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董之美，藏于材质之珍、见于工艺之妙、寓于意蕴之深。掐丝珐琅缠金缕，伽楠沉香凝古韵，紫檀嵌宝缀文心…… 诸器或撷自然灵秀，或承宫廷雅制，或载文人哲思，于方寸间展千年匠心淬炼。
古董之美，藏于材质之珍、见于工艺之妙、寓于意蕴之深。掐丝珐琅缠金缕，伽楠沉香凝古韵，紫檀嵌宝缀文心…… 诸器或撷自然灵秀，或承宫廷雅制，或载文人哲思，于方寸间展千年匠心淬炼。
此次春拍【玄览——重要古董器物】专场臻选明清重宝，汇集珐琅、沉香、紫檀、砚台等稀世珍玩，含旧藏之传承、宫廷造办之精工，邀君共鉴工艺至美。
lot 941
十四世纪
铜鎏金四臂观音坐像
尺寸：43cm.High;29.5cm.Wide
RMB: 800,000-1,200,000
备注：北京华艺国际，2021年6月4日，lot.1026
西藏铜鎏金
四臂观音是雪域西藏的守护神，藏人由老至幼家家户户，皆吟诵其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与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合称三族姓尊，代表大悲、大智、大力，为密乘行者人人必修的法门。四臂观音的造型每一庄严皆有所表，一头表通达法性，四臂表四无量心，身色表清洁无垢，不为烦恼、所知二障所障，双跏趺表不住生死，手印表不住涅槃。又中央二手合十捧摩尼宝珠表智慧与方便合一双运，另右手执念珠，表每拨一珠即救度一众生出脱轮回，左手执莲表清静无恼。
此尊观音造像头部、躯干和莲座比例协调，浑然一体，身型匀称优雅，四肢和胸部强调雄健之美，强烈的内在力度彰显无遗。造像结全跏趺端坐，主臂双手于胸前合十，右上手持有念珠（已失），左上手原应持莲花（已失）。面部呈方圆童子相，柳叶细眉微弯，双目低垂，小口紧闭，表情慈悲柔和。头顶高发髻，额际戴镂空雕花蔓五叶宝冠，正中冠叶为兽首驼花叶状，寓意深妙。大耳垂肩，戴圆珰，精美且巧妙，此类对耳环的刻画方式，显是深受尼泊尔造像风格之影响。肩宽厚胸，体态健硕，四肢丰满圆实，上身袒露，胸前饰项圈、璎珞，手腕处四道连珠纹钏镯，工艺细腻且美观。宝相庄严，装饰之处皆嵌绿松石，是西藏造像常用的装饰方式。四臂观音坐于束腰仰覆式莲花座上，莲座上下缘饰有连珠纹，莲叶宽大，莲瓣细长整齐，瓣尖内卷，为西藏造像成熟时期常见的样式。
十四世纪的西藏地区，本土佛教造像风格受到多重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尼泊尔地区造像风格对西藏本地的造像影响较深，是西藏本土艺术吸取尼泊尔等外来文化影响、并走向独立成熟的重要时期。此件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明显受到了尼泊尔艺术风格影响，尤其是佛像的面部和衣纹表现具有尼泊尔艺术的鲜明特点，在整体造型和局部细节上又融入了西藏本土的艺术审美元素。因此，可以判定此四臂观音像是一尊尼泊尔和西藏艺术融合的佛像艺术作品。元代时期，在当时西藏政治、经济和佛教文化的强大势力影响之下，尼泊尔造像风格逐步被西藏各大佛教寺庙学仿和吸收，并由此在西藏藏中地区形成以夏鲁寺、丹萨替寺为宗教和艺术中心的艺术风格。
此尊造像艺术特征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融合性，首先，面部表现可见尼泊尔艺术风格的影响；同时，此尊造像身体修长，肩膀宽阔，腰部纤细，身体姿态庄严，身体特征及莲瓣样式及整体具有鲜明的西藏本地造像铸造特点及审美意趣。从此尊造像来看，可见当时西藏的艺术特征来源丰富，不同地区的文化交融，本土造像技术日益成熟。此尊造像品相完好，质感古朴，为14-15世纪西藏造像的精品。
封底已开，可看到里面满塞多卷原装藏经书。
lot 939
清乾隆
御制铜胎画珐琅蝶恋花卉纹碗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尺寸：17cm.Diam;7.5cm.High
RMB: 600,000-900,000
备注：
1、张宗宪旧藏；
2、香港佳士得，2011年6月1日，LOT.3960
著录：《会心之赏﹒游闲之珍—香港张宗宪先生荷香书屋收藏雅玩特展》，苏州博物馆，2009
本品为清乾隆时期典型的宫廷造办处所制之品，属之珐琅作竭心制作。本品敞口外侈，弧壁深腹，至下渐敛，底承圈足，通体以画珐琅之技装饰，外壁于明黄色珐琅釉底色上，满饰缠枝花卉图，各式花卉娇妍华美，敷色丰富，枝叶翻转自如，内壁果绿地绘碗心绘折枝牡丹及翩跹的蝴蝶，釉料色阶变化柔和光洁，珐琅彩亮丽精美，画面层次分明，纹饰优美，呈色鲜明，底蓝料书“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铜胎画珐琅又称“洋瓷”，清人蓝滨南所著《景德镇陶录》有谈及“洋瓷窑”：“西洋古里国造始者着代莫考，亦以铜为器骨甚薄，嵌瓷粉烧成，有五色绘彩可观，摧推之作铜声，世称洋瓷。康熙二十三年（1684），沿海口岸开放海禁后，画珐琅技术被作为全新的西洋工艺引进清宫造办处开始研制。此时的画珐琅还停留在对烧造技术的控制掌握，体型小巧，品种单调，所用珐琅之色仅仅九种。
至雍正朝则开始注重花纹及器形之表现，画珐琅器的烧造无论是器形、胎骨、釉色，还是装饰画面的山水、人物、花卉等，均可称丰富多彩。加之雍正胞弟、任造办处总管的怡亲王亲力亲为，都使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工艺水准达到较高之境界。到乾隆时期，可谓集前两朝之大成，技术全面，做工恭整精致、装饰繁缛华丽。
古时明黄色属于黄帝专属之色，以明黄地为色画珐琅本就为宫廷最高规格，参考同品类明黄地铜胎画珐琅器物，可见香港苏富比2010年4月8日，LOT.1806,拍品一件 乾隆时期 铜胎画北京珐琅“富贵万寿”图三层提匣，同样以明黄为地，蓝料为款，着各色珐琅画缠枝花卉纹饰，以2750余万港币成交，另一例可见香港苏富比，2021年4月22日，LOT.3607，一件乾隆时期 铜胎北京画珐琅黄地牡丹图扇式酒壶，同样是以明黄为地，各色珐琅绘制牡丹花卉纹饰，最终以800余万港币成交，反观本品，绘画精细写实生动，珐琅彩亮丽精美，符合皇家气派。
lot 940
元末明初
铜胎掐丝珐琅葡萄纹冲天耳炉
尺寸：11cm.High;13.5cm.Diam
RMB: 350,000-550,000
备注：
英国John Spark先生旧藏英国私人收藏，现藏家于1965年1月28日购自英国著名古董商John Sparks，此前曾为伦敦中国艺术收藏家Max Robertson私人收藏。
《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纽约,1989年，图.35
1989年掐丝珐琅俗称“景泰蓝”，于元朝传入中国。最初或许是伴随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而来，元末吴渊颖曾写过一首咏大食珐琅瓶的诗：“西南有大食，国自波斯传，……素瓶一二尺，金碧璨相鲜，晶莹龙宫献，错落鬼斧镌。”此炉造型小巧别致，掐丝精细，花纹流畅。炉体为铸胎成型，视觉效果厚实，手感较沉。
器形原为鬲式下承三个乳丁足，其鎏金双龙耳及象型足皆为明代晚期宫廷后加的装饰配件。鎏金因年代久远已呈现返红的迹象，这也是一般老金会出现的色泽。主体装饰饰葡萄纹图案，藤叶自肩部向下蔓生，蜿蜒于器表，枝叶宽厚，边缘呈锯齿状，叶脉之中又以掐丝金线表现茎杆纹路，虽为装饰纹样，亦可体现叶脉波折之态。枝叶之下垂有数串紫色葡萄，葡萄果实圆熟饱满，呈现丰盛繁茂之势。
炉底缠枝花卉纹样，用红、白两色菊花缀饰，亦为破典型的元代珐琅纹样。葡萄有着『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葡萄纹在中国出现也非常早，到了唐朝已经非常的盛行，大量出现在铜镜、金银器上。元末明初时期瓷器、漆器和珐琅器亦喜欢装饰葡萄纹。
此件珐琅炉题材富于生活自然气息，色彩艳丽，掐丝流畅，质地细腻洁净，特别是墨绿、紫色釉质成半透明状，釉料玻璃质感极强，且品相保存完好，珍贵难觅。
此例掐丝珐琅葡萄纹螭龙耳炉之纹样十分典型，于清宫旧藏元代珐琅中可见数例相似者，有白地、蓝地两类。如故宫博物院藏一例掐丝珐琅葡萄纹三足炉，其颈部卷云纹，葡萄纹之布局、用色，皆与本品完全一致，惟其用白色珐琅釉填地，可资为参照。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 1》元明掐丝珐琅，
编号40
lot 942
明晚期
伽楠沉香木雕山水纹杯（一对）
尺寸：8.5cm.High×2
RMB: 600,000-12,000,000
明末清初，沉香木雕山水图笔筒此对沉香木杯取伽楠香上等老料为材，其木质坚密润泽，隐泛琥珀光泽。伽楠香自古为“众香之首”，结香需经数十年乃至百年自然病变与岁月沉淀，大料极罕，而能避开虫蚀裂纹、纹理匀净如斯者，更属万中取一。明清制器因沉香材质珍贵，多制笔筒、佩饰等小件，以成杯者稀见，成对流传且雕工精绝者，海内外公私立博物馆所藏不过十余例，足证其珍。
杯体依循“随形施艺”之古法，外壁以深浮雕、透雕、镂刻、阴线刻四重工艺交迭造境：山石主体以深刀劈凿，棱角如斧斫般劲利，复以细密阴线勾出层迭皴纹，拟南宋马远“斧劈皴”笔意；虬松主干采用镂空技法，于方寸间雕出前后三度空间，松针层迭八面出锋，根根挺立；溪涧水纹则以浅刀斜扫，借沉香天然油脂线拟水波粼粼，与山石硬朗质感形成妙对。尤见匠心处，在洞窟透光处的“借势雕”——工匠巧用木料原有疖疤孔洞，略施刀锋即成天然山隙，暗合文人赏石“瘦皱透漏”之趣。
整器集雕刻技法之大成，较之竹刻更显雄浑，较犀角雕愈见灵秀，可谓明清立体山水木雕的巅峰技艺呈现。杯身所雕隐逸图景，实为晚明文人精神世界的物质投射：山间草庐仅露半檐，暗喻“大隐于市”的哲学；沉香材质因自带“呼吸吐纳”的活性，久用后油脂浸润雕工线条，使山石肌理愈显温润，松针间隙渐生包浆，此非其他硬木所能企及。
据《云林堂藏品录》载，晚明竹刻大家江春波曾为吴门画派仇英后人制沉香杯一对，“以画理入刀，山分阴阳，树有向背”，后入清宫为乾隆帝所宝，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江福生制”款山水杯，其松石布局、点苔刀法皆与本品气脉相通，可资作参照。沉香杯成对存世本属凤毛麟角，而本品历经三百年仍保有原生木质清香，足证收藏者保存得当。近年市场所见明清沉香文房器，凡品相完整者皆以千万元级成交，2018年香港苏富比释出江春波制竹雕香笼，虽仅一掌之微，终以逾两千万港元易主。
此对杯器型宏阔、成对传承，更兼诗画雕三绝，实为收藏级文人艺术珍品，其文化价值与投资潜力，当与宫廷造办处沉香器并肩而立。
lot 943
清早期
紫檀嵌宝「玉堂富贵」诗文四方笔筒
尺寸：12.5cm.High
RMB: 500,000-800,000
明末清初，文人雅士对文房用具颇为讲究，除了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笔筒为书房必备陈设，往往是书房主人的品位心性的映照。这些用具除实用外，亦讲求艺术性。本品以紫檀为材，质地坚硬细腻，色泽黑褐深沈。整器呈四方形，不拘泥于笔筒常见的圆形。呈倭角方形，上阔下窄，四壁呈较小弧度内收，下承连体四足。
器型简洁素雅，端庄清秀，外廓线条挺拔柔美，倭角处转折圆润，较一般倭角工艺过渡饱满浑厚，兼四壁曲线内收，形成整体柔婉之艺术气息，寓圆于方，较四壁平直更易表达器物形态之美，确有增一分则拙，减一分则陋之感，符合清早期的造型风格及工艺特征。此一时期的器物造型，一改明末浑厚古拙之风，代之以轻巧俊秀、工丽婉约之貌，器物各部分之间比例协调，恰到好处。
笔筒口沿宽厚，线条处理严谨整饬，婉转相因，工艺精绝。一面运用百宝嵌技法，以白玉、红玛瑙、绿松石、珊瑚等名贵材质镶嵌玉兰花蝶图，一株白玉兰，一株红梅，交错向上探伸，花朵在舒展的绿叶锦簇下舒展自若，不远处一只蝴蝶闻香翩翩起舞而来。纹饰处理巧妙，静中有动，自然和谐。
另一面以白玉、青金石、红玛瑙、绿松石等名贵材质镶嵌喜上眉梢图，梅树吐纳新枝，白梅盛开，枝繁叶茂，喜鹊落于枝头，或欲将腾飞而起，将喜鹊活泼之态表现的淋漓尽致，更添欢乐祥和之感。笔筒另两面皆以嵌银丝工艺装饰篆书诗文，一面诗文：“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出自南宋词人陈亮的《梅花》。另一面诗文：“侵阶藓拆春芽迸，绕径莎微夏荫浓。无赖杏花多意绪，数枝穿翠好相容。”出自唐代诗人郑谷的《竹》。尾落“异公”及“珍玩”篆书方印。嵌银丝工艺精湛，布局严谨，层次清晰，银丝与紫檀木色泽对比醒目，明丽庄重，彰显优雅气派，极具典型的明末“周制”派百宝嵌风格。
明末清初诗人、书画家王撰
翻阅文史资料，“异公”二字是明末清初诗人、书画家王撰的字号。王撰（1623—1709）明末清初诗人、书画家，娄东十子之一。字异公，一字大年，号随庵、随訚、随老人、揖山居士、随叟，苏州府太仓（今属江苏）人。王时敏第三子。苏州自明末清初便活跃着一批以“周翥”为代表的能工巧匠，善于制作各种精工百宝嵌物品，而名满天下。晚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如雕百宝嵌紫檀等器，其费心思工本，为一代之绝。”相传除周翥之外，无人能制此类精工百宝嵌器物。
据明清典籍的考证：周翥，吴县（今苏州）人，活跃于明代嘉靖中期，然其确切生平不详。以其百宝嵌闻名。周翥之镶嵌工艺极为繁复，层迭错落，营造三维视效，又缀以金、银等贵重金属，屡创层次丰富之佳品。《尖阳业笔》中亦提到，周翥为明嘉靖年间宰相严嵩（1480-1567）所资助，其作品皆为权贵宫廷所拥，尤其严嵩被弹劾后尽归朝廷，鲜少流入民间，极为珍罕。周翥后人之作，纵清代盛世所出，论嵌料繁细亦鲜有出其右者，遵奉其独步工艺门派为“周制”。由此可推断，此件笔筒极有可能为王撰请周翥后人或“周制”派能工巧匠为其所制的文房用器，可谓珍罕之至。在各方面研究上极富有说服力，历史意义、文化价值极大。
lot 944
清乾隆
松花石葫芦形砚
款识：「乾隆年製」四字篆书款
尺寸：16cm.Long
RMB: 250,000-350,000
备注：“石仓斋”主人旧藏
本品为清代宫廷御用松花石砚，自康熙三十年后由清廷垄断开采，仅限造办处依旨雕琢，砚体巧作葫芦造型，砚池与砚膛相连，池逐渐内凹，膛宽广平坦，边缘起框，背部拱起，半个葫芦之形惟妙惟肖。砚台光素无纹，背面刻“乾隆年製”四字直排篆书铭款。
整体轮廓线条流畅优美，顶端雕倒挂蝙蝠纹饰，融合“葫芦”（子孙万代）与“蝙蝠”（福泽绵长）之吉祥意象，暗合“万代福”之皇家祈愿，形制与寓意高度统一，堪称宫廷文房“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典范。此砚集松花石天然之美、宫廷琢砚之精、帝王祥瑞之寓于一身，乃乾隆文房御器中的“隐逸之珍”，兼具历史厚度、艺术高度与收藏稀缺性，堪为文人雅藏之臻选。
原配黄杨木盒,工艺极精，颇为稀见。砚盒亦作葫芦形，盒盖雕有葫芦挂于枝蔓，仿佛正随微风摇曳，极富立体感。所雕纹饰与盒底相连，组成一幅葫芦满枝的祥和景象，浑然天成。葫芦多籽蔓生，象征皇室“子孙繁盛，江山永续”；其造型浑然一体，契合清代“一统乾坤”之政治隐喻。松花石质地坚润细腻，乾隆帝于《西清砚谱》序言盛赞其“品埒端歙”，更将康、雍、乾三朝御用六方松花砚列于砚谱卷首，可见在清代宫廷文房体系中的至高地位。本品形制与台北故宫藏乾隆葫芦砚如出一辙，足证其等级之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葫芦砚
lot 945
清乾隆
剔红锦地开光人物故事图四方笔筒
尺寸：13cm.High
RMB: 250,000-350,000
备注：“石仓斋”主人旧藏
出版：《三秀集 》石仓斋•精选文房珍品
剔红工艺据考始于唐代，成熟于宋元，发展于明清，若论工巧技和严谨细腻当属乾隆剔红。乾隆皇帝对于雕漆格外青睐，专设造办处承办皇家御用雕漆。此时雕漆生产全面恢复，并且不断创新，工艺精湛，式样繁多，形成了精巧华丽、严谨细赋的时代特征。
乾隆时期的雕漆器，在雕刻刀法上大体有两种风格，一种是既有元末明初浑厚圆润的特点，又具明晚纤巧细腻、刀锋显露的风格，往往一器之上既有磨工又见刀锋，多根据物体和纹饰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刀法。另一种是前所未见的崭新风貌，据档案记载，乾隆初年，弘历命在造办处「牙作当差的刻竹名匠从事雕漆，乾隆「三年十月十四日，传旨：雕漆盒若漆得时，交牙匠雕刻，钦此」以刻竹技法雕刻漆器，自然把竹刻那种奇峭清新、精致纤密的风格带到雕漆中来，影响所及，使乾隆雕漆立刻呈现出刀锋犀利精密，棱线深峻有刃，表现出锋梭之美的崭新风貌，所制雕刻之精，几乎无懈可击。
本品当为后者，即为清代乾隆时期宫廷御用之物，为剔红之臻品。此件笔筒为规整的四方形制，方口，斜直壁，上宽下敛，底承四方矮圈足，造型周正，精美别致，转折楱角分明，符合乾隆时期文房器具“雅正端庄”的审美标准。内壁及底髹光亮黑漆，外壁以剔红工艺装饰，漆质细洁，色泽亮丽。
通体满雕，每面起双棱线为缘，内填细密回纹锦地，开光内雕天、水、地三种锦纹地，上压雕山水人物图纹，分别有放鹤、作画、祝寿、间道等图意，图纹意趣淳朴，以表现出文人雅士风雅清逸，回出尘俗超然情操，人物刻画细腻，各具姿态，生动传神，在细节的处理上，奇峭清新，精致纤密，表现出乾隆雕漆新的时代风貌，堪称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典范。另外传世的剔红器中，多见盘、盒、瓶等器型，笔筒较少见，本品器形及雕工精巧程度均出类拔萃，是一件融合工艺与文人意趣，彰显皇家气度之文房珍藏品。
lot 946
清乾隆
菩提叶彩绘十八罗汉册页
尺寸：18cm.Long;22.3cm.Wide
RMB: 100,000-200,000
备注：
山中静逸（1822-1885）大阪美术俱乐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期香港佳士得，2019年5月29日，Lot.2702
注：本拍品处于保税状态
册页题签：萧承升罗汉册。信天翁题；钤印：月、桥。
日本木盒盖内铭：戊寅十月二十又八日，题于渡月桥雨景堂，信天翁题；钤印：月、桥。
山中静逸（1822-1885），号信天翁，为日本明治时代书法家、政治家。此十八罗汉绘像均以宝石颜色精心绘制于掌心大小的菩提叶之上，或站或坐，姿态各异，神态迥然，而又毫发必致，栩栩如生。“菩提”在佛教中是觉悟和智慧的意思，即指豁然开悟、顿悟真理，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以菩提树叶作画，象征有大慈悲之心。每幅画像依菩提叶形状不同，以宝石蓝勾勒填底，象征纯净无浊的光明世界。同以往十八尊者绘像尤为不同的是，此套册页还增加了天王和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四大天王分别手持琵琶‘宝剑’蛇和宝伞，掌管人间风调雨顺。观世音菩萨身着白衣，坐于莲花台上。所绘之图虽不足寸馀，但依然法像庄严，惟妙惟肖。
此册赋色瑰丽，品相完整，历久弥新，原由日本藏家精心保存，此时重现，孰为不可多得的宫廷旧物绘画珍宝也。
全球公私收藏中，同类菩提叶彩绘册页见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香港佳士得亦于2019年释出“18世纪 菩提叶彩绘罗汉图册页”，成交价高达62.5万港币，可资参考。十八罗汉画像图最早是前蜀简州金水张玄画的十八阿罗汉，其次是贯休画的十八阿罗汉，苏轼自海南归来，过清远峡宝林林寺见之，为之作赞十八首，每首标出罗汉名称，分别为降龙罗汉，坐鹿罗汉，举钵罗汉，过江罗汉，伏虎罗汉，静坐罗汉，长眉罗汉，布袋罗汉，看门罗汉，探手罗汉，沉思罗汉，骑象罗。
来源：沐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