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193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本书力图呈现以社联盟员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推进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经验，注重对郭沫若、李达、艾思奇、邓初民、王学文、沈志远、李平心等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进行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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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193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本书力图呈现以社联盟员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推进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经验，注重对郭沫若、李达、艾思奇、邓初民、王学文、沈志远、李平心等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进行深入阐述，以期展现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的早期探索和开拓性贡献。

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在上海宣告成立，这是当年在地下文委领导下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并肩战斗的革命文化团体。社联与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为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成立之初，中国社联就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的深入发展。社联《纲领》明确提出其主要任务是: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经济政治，促进中国革命；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三、严厉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五、决不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在党的直接领导和社联的有力推动下，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蓬勃发展、蔚为大观，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逐渐成为一支有组织的战斗队伍。社联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和补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思想成果方面，社联组织翻译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合办了《社会科学讲座》《新思想》《文化斗争》《社会科学战线》《书报评论》《研究》《社会现象》《正路》《社联盟报》等刊物进行革命文化理论宣传;撰写推出了《社会学大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众哲学》《新政治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新教育大纲》等一批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还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逐渐结合，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无疑是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有益探索。社联在推进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其中就包括郭沫若、李达、艾思奇、邓初民、王学文、薛暮桥、许涤新、沈志远、吴亮平、李平心、杨贤江、钱亦石、何思敬，等等。应该说，社联和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经验是宝贵的。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进程中，这些宝贵经验和精神遗产依然焕发着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今年是中国社联成立95周年。为进一步传承发扬社联优良传统，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划推进中国社联与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研究，力图呈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先驱们在探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经验。本书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初步成果，在对社联活动进行历史勾勒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注重对郭沫若、李达、艾思奇、邓初民、王学文、沈志远、李平心等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进行深入阐述，充分展现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建设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和经验启示，助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回顾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历程，对主要包括左翼文化运动在内的革命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当年，以社联盟员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正确方向，挺立时代潮头，创发思想先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出了他们的应有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步伐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本书编委会

2025年3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文化领导权问题和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多重结构——重识“社联”与“左联”之关系 陈舒遥 罗岗

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探索 王昆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大众教育实践——浅析1933年后左翼文化运动的“社会化”趋势 冯淼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 董家宁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构建 肖瑛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张远新

邓初民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王向民 龙方弋

王学文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 张申 程霖

沈志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沈开艳 徐昂

李平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初创 胡逢祥

附录:

南昌路上的左翼文化星火——“左联”“社联”与文艺暑期补习班 齐超儒 方宁 蒋晖

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周鎏刚

书摘一

艾思奇等开展大众化宣传：

从“社联”研究部到《申报》读书问答栏目

1933年底，“社联”改组吸收其外围组织“社研”“反帝大同盟”等的成员，将“社联”发展成更具群众性的组织。与此同时，“社联”研究部开展面向工农大众和专注大众日常的社会学研究与教育。1933年底由“上反”加入“社联”的艾思奇以及同年进入“社联”的柳湜等是这一时期掀起社联面向大众的社会科学大众教育的先锋。以往的研究注意到这一时期左翼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特别是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绳等人开展的新哲学大众化，以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作《大众哲学》的诞生。但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一时期“社联”与《申报》这一具有更广泛城市社会基础的进步刊物的联系及其重要性。正是通过《申报》开设的读者问答栏目等系列社会教育实体，“社联”提出的社会科学大众化得以呈现其内容和形式。《申报》的社会教育实体为“社联”的社会科学大众化提供了物质媒介。

艾思奇

艾思奇 1933年底加入“社联”后，担任研究部的负责人。针对当时国民党主导反动宣传舆论，艾思奇主持的“社联”研究部在 1934年 4月发布了一个“特殊问题”研究计划。这一研究计划意在通过对影响日常生活的问题或事件的研究，“提高群众对问题的兴趣和参加文化斗争的热情”，同时训练社联盟员“对现实的敏感性”。这些问题包括“白银问题”“统制经济问题”“货币改革问题”“国民党的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棉麦借款问题”“农村恐慌与都市失业”等问题还有哲学、政治方面的问题。另外，研究部认为这一研究计划应由“研究部和全体盟员共同实行。盟员对于未组织的群众，要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的研究结论去启发他们对问题的兴趣，为他们解答问题，说服他们对问题的偏见，诱导他们参加组织。这样，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才是有机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些“特殊问题”的研究和教育同时也是社联吸收和发展左翼革命文化组织的过程。

社联内部油印刊物《社联盟报》

然而，从社联内部的材料来看，这一组织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1934年 5月 30日研究部计划发布一个多月后，一封名为《关于研究部的工作计划的一个私见》的盟员来信指出，各盟员的理论水平“十分不齐一”，需要提高；另外，这一新计划提出需要“全体盟员共同实行”，这是做不到的。这位盟员指出，考虑到当时社联各部门的状况，时间和人力都十分有限，他认为研究部自身还拖欠此前工作尚未完成。从已经公布的社联内部材料来看，1934年 6月后，这系列“特殊问题”并没有在内部刊物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题目的研究性文章和通俗性的文章在 1934年下半年，在《申报》读者问题栏目和其衍生出的《读书生活》以及读书出版社的刊物当中陆续出现。

《读书生活》杂志

1933年《申报》与“社联”的重要联系人是倡导社会教育的李公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控制的主要城市北京、上海等有大量的爱国进步力量崛起。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反帝大同盟更是凝聚了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反日爱国的社会力量。这其中就包括 1930年 11月刚从欧美游历回到上海的李公朴。他认为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还主张通过社会教育启蒙民众。整体上，李公朴与同时期的陶行知理念相同。陶行知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大众“没有日子过了”，但中国的大众无法自然而然地正确认识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帝国主义间的联系。即使人们对二者的联系有所感知，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感知并不一定会发展为强大的集体意识。李公朴同样认为只有广泛地进行社会教育，才能把青年和成年人从愚昧中唤醒过来。他在 1932年到 1934年间创办了上海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还在《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基础上，开设《店员通讯》《读书杂志》等。

李公朴创办的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吸收了诸多“一·二八”以后聚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与艾思奇同年加入“社联”并进行社会科学大众化的柳湜。柳湜在湖南亲历大革命，在马日事变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组织营救被逮捕的中共党员。1928年长沙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被迫逃到上海，随即被捕入狱，在狱中组织文化支部开始系统研读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春出狱后，柳湜转向文化运动，同年加入“社联”。柳湜认为文化和思想“引导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经济生产关系的斗争仅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强调思想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认识自己的经历，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由此注重文化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柳湜担任“社联”内部的宣传工作，给工人讲课、做报告。与此同时，受党的委托，柳湜与上海文化界上层人士广泛接触、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李公朴，并受到邀请担任《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读书问答”栏目工作。根据“社联”盟员许涤新的回忆，《申报》“读书问答”的工作是“社联”盟员柳湜负责，因为《申报》的这个副刊很重要，而柳是秘密党员，因此，柳的关系由他出面联系。由于“读书问答”的影响日益扩大，读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柳湜向许涤新提出要求，要求“社联”派出一位有理论修养的盟员去支持这个副刊。“社联”党团组织考虑后，决定由艾思奇参加这一工作。艾思奇和柳湜起初并不认识，经由许涤新的介绍，两人成为同事。艾思奇 1933年底加入“社联”的同时，也由泉漳中学转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问答部从事编辑工作。

1934年底，由申报读者问答栏目衍生出《读书生活》杂志建立之时，“社联”的艾思奇、柳湜已经承担了读者问答等相关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和内容。前面“社联”研究部计划中提出的“白银问题”“统制经济问题”“货币改革问题”“国民党的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棉麦借款问题”“农村恐慌与都市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新哲学方面的问题都在《读书生活》中出现。例如创刊号“时事小品”栏目的《银子搬场》就是由柳湜创作的用文学故事和对话的方式解释 30年代民国“白银问题”的科学小品文。艾思奇主持的“科学讲话”栏目设计了系列哲学题目，用日常生活和通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哲学社会科学理念，破除封建迷信复古主义和唯科技战争论，比如“谈死光”“毒瓦斯”“生死问题及返老还童术”“如何研究自然科学”“失业闹乱子”等等。李公朴任《申报》的量才业余学校校长，艾思奇同时受邀担任教员并教授哲学，在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以及编辑部读者的交流过程中，艾思奇撰写了“哲学讲话”，发表在《读书生活》上，成为《大众哲学》的雏形。通过《申报》读者问答、《读书生活》杂志栏目这些社会教育实体，“社联”研究部的系列选题得到了呈现，而且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和受众。

（摘自冯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大众教育实践——浅析1933年后左翼文化运动的“社会化”趋势》）

书摘二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构建

李达

李达（1890—1966）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之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史学、法学、货币学等领域也做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考察“社联”与 20世纪 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发展，李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本章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分析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深入理解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潜往上海。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李达在上海继续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于 1928年与邓初民等创办昆仑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并亲自翻译和撰写了许多理论著作。 1930年夏，李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经“社联”党团书记、中共党员张庆孚介绍，到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1932年 8月，李达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并继续与“社联”的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他“讲授的课程名义上是社会学，实际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到校后，‘社联’盟员尹景湖、关毓芬便逐渐同他家建立了深厚的知心联系，相互之间无所不谈。李达教授讲课的特点是旗帜鲜明，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个别反动学生蓄意捣乱，但他仍然毫不改变，从容讲授。他虽然公开讲演较少，但非常关心革命运动，尹景湖、关毓芬每次到他家，他都很愿意听尹景湖等人谈左翼文化活动和一般学生运动。”

《李达全集》

《李达全集》于 2016年在他作为创始人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达 20册 1000万字之巨。但是，关于李达思想的研究成果，相比于他等身的著述，以及毛泽东给予的“理论界的鲁迅”的至高评价，还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从陈汝财对 1980年到 2020年相关的李达研究文献做的简单分类和罗列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概而言之，对李达的研究，有四个重要的点：一是生平研究，从早年的留学生涯到晚年的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二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这构成李达研究的主体；三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四是他的经济学、法学思想研究。在这些并不丰富的二手研究文献中，让人困惑的是，李达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的贡献很少被人关注，不仅 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著作对之鲜有提及——譬如，孙本文在 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对 20世纪 20年代到 40年代末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做了详细的梳理，而其中独独没有瞿秋白和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影子，而且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亦未曾关注他，迄今为止，除了一篇认定李达是社会学家的短文外，关于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而事实上，在皇皇巨著《李达全集》中，社会学的文章、译著、教材和著作占据很大的比例。我们先在这里对这些文献做一概览：

《现代社会学》

社会学总论。1926年出版著名的《现代社会学》；1928年发表《三民主义之社会学的研究》；1929年出版《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之基础知识》；1930年根据苏联作者卢波尔的《列宁与哲学——哲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的德译本，参照其日译本，将其标题改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翻译出版；1935年，出版作为北平大学教材的《社会学大纲》和《社会进化史》，1937年修改出版《社会学大纲》；1950年出版《社会发展史》。

社会问题。1921年翻译出版日本人高畠素之撰写的《社会问题总览》，该著作涵盖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工会、妇女问题等内容，是李达的第一本译著，也是他向国内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的起点。

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是李达关注的重要议题，自 1919年起，先后发表《女子解放论》（1919年）、《列宁底妇女解放论》（1921年）、《绅士阀与妇女解放》（1921年）、《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 1921年）、《社会主义底妇女观》（1921年）、《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1921年）、《女权运动史》（1922年）等文章； 1922年从日文转译了美国社会学者乌德（ Lester Frank Ward）的《纯理社会学》（Pure Sociology）中的一个章节，以《女性中心说》为题出版，1929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山川菊荣的著作《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是生育制度， 1922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安部矶雄的著作《产儿制限论》。

劳工问题。1920—1921年，先后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1920年）、《劳工神圣颂》（1920年）、《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1921年）、《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1921年）等文章； 1922年出版《劳农俄国研究》。

民族问题。1929年出版《民族问题》。

农业问题。1930年出版《农业问题之理论》。

民生问题。1928年发表两篇文章：《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

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李达不是一般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著作，还尝试将之用于对中国社会之分析，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之解剖》（1928年）、《中国农业人口之阶级的分析》（1928年）等文章。

李达不只是以笔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在讲台上讲授社会学。 20世纪 20—40年代，中国社会学方兴未艾之际，上海大学、湖南大学、北平大学也开设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编写教材、教授课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更具经验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一是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的瞿秋白，另一位就是李达。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亲自编写社会学教学大纲和教材，1924年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李达同时期在长沙和武汉的学校讲授社会学课程，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就是他在长沙的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教材。1931年，李达受聘担任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历史学系主任，1932年，他受聘北平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在《现代社会学》基础上多次修订和出版《社会学大纲》。

为什么李达研究者和社会学史研究者对李达的上述社会学成果都采取无视的态度？原因是多重的，下面四点或许尤为关键。

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边界不大清楚，社会学论述很容易被归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畴。譬如，李达的三本代表作《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被誉为“我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其中《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这些评价，暗含了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构成部分的预设。这一预设，其实也是苏联在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取消社会学的首要原因。也因为有这一预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的高阶声誉直接遮蔽了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声誉和经历。

第二，正如下文要引述的李达的观点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社会革命为第一鹄的，而李达所要对话的社会学以社会改良为使命，二者在实质旨趣上各不相同，故而在对各自性质的认知上也差之千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后者是唯心论的，后者则会认为前者的社会行动性过强，过于强调经济对社会和心理的决定性地位。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会自觉地通过批判“唯心论”社会学来确立自身的独特性和正当性，而后者则选择直接无视前者。

第三，相比于学院派，李达所说的“唯心论”社会学致力于不仅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建立规整的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研究模型，开展各种形式的田野调查，推进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经验的结合，成立学会，创办会议和专业期刊，希图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来理解中国。一言以蔽之，与创立托马斯·库恩所谓的“科学范式”不同，李达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如后文要说的以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唯心论来重建社会学，另一方面还是停留在为社会学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论，以及社会分析的阶级范畴，总之在学科建设上主要驻留于纲要层次。并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没来得及对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成就开展学术上的研究，也没有来得及开展具体的经验研究。这样，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社会学主张的经验取向有所隔离，其哲学味道更为浓郁。李达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 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中，他只是在社会问题章节表达了对中国社会问题之性质的大致判断，而未能以直接的经验资料来佐证。在 1937年为《社会学大纲》写的《序》中则很遗憾地说：“关于第六篇中国社会的研究大纲及材料等项，都已有了准备，只是无暇整理。但研究所得的结论，也不妨在这里略提几句。本书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至于中国社会，却自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绝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我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李达明确地认识到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展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性，但很可惜，他手头的工作太多，没来得及在这方面继续深入。

第四，与社会学进入20世纪之后已经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不同，李达虽然在讲堂讲授社会学课程，但从整体上看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者和传播者，他同时讲授经济学、法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各种课程，同时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这多重角色让职业社会学家很难将之视为同行。他自己其实对这一点也有清晰的认知，所以才在 1937年编写《社会学大纲》时留有遗憾。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对李达的研究，将他的贡献凝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解释和中国传播，民国时期的学院派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研究者又不知对李达做出何种定位才算准确。于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建构的独特贡献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来源：书香上海