＂大娘，您猜怎么着，我那理发店昨天来了个顾客，非要剪＇小平头＇，结果剪完一看，那脑袋圆得跟灯泡似的，全店的人都笑弯了腰...＂

母亲虽然说不出话，却会咧嘴笑，那是她中风后难得的表情。

有时，张老板会帮我抬抬母亲，或者教我一些护理的小窍门。

＂这床单底下垫个塑料布，省得老洗。＂

＂擦身子用温水，别用凉水，老人受不了。＂

＂翻身的时候这么使劲，省力气...＂

都是些小事，却让我的负担轻了不少。

春节前，社区主任赵大姐来家访。

赵大姐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干脆利落，做事雷厉风行，在社区很有威信。

她看到我家的处境，皱起了眉头：＂周建民，你这样不行啊，得想个长久之计。＂

过了两天，赵大姐又来了，这次她带来了一个提议。

＂我们打算组织一个＇夕阳互助组＇，把小区里几个照顾老人的家庭联系起来，大家互相帮忙，轮流照顾。＂

＂这...行吗？＂我半信半疑。

＂怎么不行？大家轮流照顾，一人一天，其他时间就能喘口气。你想啊，你照顾一天，休息六天，多划算。＂

＂可是别人凭啥帮我照顾我妈啊？＂

赵大姐笑了：＂傻小子，照顾老人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咱们整个社会的事儿。你今天帮别人，明天别人帮你，互助互利，多好。＂

就这样，我们几家开始了互助模式。

李大爷家的儿媳妇曾在医院做过护工，她教了我几招护理技巧，比如怎么给卧床老人洗头，怎么翻身不会压出褥疮。

王阿姨的母亲已经去世，她每周二来替我照顾母亲一天，让我能去街上摆个小摊补贴家用。

小区里的医科大学实习生周末会来给老人们量血压、听诊，检查有没有什么异常。

大家你来我往，互相帮衬，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母亲的情况慢慢稳定下来，甚至能说几个简单的词了。

＂建民...好儿子...＂每次听到这话，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那个夏天，我在家门口的小广场上摆了个修鞋摊。

以前在厂里，我就喜欢捣鼓这些，闲暇时间给同事们修修鞋子、包包。

现在，这成了我的一点收入来源。

小板凳、工具箱、一块旧布，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烈日下，汗水浸透了背心，脸上的皱纹里全是汗珠。

儿子周小军大二放假回来，看到我蹲在小板凳上，默默地坐在我旁边，一句话也没说，拿起另一把修鞋刀跟我学了起来。

＂爸，我这学期申请了助学金，您别这么辛苦了。＂他低声说。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突然发现这个男孩已经长大了，脸上已经有了成人的轮廓。

＂没事，爸爸不累。＂我笑着说，心里却酸涩难当。

那天晚上，儿子和我一起照顾母亲。

他学着我的样子，小心翼翼地给奶奶翻身、按摩。

＂奶奶，我回来了，您看看我，是小军啊。＂他俯下身，轻声说。

母亲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嘴角微微上扬。

＂好...孙子...＂她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儿子的眼圈红了，他转过身，假装整理床单，却掩不住抽泣的声音。

那一刻，我明白，生活的重担不只压在我一个人肩上，它连接着我们每一个人。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春天。

那是个特别明媚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形成一块温暖的光斑。

正当我给母亲擦脸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是妻子赵淑芬，她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

＂淑芬？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不用上班吗？＂我惊讶地问。

＂请了一天假。＂她简短地回答，然后径直走进屋里。

妻子二话不说，开始收拾房间，擦玻璃，洗床单，打扫厨房。

她动作麻利，仿佛这里从未有过她的缺席。

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有些不知所措。

＂你...还回来住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停下手中的活，转过身，眼中有泪光闪烁：＂我想通了，咱们是一家人，应该同甘共苦。＂

那晚，我们坐在小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街灯一盏盏亮起，像是一条光明的河流。

妻子从包里拿出一本蓝皮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和社区资源。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她翻着本子说，＂咱们可以申请低保，还有社区养老补贴。我还打听到西边新开了家日间照料中心，可以白天送过去，晚上接回来。＂

＂那得不少钱吧？＂我皱了皱眉。

＂比养老院便宜多了，而且有政府补贴，咱们负担得起。＂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样，你就能找份活干，我也能安心上班，咱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们重新规划了生活。

我白天送母亲去日间照料中心，然后去街口摆修鞋摊；妻子下班后接母亲回家；周末，我们轮流照顾。

生活虽然仍然辛苦，但不再是孤军奋战。

儿子放假回来，看到家里的变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爸，妈，你们真棒！＂他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个暑假，他在家帮我照顾母亲，还找了份家教的兼职，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夏去秋来，冬去春又至。

母亲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总体上还算稳定。

她甚至能坐在轮椅上，让我推着去小区的花园晒太阳，看孩子们玩耍。

＂多...好啊...＂她指着嬉戏的孩子们，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邻居、朋友，时常来串门，给母亲带些小点心，陪她说说话。

张老板的理发店生意越来越好，但他每周都会抽时间来看看母亲，给她讲些新鲜事。

社区的＂夕阳互助组＂也越来越壮大，从最初的几家发展到了二十多家，大家互相帮衬，共渡难关。

母亲在我们的照顾下又活了三年。

临终前一天，她异常清醒，拉着我和淑芬的手，声音虽然微弱，却异常清晰：＂建民...淑芬...谢谢你们...＂

她看着窗外的阳光，嘴角挂着微笑：＂独木难支...群木成林...你们...学会了...＂

那天晚上，母亲安详地离开了，像是睡着了一样，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送走母亲后，我和妻子都松了一口气，却又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

那个需要照顾的人不在了，我们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张老板看出了我们的迷茫，拍拍我的肩膀：＂周师傅，您这么有经验，不如来帮帮其他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吧。＂

就这样，我和妻子加入了社区的志愿服务队，帮助那些和我们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

教他们护理技巧，分享我们的经验，或者只是简单地给他们一个拥抱，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如今，我和妻子都六十多了，儿子在省城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每个月，他都会带着全家回来看我们，小孙女缠着我讲故事，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们经常参加社区的＂时光互助会＂，和那些和我们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分享故事。

我常对年轻人说：＂照顾老人，不该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是一场需要所有人参与的接力。＂

有时，我会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那句话：＂独木难支，群木成林。＂

是啊，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当我们互相扶持，共同前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每当夕阳西下，我看着楼下广场上老人们和子女们一起跳舞、散步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那条曾经看不见的河，如今已变成了连接彼此的桥梁。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照顾老人，不只是尽孝道，更是传递一种爱的方式。

这爱，不仅流向过去，也流向未来；不仅在家庭中传递，也在整个社会中循环。

就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

来源：缘分的忝空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